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见网2月24日讯】上访村成为传播九评和退党基地文 ◎ 冯长乐
五十年党龄老革命，山东农民宣告退党。
关于上访村这个中国冤民集结的大本营，流传着许多感人故事。每一个故事的背后无不充满血泪和辛酸。几年来笔者接触了众多访民，他们的遭遇和经历不仅见证了专制独裁的暴虐，同时也是对这个制度的控诉和鞭挞。
退党大潮的出现和《九评共产党》在中国的流传，驱散了上访百姓心中的阴霾，使他们见到曙光，绝望中重新升起新的希望。而北京的上访村也变成了传播《九评共产党》和劝三退的基地，不仅如此，上访民众在离开北京回到家乡的时候，也把《九评》和退党运动带回家乡，使之传遍中国。
发生在北京上访村的的故事令笔者记忆犹新。在辞旧迎新的时刻，送上对他们的祝福和思念。
上访村公开退党的老人
二零零五年春天，笔者间接收到来自北京上访村曹炳炎老人的控诉信和三张照片。当时笔者看到照片，顿感强烈震撼。
第一张图片是一个表情坚毅、留着长胡须、手持拐杖的老人站在暗红色高墙下，双手举着写有“我退出加入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共”的对开报纸。
这位老人名叫曹炳炎，是山东省聊城市莘县十八里镇大常庄村村民，当时已经七十高龄。十八岁参军，二十二岁加入共产党。经历了战争岁月后复员归乡。他苦恼的是，“解放”五十多年了，怎么村民的日子越来越穷？村干胡作非为、欺男霸女、损公肥私，地痞流氓、贪污犯、盗窃犯、拐卖妇女的人都入了党，当了村主任，村官利用吃喝拉拢，封官许愿，维护自己的利益集团，不顾农民死活。大肆出集体土地，从中渔利，而农民苦不堪言，无人过问。他忧心重重，对党也没了信心。
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曹炳炎遭到村主任常新华报复，暴力殴打、还将粪便倒在他头上，并趁机夺过拐棍，猛抽曹的腰腿部、眼部，曹炳炎当时就昏死在公路上。
然而村干故意伤人没有得到应有惩罚。曹炳炎上访北京控诉，再被截访无理殴打。北京公检法机关人员的不作为，让曹炳炎对这个社会十分心痛。
此时一个北京访民告诉他退党正在中国兴起，退党人数马上达到一百万的消息时，老人激动不已，毫不犹豫的说“请马上帮助我退出，退党是我最大的心愿，我早已经看出这个党没救了。我被他欺骗五十年啦。” 老人借来笔墨和几张废报纸，郑重写下退党声明并签下自己的名字。为记住这个特别的日子，他在上访村留下此照。不久他便离开上访村回家乡去了。后来他们村里不少人也退党了。
第二张照片也是同一地点，站着几位访民，他们每人手里举着对开报纸，或一字排开，或组成梯行展现一组标语“庆祝百万退党还我人权”。
百万人退党前夕，北京访民拉起横幅预先庆祝。
与山东访民曹炳炎老人站在一起的这几位勇敢的访民，笔者至今也不能知道他们姓氏名谁，何方人士，但可以肯定，他们是上访村最早公开提出退党和支持退党的访民。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勇气，为这个时代、为上访村的历史留下了最珍贵的历史见证。
传《九评》促三退 访民一马当先
二零零五年三月一个老上访，主动给笔者发来中国军工系统四十六名党龄从三十至五十年的老干部，他们宣布集体退党的声明。声明中说：“我们这些人已经没有交党费超过四年。我们都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历史。反思这些年我们做了什么？过去国民党没有做到的我们（共产党）全做到了，我们（共产党）不让人民做的坏事，我们（共产党）全做了，我们虽然醒悟的晚，但是是最彻底的。有人说，像我们这部份人绝对不能退党，即使不交党费也不能让他们退党。这不成了黑道了吗？只能进不能出，简直就是黑社会组织。”
军工系统四十六名老干部宣布退出中共。
在征签的时候，让这位访民最难过和感动的是，一位身患绝症、躺在病床上身体上插满各种管子、奄奄一息的八十岁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同意退党，并由家人代理在退党声明中签字。记得这位访民曾经说：当时他看到海外《大纪元》网站刊出的《九评共产党》后，非常兴奋，看了一评，想二评，每天都在期待，心里顿时亮堂起来。放下了上访的念头。开始集中精力传播《九评》促三退。他把自己认为可以启发访民思想和觉悟的一些章节列印复制，给访民传看。
开始有的访民害怕不敢接受，说要掉头，这样自家冤屈没得到伸张，再看这东西，万一被共产党逮着，命不就没啦？他就给访民讲道理，讲《九评》里的内容，让访民知道自己苦难的根源。
由于兴奋，他自己借了一辆单车，带着一些资料，到新华门、翠微路的一些深宅大院，是凡有武警把门的地方，都是他的投递目标。把事先准备好的《九评》资料，投入高墙内。然后飞快离开。之后因身体状况不好，改用邮寄。他从上访村里购得一本国家机关通讯位址，邮寄《九评》和退党资讯。为此，他每天三顿饭都吃馒头、咸菜，为的是省钱以便买墨水、打印纸和邮票信封。
他曾经告诉笔者说：“《九评共产党》出版后，中国大陆的民众就开始私下争相传阅《九评》，宣传《九评》。朋友、家庭聚会也在谈论《九评》。过去我们一见面问：“您吃了吗？”后来是：“您上网了吗？”现在一见面问：“您看《九评》了吗？”
《九评》随访民扩散到全大陆
这位访民说：“不是只有我这样做。”上访村民众也在自发列印《九评》复印散发。后来地摊上也出现访民偷偷卖《九评》。上访村公厕墙壁上、小平房外边甚至火车站经常看到退党告示和怒骂共产党的檄文，《九评》给上访百姓带来希望的曙光。《大纪元》网站开始出现退党大潮后，很多访民觉悟了，同意三退。一些访民回到家乡后，还带动那里的三退。
二零零六年，这位访民在北京遭到中共秘密逮捕，并受到残酷迫害。
目前中国人民声明三退已经超过三千万人。在北京的访民已经开始自发成立退党中心，群体退党热潮正在涌现。同时很多访民已经不再风尘仆仆长年累月跋涉在白山黑水、滚滚黄尘之中，而是暂时告别上访村回到家乡，开始推动民众三退。
国务院、人大信访两办第一道门：平时这里的胡同两旁坐满了截访便衣，访民们被他们打得哭号连天。
一个访民说，生而为中国人，最大的痛苦不是缺衣少食，不是缺医少药，不是被冤打冤杀，而是没地方说理。含冤受屈却没地方说理，有哪个国家政府是这样的？老百姓活着有意思吗？有人就选择了死。那可不是他愿意死，是被逼的走投无路了。谁逼的？是共产党，一切罪恶和苦难都是这个制度这个党造成的。上访村的历史就是人民遭受迫害的历史见证。与山东访民曹炳炎老人站在一起的这几位勇敢的访民，笔者至今也不能知道他们为何方人士，但可以肯定，他们是觉醒了的访民。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勇气为这个时代、为上访村的历史留下了最珍贵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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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红朝暴政的上访村画家宋建民
文 ◎ 冯长乐
被砸断一根肋骨的宋建民。
在采访的访民中，一位来自甘肃清水县的失地农民宋建民，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他的画作，时常出现在笔者脑海。
二零零五年的一天，笔者电子邮箱中收到几封特殊信函，原来是被称为‘上访村画家’宋建民的画。他用连环画的方式记录了他在当地被剥夺土地和房产的经过。同时还有几幅速写，记录了新华门武警对他施暴的情景。看到这些画，仿佛让我感受到那些毫无人性的流氓警察的铁拳给他瘦弱身躯造成的剧痛。
宋建民二零零四年上访北京，遭到信访口工作人员的刁难和鄙视，他感到绝望。于是以死相拚。他只身连续三次前往新华门，要找党中央对话。一次他与阻拦他的武警发生冲突，遭到武警群体痛殴，武警残忍的用枪托砸断他的肋骨。
他带着伤痛，将这一幕幕施暴过程用画笔展现出来，画作在上访村广为流传。一时间他成了上访村访民谈论的“焦点”话题。“上访村画家”头衔也由此而来。上访村民众将他的作品辗转传到笔者手中。
农民画家宋建民画下了当时被新华门和公安警察对他施暴的情景，成为在这个暴政下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珍贵历史纪录。图中写道：这是活生生的事实，就发生在新华门。
二零零四年年底，他在上访村失踪，后得到消息，他被公安抓捕，遣送原籍，遭到劳教三年的处罚。为纪念这位画家，笔者曾写下《农民画家笔下的新华门暴力》一文。三年的牢狱生活即将结束，身陷囹圄的日子怎样度过的？笔者只能默默为他祝福。
在北京丰台区东庄有一条狭窄又潮湿脏乱的巷子，两旁搭了一些简易的临时帐篷，这里曾住着大批从中国各地前来北京上访的民众，因这里聚集了大量的访民而被称为上访村。在通往中共信访处的一条长长的死胡同里，隐藏着无数上访百姓的申诉哭嚎及悲惨经历。======================================
我认识的几位访民
文 ◎ 古清儿
随着北京南站上访村完全的被拆毁，北京政府严令禁止将房屋租给上访人后，露宿北京街头的访民更多了。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住在北京的王叔，他是位退休工人，他对访民的遭遇非常同情，常常到上访村关心和送些旧衣服给访民，帮访民免费列印一些申诉材料，和访民成了莫逆之交。他说：“江泽民正式掌权之后，受迫害的案件特别多，也是上访最火爆的时候，上访的都是没钱没势的人，冤假错案都发生在社会最底层的人，都是法院和贪官污吏欺压百姓造成的。”
王叔感慨：以前的冤假错案大多是政治斗争的结果，现在是完全违背了人伦常理，夺你的地，抢你的房屋，为了钱，不择手段盘剥和欺压百姓。访民上访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求国家赔偿，说白一点，就是要钱来了，给钱了也等于道歉了。
通过王叔，我认识了不少访民，每人背后都有令人触目惊心的悲惨经历，希望在北京能碰到包青天为他们昭雪冤屈，主持公道。
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
由于长期上访，他们没有任何收入，就靠乞讨和捡垃圾为生，露天栖身的到处都是。在上访村，访民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在寒冬的北京，随处可见访民蹲在墙脚下、睡在马路边、桥洞下，一件塑胶布就是被子，熬过一个个漫长的夜晚。无论是生活水平或是社会地位，他们都是一个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
让王叔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在二零零四年一月，那天正下着雪，很冷，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想进去南站后车室过一晚，因穿得太破烂，被工作人员赶出来，第二天，就被发现冻死在车站外面的雪地里，死的样子看起来，睡的很熟、很熟。
访民给我寄来的录像中，看到一群群访民站在摄像机前，有的穿着状衣，有的举着写着自己冤情的材料，大家都很想诉说自己的冤案，一会儿响起了一片哭声。闻者为之心酸，可以看出他们的悲痛与无奈。
一些人说访民无知、水准低，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别看他们穿得破破烂烂。为了讨回公道，很多访民都自学法律，把法律条文都背的滚瓜烂熟。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今年十岁的曹小龙，妈妈因医疗事故死亡，当时小龙只有一岁半。父亲曹福林因被同村村民曹孝军抢走了治病的现金，当地不解决，反被打残，从二零零一年开始，他爸爸就带着三个孩子进京上访至今。
二零零二年曹福林被当地以“妨碍公务罪”秘密判了两年刑，期间他的三个孩子失学、流浪乞讨。在寒冷的冬天，曹小龙的小脸被冻得红通通，别看他年龄小，但对家中的案件说得头头是道，也显得比同龄孩子成熟。
曹小龙说：“我大姐姐在上访中被绑架了，至今生死不明，我们很想念姐姐，现在饭也吃不上，一家睡在马路上，没办法上学，希望有好心人能帮我们，我们很想读书。”
听着他和姐姐曹玉霞的诉说，我眼中泪水不自然掉下，和他们这么大的孩子，很多还在父母身边撒娇。但他们却过早看到这个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平，心灵受到多么大的创伤。
上访村的售报童
二零零五年八月，封西霞的女儿举着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照片和其他失学的孩子们摄于上访村。
二零零六年在上访村有两个失学的售报童格外地引人注目，他们是陕西西安下岗工人封西霞（音）的孩子，随母上访。有一次早上，王叔看到她们在街上卖报，姐妹俩看着同龄的孩子正在上学，眼里流露出羡慕的眼神。王叔说：“顿时觉得自己无法接受，同在一个蓝天下，人与人区别这么大。日子虽苦，但她们脸上还是保持着灿烂的笑脸，我给了她们十块钱，听着她们高喊：‘爷爷您要回家了’，心里更是不舍。”
封西霞在上访村曾遭到警察暴打，屁股都被打肿了，看到当时被打的照片及二个孩子举着“我要上学”的牌子，我印象很深。后来，她被抓回去劳教一年，孩子被送社会福利院，再也没有听到她们的消息了。
有人说北京访民是全球华人最苦的人群，生活还不如监狱的罪犯。那些租一天三元到五元铺位，住在上访村的访民，还可以捡一些菜叶，熬点稀饭吃，那已经是很奢侈的生活了。
那些住在上访村的访民，捡一些菜叶，熬点稀饭吃，那就是很奢侈的生活了。
有一位访民说：“住在三元一个位置的访民，常常晚上去解手的时候，回来的时候连位置都找不着了。 ”而那些流落街头睡在天桥下的访民，看着馊水桶的饭菜就往嘴里塞，天天都这么吃，常年累月没洗澡，身上长满虱子，要上厕所的时候，才用公厕的水洗一下脸。
他们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中，常被警察和黑社会揍他们一顿就走。
两会期间人数最多
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一批批访民又“杀”到北京来了，他们要趁中共两会期间，向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和代表们喊冤，人最多的时候，北京南站的一个大花园，都住满了席地而睡的访民。
陈寿田是湖南新化人，五十年代大学化工专业毕业生。因被同事嫉恨而种下祸根，坏事接踵而来，十六个冤案缠身，上访至今四十多年了，但平反却遥遥无期。
他和妻子王春贞于一九八三年创办了一家民营企业，是以工业“三废”和生活垃圾为原料的环保工厂。因土地被乡长强占，厂房和财产遭当地政府抢劫摧毁，爱子陈永东被人活活打死，在医院器官遭盗，尸体放在医院十多年，法院也不立案处理。
王春贞因上访，被关押在武汉市第五医院第一分院（原十里铺医院）精神病分院，至今已一年半，当地政府也扬言把陈寿田也关进去，七十二岁的他在北京到处躲藏。
陈寿田说:“上访根本没有用，也不可能解决问题，以前还会抱有幻想，换领导人一定会解决，但每次都失望。上访是一条不归路，只有两条路，被抓被关，不是死在路上，就是饿死、冻死，有的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像陈寿田这样，大半人生花在上访路上的非常多。有些人上访时刚结婚，现在已经做爷爷、奶奶还在上访；有些人的儿子、女儿都在上访村长大成人；有些从少女告状到白头……
大半人生花在上访路上的非常多。有些人的儿女都在上访村长大成人，有些从少女告状到白头……
律师呼吁废除信访
有的访民越挫越勇，有的郁闷而终，有的忧虑成病，有的精神失常。东北访民告诉我，没有办法，无家可归，回去也不解决问题，坚持一天算一天。希望国际社会替我们呼吁，给一点希望、给一条生路，我们太冤、太冤了。而地方政府为了“稳定”，地方官员的政绩也与上访者的多少挂钩。各地方派出警力进京拦截上访者，已是众所周知的“秘密”。截访人员在巷子口、信访局门口、信访局大院中布置了三道关卡。
湖南律师任华认为，信访制度和劳动教养制度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制度，它们本身就与宪法相违背，不能实际解决问题，特别近几年，这个制度已经演变成当局对上访公民的一种迫害工具，访民被殴打、关押、拘留、劳教的比例特别大，因此呼吁坚决废除信访制度。
(2/24/2008 1:36:00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