被中共打造的“革命母亲”杨沫

文/刘晓

在中国古人看来,天生万物,皆有阴阳,阴阳和谐,天地皆安。男女也莫不如此。作为男子来说,要阳刚,要富有责任感;作为女子来说,则以和柔为美,内心能坚守、忍耐。至于被现代人视为“糟粕”和歧视女性的“夫唱妇随”,实则讲的是一种男女配合关系,男子要有担当,娶了别人要对别人负责。

古人在培养男孩子时就已经教授了这种意识;女子要相夫教子,温良贤淑。古代留下的“相敬如宾”“琴瑟和谐”“举案齐眉”等成语描述的就是夫妻之间互相尊重,互相配合,共同完成“齐家”目标的和谐状态。而女子在家庭中还有一个重要角色是母亲,一个温良、有爱心、耐心、善心、懂得如何教育孩子的母亲,孩子一定受益无穷。中国古代不少名人,都离不开母亲的教诲,像孟母三迁、岳母刺字、颜征在教孔子等。

然而,接受马列主义的中共却把中国人物质化,提出了所谓的“男女平等”,将女性像男性一样对待,女人要像男人一样走出家庭干革命,而这实质强调的是男女对立。其结果是不仅女人不像女人,不再温良贤淑;男人也不像男人,无承担责任的意识,无阳刚可言。在一个家庭中,双方互相都要争抢家庭地位,甚至斗到你死我活,家庭自然无和谐可待,子女也自然受到影响。更为可怕的是,中共打着“男女平等”的旗号,鼓励性乱,从延安时期到现在,中共不仅党内男女关系混乱,而且当今社会也是“笑贫不笑娼”,中国人的开放程度远超西方国家。

本文介绍的就是两个儿女笔下的革命母亲,从中我们可以切实感受到中共是如何扭曲了人性,如何将女人变得冷漠、强势且完全丧失了传统女性的美德。她们一个是《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一个是毛泽东秘书李锐的前妻范元甄。

认为孩子是累赘的杨沫

说到中共“红色经典”小说《青春之歌》,那可是影响了几代人。小说中的主人公林道静和余永泽,一个热衷革命,一个希望过宁静的家庭生活。最终,在中共的蛊惑下,林道静走出家门,抛弃了余永泽,走上了革命道路。据说林道静的原型正是杨沫自己,余永泽的原型则是她的第一个丈夫张中行,北大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

杨沫的儿子马波(笔名老鬼)在《我和我的母亲杨沫》一文中描述自己的母亲“有严重的欠缺”:不喜欢小猫小狗,不喜欢小孩儿。周末孩子一回家,她就抱怨太乱太吵。老鬼写道:在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地道里,发生过多起为避免敌人发现,革命的母亲把襁褓中的婴儿活活捂死的事情。这一情节,给杨沫留下了深刻印象,似乎也印证了一个道理:为了革命,为了生存,可以牺牲孩子。

杨沫曾生下5个孩子,因嫌弃带孩子麻烦,影响工作,因此有4个是找别人带的。她18岁生的第一个孩子在其产后12天,因农村闹霍乱,不敢多呆,就把婴儿留下,自己返回北京。结果这个儿子长到1岁半时,生病夭折。

她第二个孩子徐然,只喂了8个月母乳,也送回了河北农村老家。第三个孩子青柯是在1938年冬生于河北深泽农村,刚过满月,杨沫就出去追赶贺龙的部队,将孩子留在农村。以后不闻不问,直到8岁青柯眼睛被人扎伤,杨沫才把他接到身边。杨沫在1947年4月6日日记中也承认自己过去对青柯太冷漠了。

第四个孩子小胖,杨沫还想送给奶妈养,但因为当时中共地委领导提倡女性自己喂养孩子,她才被迫改变了主意,没有送出去。到生老鬼时,杨沫又将刚出生的孩子送回老家,找人喂奶。

对于自己的这种行为,杨沫说她尊崇卢梭,因为卢梭就把自己的亲生孩子统统送给育婴堂,一个不要。而共产主义的教主马克思的一些理论正是来自卢梭。

抚养孩子中冷漠的杨沫

在老鬼的记忆中,母亲的冷漠不仅仅表现在不喂养孩子方面,还表现在甚少管孩子,对孩子的事漠不关心上。如十几岁的徐然因住宿学校不习惯,一次偷偷溜了出来,走了整整一天回到家里。而杨沫看到疲惫不堪的女儿却发了无名火,用苕帚疙瘩狠狠打她,徐然用手挡护,结果手被打破流血。第二天,杨沫就找人将女儿送回了学校。

对于老鬼,从其四年级以后到初中高中,学校开家长会,杨沫就没有去过一次。在孩子长大离家远行时,杨沫不要说去火车站,连汽车站都不去,顶多送到家门口。

老鬼也从来没见过母亲周末为孩子们掌勺做饭,改善伙食,也从没见过她给孩子们收拾衣服,整理卫生。相反,都是孩子照顾她。为了省钱,杨沫常让老鬼穿用老家的土布做的衣服。别人都有向父母撒娇的经历,但老鬼和哥哥却一辈子不知道撒娇是何滋味。

老鬼还记得,母亲去苏联访问,到外地出差、参观、休养,从没有给他带过点什么小纪念品。唯一例外的是她从北戴河回来,带过几个海星和海螺。

当老鬼小时候生病肚子疼时,杨沫也表现的极为冷淡,无动于衷。直到几天后,老鬼已奄奄一息,眼看要不行了,她才让哥哥带着去看病。医生检查之后马上动手术,后来对家人说,老鬼的肠子都黑了,胀得快要破裂,再晚就没救了……当作完肠粘连的大手术后,老鬼在家养病,一天因点蜡烛玩火,烧着了窗户纸,被杨沫连吼带骂,抽倒在地上。这样的毒打,痛上加痛,让老鬼的心灵受到极大伤害,终生难忘。他哭了很久。

而这样的经历也曾发生在老鬼的哥哥身上。在三年“大饥荒”饿死人时,杨沫和丈夫买了不少高级糖、高级点心、高价营养品,但这些吃的都放在他们的屋,只供自己享用。他们出门就锁门,不容孩子染指。他们认为他们是老干部,有这待遇,他们比孩子重要,先顾他们要紧。他们也从不给孩子粮票。而老鬼和哥哥一直吃不饱,哥哥还曾在清华大学饿昏过。

老鬼心痛的写道:长这么大没见过母亲干过一件为孩子而牺牲自己的事。

文革中孩子与杨沫矛盾加剧

文革开始后,杨沫和丈夫成了审查对象,多年的受冷漠让老鬼潜在的对他们的不满大爆发。再加上受极左思潮影响,老鬼决心离家出走,到越南战场了此一生。于是才有捆绑姐姐,砸家里大柜,抢一笔钱的举动。这加剧了父母与老鬼间的矛盾。

后来,老鬼在内蒙古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被监督改造。老鬼曾写信向母亲求援,但常常是老鬼写四五封信,杨沫才能回一封信,还总是要他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当老鬼看到身边的知青母亲千里迢迢来看望时,别提多羡慕了。后来老鬼与父母重逢时的平淡,连来家的客人都觉得奇怪。

而对于老鬼在唐山军垦农场被整得几乎精神失常的姐姐小胖,杨沫也置之不理,最后是徐然将其接回,才恢复了正常。

至于老鬼的哥哥,父母因怀疑他偷了埋在地下的一千块钱,而大骂他是“白眼狼”、“愚而诈”。平时温顺的哥哥气愤之极,不知怎么迸出一句:“杨沫同志,你别这样冤枉好人!”不容孩子顶撞的杨沫于是立即与哥哥断绝一切来往。因哥哥没有去处,只得住在家中,但父母却与其一句话也不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一天,哥哥发高烧,连续几顿没吃饭,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棉被。父母却围坐在一旁的饭桌吃饭,视而不见,一句关心话也没有。

此后,哥哥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摔伤右臂骨折,举目无亲,给父母写信,但杨沫和丈夫依旧置之不理,直到5年后才恢复来往。

对于孩子们的婚事,杨沫同样甚少过问。家里四个孩子结婚,她或则反对,或则不管。而对待外人,她却懂得送礼,如给北京老战友的孩子买坐月子用的尿布等。

更让老鬼寒心的是,母亲对小胖的态度。文革中小胖被人杀害,5年后杀人凶手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但杨沫却非常大度,表示愿意放过嫌犯,因为他还有三个孩子。

不仅对孩子,杨沫与老鬼的舅舅、叔叔、姑姑等亲戚的关系也都相当疏远,极少来往。冰冷,不重亲情,是杨沫在家人面前的典型形象。 为什么母亲对孩子缺少爱? 拥有这样的母亲,老鬼不免思忖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母亲对孩子缺少爱?他认为,除了战争年代,确实有顾不上的问题之外,恐怕主要与长期以来中共大批资产阶级人性论有关。

中共建政后,五六十年代不提倡母性、母爱,人性被认为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而大加讨伐。冰心就因为宣扬“母爱”而受到批判。全社会提倡为革命不讲亲情——亲不亲,阶级分。因而孩子揭发老子,亲属之间划清界限司空见惯。

出身于中共所谓的“剥削阶级家庭”的杨沫,自然表现的更为极端,并将毛的“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教导浸到骨髓和血液中。于是,才有了这样的“革命母亲”:把革命、工作、他人放在首位,认为母爱越少越好,这才算觉悟高,思想好,对同事、熟人甚至陌生的外人都远比对自己的孩子关心和热情。在单位里笑容可掬,回到家却动辄打骂孩子,冷漠粗暴,照顾粗疏——谓之曰:严格要求,不娇生惯养。 在老鬼看来,那种对革命至上、工作至上、他人至上的狭隘理解和片面的极端教育扭曲了母亲的人性,而始作俑者正是中共。

杨沫晚年再婚,在特别重亲情的老伴熏陶下,也恢复了亲情。她不仅愿意与孩子相处在一起了,还时不时写信或通电话,问长问短。杨沫说这时候她才感受到了天伦之乐的幸福。她曾说道:“哪有不疼爱儿女的母亲?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亏欠了儿女们。”此时的老鬼才感受到了“慈母”的滋味。只是这样回归人性的“慈母”来的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