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少江【明见网2月11日讯】昨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二零零七年的经济统计资料。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取得了百分之十一点四的高增长速度。中国的高增长反映了社会对增长的需要。这种需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巨大的剩余劳动力需要高增长来提供就业机会；二是中国财政需要高增长来缓解社会矛盾，而这些矛盾大多数是由于政府长年忽视低收入群体的福祉所形成的。
中国社会对超高经济速度的依赖如此之强烈，以至于虽然中国政府已经知道如此超高速度的增长已经带来了资源的大量浪费，造成了环境的继续恶化，导致了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扭曲，也多次提出要将增长的速度降到合理的水平，但是却始终不敢采取决定性的步骤将中国的增长速度将到一个可持续的合理水平。
要全面理解中国经济的资料还需要等待更全面的统计资料。现在仅就昨天中国统计局长谢伏瞻在记者招待会上所公布的一些简单的资料，对中国高速增长背后的一些现象进行初步的分析。
解读统计资料的第一个突出结论是，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没有能够实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中国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将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但是这一政策实行的结果是，经济速度不仅没有能够降下来，反而达到了自十四年以来的最高水准。在从二零零三年以来到二零零七年的五年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分别为九点一、九点五、九点九、十点七、十一点四。与中国政府所期待的完全相反。我们先不谈中国政府预定的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是否合理以及为什么中国政府没能实现原定的宏观调控的目标，我们在此只是强调，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我充满兴趣地等待着中国领导人在今年三月人代会上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解释。
统计资料给人们的第二个重要印象是，经济过热在中国已经是一个严峻的现实。虽然中国政府多次重申称中国当前只存在经济过热的危险而并没有形成现实的经济过热，但是通货膨胀的强劲势头却是对中国政府这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说法的一个直接的否定。
去年中国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百分之四点八，其中尤其是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和居住价格的上涨最为显著。据中国官方的统计资料，食品价格的上涨幅度为百分之十二点三。由于中国政府并没有将制定消费价格指数的具体方法、尤其是各种不同商品在计算中的权重公之于众，所以我们还无法判断这一资料的合理性。但是据中国媒体在主要城市对老百姓的调查结果看，老百姓所能感觉得到的价格上涨幅度远高于官方的资料。
即便按照中国官方的资料来解读，中国的通货膨胀也达到了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认为的不健康的水平。根据经济学常识，虽然有的国家的经济过热并不一定表现在显性的通货膨胀上；但是显性的通货膨胀则一定表明该国的经济出现了过热的现象。不仅如此，如果不及时制止通货膨胀，由于价格指标的扭曲，会鼓励盲目的浪费性投资，从而导致已经过热的经济进一步热下去的危险。我想中国政府对这一危险是有认识的，这正是其为什么在近来采取了强硬的行政措施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双管齐下的方法，将制止通货膨胀作为维持社会稳定的首要任务。
笔者将在下篇评论中继续就统计资料所揭示的中国通货膨胀的成因、中国过去一年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等进行分析。
笔者在上篇评论中提到在解读中国国家统计局二零零七年的经济统计资料时的两个印象：一是中国政府提出的将超高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的的宏观调控目标没有能够实现；二是中国的通货膨胀明确无误的表明中国经济早已经是在过热的区间运行，而不是如同中国政府所说的只是存在过热的风险而已。
对这组最新的统计资料的第三个解读是，中国的通货膨胀其实不是什么局部的或结构性的通货膨胀，而的确如同货币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所描述的那样，在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具体地说，就是中国政府超高的货币发行速度是导致当前的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二零零七年中国实体经济的增长与前年相比为百分之十一点四；而广义的货币发行量却增加了百分之十六点七；货币发行的增长高于实体增长四点三个百分点。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实体经济和货币发行的绝对增量，对货币发行作为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能够有一个更清晰的理解。去年经济实体的绝对增加值为两万五千二百亿元左右；而货币发行的增加值则为五万七千千百亿元左右。换言之，货币发行增量为实体经济增量的百分之二百二十九左右。
事实上，多年来中国的货币发行增量一直大大高于实体经济的增量。这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一定时期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因为经济中的许多成分正在经历一个货币化的过程。问题是，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过程基本完成，但是中国政府不仅没有随着货币化过程对相对货币增量需求的减弱而降低货币发行增速，反而越来越依赖通过发行货币来解决经济面临的国内、国际矛盾。
尤其明显的是，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依赖大幅度增加货币发行作为增加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和避免人民币升值的手段。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积累了超过作为交换媒介所需要的大量货币剩余存量。这些多余的货币多年来一直在股票、不动产、生产资料等市场之间游移，寻找释放能量的空间。去年终于对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消费品价格进行了突袭，形成了消费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
去年中国统计资料所揭示的第四个重要现象是，中国社会中不同地区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有扩大的趋势。就城乡收入差距而言，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早已经为中国学者甚至政府的官方档所承认。就货币收入而言，城市居民是农村居民的三点五倍左右；如果将城市居民所享有的非货币福利因素也考虑在内，它们之间的收入比则高于六比一。二零零七年的统计资料表明，扣除价格因素，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二点七个百分点，这明白无误地表明相对贫困的农村和相对富裕的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继续扩大。
当然，城乡之间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城里人都是富人。事实上，城市中的穷人日子也是越来越难受，而富人的收入则越来越高。统计资料中有两组资料支援这一观点。一组资料是，去年中国的股市、房市和工业利润都是上涨的。众所周知，绝大多数仍然在为衣食生计发愁的低收入者是无法从这些上涨中得到好处的。能够从中获益的主要是在这些领域有大量投资的富人。
另一组是关于中国食品价格上涨的资料。根据经济学原理，不同人群在其总收入中用于购买食品的比重是不同的。穷人用于食品的支出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相对较高，这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恩格尔系数较高。去年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中遭受冲击最大的正是这些低收入人群。这一点也意味着穷富之间的实际收入差别实际上正在扩大。
分析国家统计局关于二零零七年的初步统计资料，笔者所得到的第五个印象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更加严重。
分析一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最终流向，或者说分析该国生产的物品和服务的最终市场在那里，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进行结构性分析的一种常用方法。根据国民生产总值的定义，一个国家当年生产的所有产品的最终走向无外乎是三个：该国国民当期的消费；或者是通过投资转变为新的生产能力用于今后的消费；或者作为净出口输往别的国家了。经济学上有一个公式来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国民生产总值=投资＋消费＋净出口。这个公式用于分析一个国家经济的结构和增长的动力十分有效。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和绝大部分经济学者都对中国失衡的经济结构表示担心。这种失衡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仅从投资、消费、出口这三者的关系看，中国的经济对投资和出口依赖严重，而消费则始终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中国的消费始终只占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大大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三分之二左右的水平。
这样一种经济结构的弱点十分明显。它表明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民众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没有得到应得的份额，是社会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他也表明中国的自然资源、环境损耗、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价格被人为地压低，从而刺激了不正常的高投资。在这样的增长模式下，中国本国的大多数国民得不到相应的福利增长，珍贵的自然和环境资源被廉价地用于补贴富有的投资者和其他国家的消费者。显然，这是一种不公正、不经济的和难以持续的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这种长期扭曲的经济结构在去年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中国去年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增长速度分别是：百分之二十四点八、十六点八和三十二点三。也就是说，投资的增长速度大约高于消费增长的百分之五十左右，而净出口的增长速度大约是消费增长速度的两倍左右。从增量上看，仅仅是净出口一项便占到当年新增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左右。中国的外汇储备在过去的一年里也增长了百分四十三点三。当前中国的主要出口国正面临经济增速严重减缓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严重依赖对外出口的增长模式便显得格外的危险。
最后，笔者在阅读、分析中国的经济资料是也遇到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困难，主要是一些重要的经济资料无法自圆其说，其实，这正是不少国际上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们常常预见的烦恼。在此仅举一例。笔者前面的评论中谈到了国民生产总值与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关系。如果将中国去年的投资、消费和换算成人民币的净出口总额加起来，基本上是与当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吻合的，其误差不到百分之零点一。但是如果按照中国政府提供的增长率推算前一年（二零零六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发现推算出来的前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误差竟然达到了百分之十以上。此外，如果我们将去年一年里中国的投资、消费、净出口的增量综合起来，这三者的增量竟然高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种现象证明中国的统计资料的合成仍然具有某种不客观性，或者说中国的统计部门为了与中央政府的政策相一致，仍然在有意地隐瞒什么。这样的统计资料是很难为科学的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的。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11/2008 9:08:00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