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明见网9月2日讯】一
我幼年是在一个偏远山村度过的，那是一段极为短暂的时光，它在我心灵幕布投射了这样一幅田园诗般的美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传统农耕方式；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淳朴民风；温馨自然、朴素和谐的乡民交往；不管富裕还是贫穷都被严格执行的传统“家规”……这种文化给我童年生活留下了梦幻般的色彩，刚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我从这种文化当中得到了礼仪训练和道德熏染，这包括尊重他人、孝敬长辈、对穷人富于同情心、帮助你能够帮助的任何人，不说谎，不张扬，平和顺遂……等等。
在我的记忆里，最值得回味的是大年初一早晨，把饺子端上炕桌以后，按照“规矩”先给爷爷磕头。父亲、母亲站在炕沿下面鼓励和威胁着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和哥哥十分窘迫，笑着，几乎是滚在炕上完成这一过程的。爷爷笑得满脸都是皱纹，连连说：“行了行了行了。”把几毛钱塞到我们手里作为压岁钱，这以后全家才聚拢到桌子周围吃年饭，吃饭是不允许说话更不允许吧唧嘴发出声响的，否则你会受到斥责。
我长大以后——整个社会已经由于连续的政治运动变得极为野蛮——严格说起来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突然发现幼年时代那种让人着迷的生活状态和准则都被古人写到了《三字经》、《颜氏家训》、《菜根谭》之类蒙学读物里，也就是说，我过的朴素无华的乡间生活其实是有渊源的，它就渊源于传统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农耕文化，这种文化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虽经战乱饥荒也还没有受到扰动，它就像空气一样氤氲着这个并不富裕但是充满了人性和道德的小小世界。
（顺便说一下，从章诒和先生的《往事并不如烟》中，能够嗅到一种目前已经极为罕见的贵族气息，它也同样渊源于这种传统文化，与我在乡间感受到的东西相比，只是处在不同层级而已。）
后来家乡开始和全国一样搞初级社、高级社，农民的土地被“国家”掠夺，私有制寿终正寝，与之对应的文化也就扭曲了，变形了，再经由完全疯狂了的“大跃进运动”，它终于在一个被政治折腾得丧失理智的所谓“礼仪之邦”中解体，轰然倒塌成为一堆齑粉。从此，中国人过上了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相同的生活。
我现在也经常回家乡去看一看，目前那里竟然发展到猪被仇家毒死、果树被嫉妒的人砍斫、房子被人点燃烧得趴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关在高大院墙里面的牛竟然也被人不留痕迹地偷走——据说是把两根长杆架在院墙上，一头伸到牛肚子下边，另一头用重物拉拽，结果牛就被橇起来，悠扬地滑落到院子外面；为了几分承包地，兄弟姐妹反目为仇；讲究孝道的乡间，竟然也出现了不豢养父母、不给父母饭吃、甚至殴打父母的事情……偷偷信奉基督教的乡亲们跟我低声数落很多很多闻所未闻的人间罪恶，吓唬我说世界末日就要到了，这些有罪的人都将被上帝审判。
这还是我记忆中的家乡么？不是了。
礼仪消失了——在“真”消失的地方，“假”必然横行，在“假”横行的地方，人必然虚伪，于是，人与人之间传统的交往原则被尔虞我诈、唯利是图、虚情假意所替代，社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机理；道德滑落了——人们不再认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仅对自己同时对他人也承担着义务，一个不能从社会得到温暖的人也不可能用温暖的目光看社会和他人，这样的个人必然会成为中心，在一个到处写满了“我”的地方，卑鄙和罪恶将应运而生；宗教情怀瓦解了——不相信鬼神当然也就不相信报应，不相信报应也就无所谓善恶，人们既不想往天堂也不害怕地狱，就像在丛林中穿行的野兽，一切都服从于存活下去的目标，包括虚伪，包括妥协，包括出卖，甚至于包括杀戮。
我常常想，假如孔子活到现在，老人家会作何感想？他同样会像对他所处的时代那样感叹“礼崩乐坏”吗？面对这样一个不让人称心的世界，老人家何去何从？是无可奈何地“乘桴浮于海”远去，还是因为“道”的遗失而在广袤大地上哀号？如果有人安排让老人家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并让他写出学习心得，他将说些什么？如果我们有幸成为他的弟子，这位诲人不倦的老师会发给我们一篇并不使用的讲义而另外发表一套颇有政治风险的说辞么？或者……老人家和我们这些肉眼凡胎一样只看到鼻子底下三尺的地方，屈服于生存需要，出于全家老小生计考虑，也按照社会的标准模式给我们讲述苏东巨变导致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暂时严重挫折？没有人知道。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道德状态，归根结底是由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在一个人与社会、“家”与社会没有明确边界的地方，家庭的传统礼仪和所谓的规矩必然溃解；在田产不再属于个人的状态下，偷盗自然会成为常态——在一个曾经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地方，偷盗这种为人所不齿的行为竟然司空见惯，你还想像不来必将会发生其他更为严重的罪恶吗？你能阻挡住社会的这种急遽演变吗？
你不能，谁也不能。
二
个体记忆与历史记忆在一定条件下会交汇成为同一条河流，我对于历史的见解就来自这种交汇——交汇很多，我只说其中的一次交汇，即眼前这个世界对我的精神世界产生第一次冲击的那次交汇。
事情发生在“大跃进运动”期间。关于这场运动，历史记忆是这样的：这是发生在1958年的中国在经济建设中以高指标为主要标志的运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思想开始出现，1958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说1956年中央领导人纠正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偏向是右倾，使6亿人民泄了气。《人民日报》1958年2月2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同年3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运动已经出现”，要求修改2月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经济计划，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6.1％调高到16.2％，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10％调高到33％。至此，经济建设离开了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轨道，一场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被发动起来了。
“大跃进运动”的主要标志是在经济建设各个领域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估计当年粮食产量从1957年的1850亿公斤增加到3000-3500亿公斤。基于这种过高的估计，会议要求各省、自治区党委把工作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并正式决定和公开宣布1958年的钢产量要从1957年535万吨增加到1070万吨，全国随即出现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实现钢产量1070万吨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农村不顾秋收大忙，抽调5000万劳动力炼钢，城市机关、团体、学校以至街道居民都支起炉灶大炼钢铁，在这个过程中，违背科学、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在权力作用下盛行起来，老百姓被盲目驱使，成了没有权力主导就不会种庄稼的庄稼人、不会生产产品的工人。
1958年11月-1959年7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觉察到大跃进运动中出现“左”倾错误，在着手纠正“共产风”的同时，强调要反对浮夸冒进，对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作了较大的缩减。但是，由于毛泽东个人的需要，在1959年8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终止了正确的方针政策，竟然决定决定开展反右倾斗争后，一度有所收缩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再次泛滥开来。
直到1960年冬天，中共中央才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正是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给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带来重要影响、甚至改变许多人人生方向的“大跃进运动”在寿终正寝。
用上述粗疏抽象的方式无法复制生动鲜活的历史记忆，因此，我们还需要一些具体的事实材料来做补充，我只说对我认识世界产生作用的部分，即严重的浮夸风和它对我的家乡的影响。
我先从宏观角度引述一些数据，这些数据都是从当时媒体报导中得来的——
1958年7月份，从农业战线传来喜讯，湖北省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早稻亩产达到15361斤；农业部公布夏粮产量同比增长69%，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出40亿斤；1958年10月1日《天津日报》报导，天津市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达到12万斤，毛泽东主席神采奕奕地前来视察，从此新立村在全国名声大噪，参观者络绎不绝；10月8日和10日两天，《天津日报》又分别报导天津市双林农场“试验田”亩产稻谷126339斤，放了一颗“卫星”，再次轰动全国；随后，保定市徐水县一亩地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全县粮食平均亩产达到2000斤的高产“卫星”，毛泽东主席再次于1958年8月4日到徐水县视察，对徐水县取得的成绩大加赞许，徐水县和天津市新立村一样一夜之间全国闻名，成为“大跃进运动”中一颗耀眼的明星，各地党政领导干部也纷纷前来学习取经。
我年幼，不知道家乡县、乡领导是否到天津市或者保定市参观取经，但是此类事情在今天不难想像，因为所有人都生活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之中，人做什么事情在很多情况下是社会的选择而非自己的选择，所以我有理由认为县、乡领导同样受到了天津市、保定市那些用谎言树立起来的典型的欺骗或者说影响。
留在我记忆之中的一件日常事件，也从另一方面佐证了那个偏僻遥远、民风淳朴的小山村同样的确受到了谎言的侵扰。
有一天早晨，村子里突然人声鼎沸，伴随着鸡鸣狗叫，就像来了狼一样。母亲从外面跑进来，对爷爷说：“打狗了！”我从来没有见过母亲如此慌张惊恐，马上吓得“哇”一声哭起来，母亲把我拢在怀里劝哄，我抽噎着看爷爷。爷爷似乎并不惊奇，仍旧像以往那样表情沉郁，缓缓地说：“打就打吧！”这差不多是一种决绝的态度了。
爷爷为什么决绝？原来，我们家有一条大黄狗，忠诚老实，就像家庭成员一样，爷爷尤其喜爱它，经常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拿给它。最初听说要打狗，爷爷本能反应是把大黄狗藏在什么地方，让它躲过这一劫，风潮过去再说。但是全家人在一起咳声叹气了整整一个晚上，最终还是认为这不是办法——那时候我的家乡还有狼，经常到村子里偷吃猪鸡之类老百姓豢养的东西，所以几乎所有人家都养狗，我们家的大黄狗更是人人皆知，你能把它藏到哪里去？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么？再说，父亲是村干部，本身还负有带头的责任，怎么能打别人家的狗反倒把自己家的狗藏起来呢？所以，事情就在爷爷和全家人极度焦躁与沮丧中放了下来，没想到三天以后劫难就来了。
爷爷说“打就打吧”的时候，大黄狗就踞蹲在炕沿底下，用富于人性的目光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好像很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它能不能做一点儿什么？人都无可奈何，一个畜生又能够做什么呢？爷爷下炕，蹲下身子，摩挲着大黄狗，大黄狗受到抚爱，欢快地摇着尾巴，嘴里呢喃有声，俨然在与人进行没有任何阻碍的交流……就在这个时候，院门被撞开，一伙拿着镐头和木棍的民兵闯了进来——这些平时关系很好的乡亲，由于被赋予了执行国家意志的职能而变得粗野起来——大黄狗不以为祸端将至，甚至都没有叫唤一下，等着来人向爷爷说明情况。
爷爷紧闭住眼睛，挥了挥手，然后坐回到炕上，倚靠着被垛，把双手揣在棉袍袖筒里，紧紧闭上了眼睛。一个拿绳子的人准确地把绳子套在大黄狗脖子上，拖到了院子里，随后就传来铁镐和棍棒噼哩啪啦殴打的声音，传来大黄狗一阵阵撕心裂肺般的哀鸣……我在母亲怀里没命地哭嚎，母亲拚命搂抱住我，我感觉她的身体在颤抖。没过多久，院子里就沉寂下来了，大黄狗被拖走了。
为什么要打狗？我后来才知道，这种没有人质疑没有人反对的暴行仅仅是为了沤肥，为了增加红薯产量，为了放一颗白薯亩产达到多少多少斤的卫星！
随后发生的事情是：村子中央架起十几口大锅，日夜不停地把被打死的狗烹煮成肉汤，似乎还有共产党、共青团、突击队之类组织的旗帜在猎猎飘舞，成年人有的在砍伐村中央生长了几百年的大树，有的用斧头把树干劈开，有的把木柴插到大锅底下，一闪一闪的火光中，人影幢幢，穿梭忙碌，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血腥味儿和神秘恐怖的气息，我躲在很多孩子中间，大张着嘴，连大气也不敢出，紧张地看着这个莫名其妙的大人世界。狗肉被烹煮成汤以后，分别盛到大缸里等待晾凉，凉了以后由青年突击队排队用水桶担到村西头最肥沃的地里，浇到红薯秧子下面，然后由匍匐在地上的妇女用手掩埋好，就像掩埋下一颗颗巨大的希望的种子。
这件事是不是大张旗鼓上了县报或者省报，县、乡领导是不是因此得到了很大的荣誉，我不得而知，但是在那样一种狂热的社会气氛中，我敢肯定打狗和把狗肉汤作为肥料娇惯到白薯下面，一定是得到鼓励和赞赏的行为。
一种行为当然要导致一种结果，打狗煮汤的结果怎样呢？结果是：被架起来的白薯秧子长到树那么高，而秧子底下的白薯就像小孩子的鸡鸡一样大小。
这就是全村一百多条狗命换回来的东西，这就是全村人家忍受失去几乎相当于家庭成员的痛苦换回来的东西，用社会学术语说，这就是私人生活空间被公权力强行挤占以后换回来的所谓“公共利益”。而这一切都是在“大跃进运动”的政治谎言和亩产达到多少的谎言覆盖下发生的，从显现的意义上说，它是我们社会的一种常态。所谓“常态”，就是无人质疑，无人指责，仿佛一切都是应当发生的——国家意志自然可以消解任何质疑、任何指责，这是谎言之所以大规模存在的保证，没有人能够动摇这个保证，山沟里的老百姓更不能。
失去大黄狗，爷爷总是低垂着眼睛静坐在炕上，眉宇间仿佛凝聚了千古忧愁，成天不说一句话，隔一段时间就发出长长一个“唉”字……这件事如此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其实全部是感性的东西，它所深含的历史意义是后来才被补充进去的。也正因为如此，所有我上面列举的数字就都不是抽象的了，我知道那是国家编造的谎言，这种谎言侵袭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失去本性，失去天真，失去真诚。
经历了这件事，一个孩子的稚嫩心灵也感觉到世界发生了变化，它再也不是那个让我着迷的世界了，我对它充满了恐惧，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情，对于弱小个体来说，尤其如此。
(9/2/2008 4:42:00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