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美德之——忠孝节义(一)

中华传统美德之——忠孝节义(一)

文/静远

忠孝节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传统四字道德准则。忠、孝是中国古代社会基础性的道德价值观,与做人应坚守的“节”,与人类应遵循之行为标准“义”一起,成为主流社会观念文化。

数千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用以坚定自己的信仰和追求,砥砺自己的品格和节操,愈是沧海横流,愈是如此。从特定意义上说,中国一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就是一部气节与信念写成的忠孝节义列传,从中使人感受到传统文化经典的智慧,做人做事的真谛及古圣先贤伟大的胸襟。忠孝节义内涵博大精深,本文试作探讨。



“天下至德,莫大乎忠”、“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忠经·天地神明章第一》)。忠,乃是人对天地、真理、信仰、职守、国家及他人等都至公无私,始终如一,尽心竭力的负责完成份内义务之美德。

忠者,德之正也。从造字可见忠是存心居中,正直不偏,古以不懈于心为敬,故忠从心;又以中有不偏不倚之意,忠为正直之德,故从中声。“忠,敬也,尽心曰忠”(《说文解字》),人要做到竭诚尽责就是忠的表现。“忠”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涵与范畴。孔子提出君子行事以忠信为主,一次,他的学生子张问什么是可以到处都能行得通的办法,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意思是:说话要忠信,行事要笃敬,即使到了蛮貊之邦也会畅通无阻;反之,即使在本乡本土也行不通。

曾子曾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认为孔子一以贯之的道是“忠恕”。曾子还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意即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首先就是为别人做事是不是尽心竭力了?每日察照自己“忠诚”的程度如何。朱熹在《四书集注》中也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意即尽自己的心是忠,用自己的心推及他人就是恕,即所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待自己的态度对待他人。忠恕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

古时“忠孝两全”是对一个人的高度评价。东汉马融因有感于孔子写了孝经,而独缺忠经,因而补之,使忠孝的德行得以两全。《忠经》是系统总结忠德的专门经典,其中《天地神明章第一》把忠说成是天地间的至理至德。《忠经》对忠的含义、标准、目的作了全方位的阐释,并分章对人类社会各阶层应履行的忠道一一进行了阐述,上至君王,下至平民,须各尽其忠,同心同德,因此可感动天心,各种美好的祥瑞都来相应,这就是忠的力量所致。

《忠经》提出君王要“上事于天,下事于地,中事于宗庙,以临于人。《诗》云:‘昭事上帝,聿怀多福。’”意思是:君王要以他的德行去事奉天地、宗庙,并将其德行展现在举国百姓的面前,如诗经上所说“敬事上帝,无私爱民,就能获得上帝所赐的无量福份”。用这个“忠”的德行来保全国家,这就是一个明君的忠心所在啊!因此说“为国之本,何莫由忠。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动神明,而况于人乎?”治理国家的根本,哪件事情能不从“忠”这个字出发呢?

就臣道而言:“君子去其私,正其色,不害理以伤物,不惮势以举任。惟善是与,惟恶是除……忠臣之事君也,莫先于谏。”“忠谏”是让君王做符合公理的事,并且还要避免君王胡作非为,要直言以使其改过迁善,希望其德行更完美。因此忠臣的职守是要替大众维护正理,不仅是在对于君王的忠,更重要的是在对于天下众生的忠,他既不愧对自己的国家,也不愧对自己的君王,这才是大公无私的忠。忠臣重要的责任就是在规谏君王的过失,当君王有任何不对的事时,忠臣是不能不力争到底的,故云“从道不从君”。

《忠经》还提出了许多对后世忠德观念有深远影响的重要原则:“邪则不忠,忠则必正”,意思是一个充满私心邪念的人,必定不忠;一个忠心耿耿的人,心思必定是公正为大众设想的。“大哉,忠之为道也!施之于迩,则可以保家邦;施之于远,则可以极天地”,意思是伟大呀,忠之道,用在切近处,可以保全家国;用到了远大处,那股浩然之气充沛于天地之间,是可以扶正天地正气的。“惟天鉴人,善恶必应。善莫大于作忠,恶莫大于不忠。忠则福禄至焉,不忠则刑罚加焉。”指出上天明鉴,善恶必报。天下尽忠,淳化行也,可以导正每个人的心性,使人心向善。做到忠的尽善尽美、做到忠的极致,这就是古圣先贤的治道所在!

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中的“忠”绝不是“愚忠”,并非单指臣对君忠,更不是无原则的臣对君忠。在民众眼中,皇帝是“天子”,上面还有“天”。皇帝并非永远正确,所以才需要设立谏官指出皇帝的过失,同时中国的信史制度使得史官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士大夫可以“为帝王师”,皇帝做得好与不好是用儒家经典来衡量的。甚至在昏君无道的时候,人们可以起来去推翻他,一如成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不但不是不忠、不是大逆不道,反而是替天行道。

在对待君臣关系上,孔孟都是从相对关系切入的,孔子提出:“如果君王能按照礼来对待大臣,那么大臣就会尽心去做君所任命的份内之事。”大臣事君所采取的原则,应首先看君是明君还是昏君。子路问事君,孔子说:“勿欺也。而犯之。”意思是忠臣不欺瞒君王,但君王做错事,可以不惜犯颜诤谏的。孟子和孔子一样,绝没有认为忠是无原则地听从君王、上司之命,孟子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能勇敢地指出君王的过错才是忠臣的恭;能导君明德,避免不好的行为,才是忠臣的敬。孟子还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在《臣道》中说:“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墨子也提出忠臣应能正君王的偏邪,实行兼爱,不结党营私等。《左传》说:“上思利民,忠也”,指出“君王及官吏要忠于民”。

儒家提倡道统,指出人君应顺应天道,天子的行为应符合天的意志。儒家的天命观认为,天道规范一切。这种立场,形成了千百年来以儒家安身立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支撑点与道德力量。这种道德的自主性形成的社会舆论,就是所谓的清流,也就是社会上以儒家为本位的话语权。历代儒家士大夫知识分子正是运用这一话语权,来抵制帝王违反道统的行为,亦即忠臣“从道不从君”。

谈起“忠”的时候人们会自然想到历史上的那些名臣清官爱国将士如屈原、苏武、诸葛亮、魏征、范仲淹、包拯、岳飞、文天祥、于谦等等,他们忠于自己的国家,萦怀在胸的是民族大义,百姓的安危,这正是他们的忠贞之处。如三国时诸葛亮心怀济世安民的夙愿,择仁君而辅之,感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白帝托孤的信任,在《出师表》中写道:“……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他临危受命,忠心如初,独支大局,力挽狂澜,直至南中平定,百姓丰衣足食,后继续辅助后主渴望完成光复汉室的大业。他的忠于职守、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一直为后人所传颂。

南宋岳飞“精忠报国”的事迹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在金兵大举进兵中原之时,面临中原沦陷、山河残破、人民流离,岳飞力主抗战,率领岳家军抗金破敌,屡建奇功。他严于治军,体恤士卒,爱民如子,缔造的“岳家军”军纪严明,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著称,每战必胜,令金兵闻风丧胆,众元帅皆称赞说:“难得岳元帅帐下都是忠义之人,所以兀术屡败。”连金兵也不得不叹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然而奸臣秦桧却卖国求荣,陷害忠良,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岳飞“还我河山”的凛然正气及“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的爱国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千百年来,人们是多么怀念岳飞等忠臣良将,而对秦桧等奸臣又是何等地痛恨和憎恶,有诗曰:“万古共称秦桧恶,千年难没岳飞忠。日月同明唯赤胆,天人共鉴在清衷!”

忠的要点在于“一其心”,忠者,心无二心,意无二意之谓,董仲舒《春秋繁露·天道》说:“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儒家的忠所传示的精深内涵本身便是仁义。传统价值观中对“忠义”极力赞美,自《汉书》后,《晋书》、两《唐书》、《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都设有《忠义传》。尽忠确实是做人的根本,因此无论人们成就什么事业,要想真正做好,须臾都不能离开忠字。忠,既不拘于时空,也不拘于地域,推之古今而公行,放之四海而皆然。

续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