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30日讯】《新纪元周刊》第51期封面故事“农民的土地革命”指出，陕西三门峡库区移民发表的宣言“这是老子的土地”，很可能构成对中共体制根基的动摇。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决定修建三门峡水库，由于设计上的一系列失误，导致原本计划被淹没的土地上的农民，为此抗争了五十年。而五十年的血泪抗争历史，使得这批原先分散的农民形成了某种紧密的关系，而当他们喊出“收回土地所有权”的呼声，更是代表了八亿农民的真正心愿。 也许中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土地革命前夜。 八次搬迁的故事
文 ◎ 赵德龙（大荔县平民乡平民村返库移民）·李万明 ◎ 整理
恶权下被迫漂泊的悲苦人生。（Getty Images）我是原陕西省朝邑县东社乡新东社村人。
一九五五年，国家决定修建三门峡水库。一九五六年秋，政府组建了第一批远迁宁夏的青壮年先锋队，并发出了“迁一家，保千家”、“一人迁，万人安”的鼓动口号。广大群众的心震动了，故乡难离的表情出现了。我是共青团员和积极份子，曾先后参加过两次朝邑县社会主义建设积极份子代表大会。我一方面积极开展移民宣传工作，一方面踊跃回应政府的搬迁号召。当时初级社主任和乡干部觉得我家困难拖累太大而不想让我第一批去宁夏，但我看到老年人及妇女哭哭啼啼、难舍难离的场面，使国家的迁移计划受到影响，于是自己便带头报名搬迁，成为前往宁夏青壮年先锋队的骨干。我的举动受到了乡政府的表扬，乡文书还为我整理了典型材料，送给陕西报社进行报导。
第一次搬迁：一九五六年八月，我只身一人参加第一批青壮年先锋队，迁移到了宁夏的陶乐县，家里其他人仍在库区生活。初到此地一看，西边两里是黄河，东边两里是大沙漠，南北二十多里长，像个大海中的岛屿，根本没有人烟，预先做好的、挖地三尺的地窝工棚，便是我们先锋队的住室。这里的土地是自古以来从未开垦过的处女地，喝的地下水是苦咸的，简直就是原始社会的那种荒凉环境与生存条件。当晚就有百分之四十的人连夜逃跑了。这些人逃到陕西的朝邑县老家，却被政府派人抓回宁夏。就这样，移民们逃了又被抓，抓了又再逃。我是在当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日逃回老家的，诉苦后，全家人抱着哭在一起。
第二次搬迁：一九五七年夏季，在陕西地方政府的强势鼓动与组织下，我和全家十一口人被搬迁到了宁夏陶乐县月牙湖大队头道敦落户。这地方全都是处女地，是荒无人迹的旱地。全家十一口人的生活没有着落。当自己每天面对现实的缺粮困境，我就喊：天啊，我们该怎么活下去呀？！
在宁夏苦苦煎熬的六个年头中，我的父亲和舅父终因长期挨饿，加之患病后无钱医治，而于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相继去世；老奶奶和四弟被在陕西澄城县冯原公社东仁卓村定居的叔父接回陕西养活，我的大妹出嫁，剩下老娘带着我们五个孩子在宁夏艰难度日。当时的粮食标准越来越低，有时侯甚至降到了每人每月七斤糜子（带壳）。真正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句话，我终生终世都实难忘记在宁夏那痛彻心肺的六年血泪啊！！
第三次搬迁：由于众多移民在宁夏无法生活下去，为闹“返陕”而屡屡到北京上访，一九六二年三月，中央终于批准迁居到宁夏的移民全部返陕。于是，我们全家所剩下的六口人便返回陕西，被政府安置在合阳县项村，暂时居住在该村群众家里。
第四次搬迁：鉴于我的老奶奶和我叔父在澄城县生活，我们一家又是在合阳县生活，这样多有不便。因此，我们两家人总想居住在一起，以便相互有个照应，遇事也可让叔父帮我家作主。于是，经我和叔父多次请求澄城和合阳两县的移民局，他们出于对我们的同情和理解，最后终于同意将我全家重新安插到澄城县我叔父的村子。一九六三年五月，我们全家六人又从合阳县项村，搬迁到了澄城县冯原公社东仁卓村。
第五次搬迁：我们在东仁卓村生活了一年后，因该村地处旱原沟壑地区，土地脊薄产量甚低，加之人多地少，故当地政府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又决定将我家迁到本公社的蔺家岭村，住在一孔小窑洞里，一住就是十年。
生活在窑洞内的一家人。（Getty Images）第六次搬迁：随着我的几个孩子的年龄不断增长，我们全家六口人在一孔小窑洞里实在无法居住和生活，于是，我便在蔺家岭村外一里远的地方自费建了两孔一院的新窑洞。由于此地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十分落后，生活还是难呀，每人一年的口粮以红薯折粮仅为两百多斤，全家人一年到头还得靠吃野菜充饥。
第七次搬迁：一九八五年，中央批准移民返库定居，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极了，因为库区终究是生我养我和先辈流传的老家啊！但面临的却是“自迁”、“自搬”、“自建”的安置政策，我家人口较多，加之经济拮据，何以实现“三自”，于是我又犹豫了。过了四年之后，我终于搬迁到库区的大荔县平民乡平民村。
第八次搬迁：返到库区，我家一贫如洗，全家人的生活还是没有保证，国家对移民的补助款与扶持款我也没有得到一点，只是靠着种地务农维持生计。几年间，我先后给成年的四个孩子完了婚，还埋葬了八十二岁辞世的老娘，从此又使我家债台高筑。
总之，从一九五六年到二零零六年的整整五十年里，我先后八次搬迁，八次建房，包括垒炕头、垒锅台，确实累得我们全家人身衰力竭，简直就是在垂死挣扎。
说到此，我热泪满面，自己真是为活命、为儿女成人、为怀念几十年生我养我的故土，而使我实实在在受尽了人间的千难万苦——心血劳干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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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万明—坚持揭露官场腐败的官员
文 ◎ 周飞愚
不懈坚持十五年为库区移民发声的渭南市移民局职工李万明。（网络图片） 二零零七年四月四日晚上，陕西渭南市下属的华阴、大荔两县市政府在当天晚上十点召开了紧急会议，并且决定调集两个县市与相关毗邻县的所有公安干警、刑警、治安大队、交警大队、特警、武警和县市各部门、移民乡镇及村干部等六百多人，采取一项紧急行动。
所谓的紧急行动，是要在四月五日清明节当天，堵截当地库区移民前往华县赤水镇江村的一个墓地扫墓。当天，当地乡县的主要道路都设置了警察拦截站点，总共拦截了近五百名库区移民，在行动中有数人因拉扯反抗而受伤。而最后，绕开大道从乡间小路到达墓地扫墓的移民仍有三十多人。
镇江村的那个墓地，埋葬着渭南市库区移民局职工李万明的母亲。现年五十七岁的李万明，为陕西“三门峡”水库移民说话，揭发当地官员坑占土地和挪用救灾款项的问题，从一九九三年开始连续进行七百二十四次反贪腐的举报，平均下来等于每个星期都要进行一次举报的工作。但是这些举报，没有一件得到处理，李万民本人还因此入狱。在他母亲病逝前未能返回家乡，成了李万明心头沉重的大石头，因此每年清明节，他都必回到家乡为母亲扫墓致祭，而许多库区的移民则会自发前往参加。
错误规划 造成更大灾难
整个“三门峡”移民的背景，必须上溯到一九五零年代。为了治理黄河、杜绝水患，中共采纳了当时苏联水利人员的评估，决定修建三门峡水库。那时，李万民还是个才四岁的娃儿。
按照苏联水利人员声称的水库建设规划，三门峡水库建成之后，可以大量拦蓄上游泥沙、消除洪水威胁，使下游地区的河南、山西、山东、安徽和江苏五省两亿人受益，同时还可以蓄水发电。
这项水库工程需要淹没高达一百万亩土地，主要分布在陕西省渭南市所辖的大荔、华阴、华县、潼关等县市境内，亦即俗称的“陕西省三门峡库区”。同时，必须库区内的二十八点七万人全部迁出，安置到宁夏和陕西渭北等不毛之地。
但水库完工后仅仅两年的时间，大量泥沙淤积使河床抬高，约有十五亿吨泥沙堆在三门峡大坝到陕西潼关之间的两百七十公里河道上，使得水库陷入瘫痪。不仅没有发电的能力，而且截流的作用使得渭、洛两河水流不畅，洪灾频发。
为了让西安、咸阳、渭南等大中小城市免于沦为泽国，水库的运用方针大转弯。水库不再大量蓄水，而是回归自然状态，来水多少就放水多少。如此一来，原本的集水库区就再露出水面，移民也没有理由再继续留在宁夏与陕西渭北的不毛之地。
移民基金与土地独肥贪官
“亮丽”的三门峡水利工程技经指标表（维基百科）延至一九八六年，在移民的争取之下，中共才批准生产、生活极为困难的十五万名水库移民返乡定居。当时全部的水库移民有四十万人，二十年后的今天则成长至六十万人。
为了安置移民，一个“渭南地区移民工作办公室”（二零零二年改为移民局）成立了。但这个单位的中共党官，不仅一手把持了移民返迁的许可，还随意支配挪用移民基金以及掠夺原应分配给移民的土地。
对于中共中央批准的十五万名返迁移民额度，只有半数获准返迁，其中还有利用关系前来分地的“假移民”。这么一来，把持移民安迁事务的中共各级官员，就“节余”了半数的安置经费以及大量的土地和物资。这些巨大的利益，全部落入贪官的私人口袋。
享乐出国全靠移民基金
李万明举了渭南地区移民办主任程远的个人行径为例：“程远花费移民资金，多次携带夫人及儿子到外地参观旅游，据说还到境外地区游山玩水。他又以所谓‘技术考察’为名，飞往西方国家参观。在他的影响下，我办其他领导也有花费移民资金出国旅游的现象。”
“一九九八年，程远为了提前给他退休后的‘事业’安排退路，经他与某些领导精心谋划，便从我办调出一百万元、从省移民办调出四百万元共计五百万元移民经费，在渭南成立了一个‘移民基金会’，并由他亲自担任基金会的秘书长。”
“有不少花费都是用于移民部门的一些领导人吃、喝、嫖、赌、唱、跳、拿，即吃美肴、喝好酒、嫖小姐、赌博、唱歌、跳舞及拿纪念品等，在吃、喝、嫖、赌、唱、跳、拿的摇篮里享尽了人间的奢侈与快乐。”
搞反腐举报也得找关系、走后门
李万明搜集资料，协助移民争取权利，但连续十五年来投发了七百二十四封举报信，至今未得到中共各单位任何的回覆或回馈，严重腐败问题亦未得到任何查处与遏制。
“有人煞有见识地对我说：‘现在搞反腐举报也得找关系、走后门，否则，就不会得到纪监部门的重视和受理。’可是，自己这么一个无名小卒的基层干部，哪有条件和机会在中纪委和监察部这等高层的中央首脑机关找关系、走后门呢？！”
没有后门可走，李万明却发现自己因为出面举报，长期遭受打击、迫害、抄家、拘禁、监听、监控，自己原来的漆漆黑发已经变成了满头白发。十五年过去了，三门峡移民还有五十几万人没有得到安置。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被移民们殷切期待的中共中央，究竟是不知情还是没有能力解决？
二零零六年七月，上海社保案东窗事发，根据《新华社》引述中共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的话说，由于县级或以下政府运作的数以千计的较小规模的基金很难仔细核查，所以社保资金的审计将限于省、市一级规模较大的资金。“我们目前只能抓大放小。”
李金华还透露：“目前，专项转移支付是最难以解决的问题……退耕还林还草、社保基金、三峡移民资金、教育基金，究竟有多少项转移支付，所有人都搞不清楚。特别是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往往因为财政资金链条过长而出现层层盘剥。”
李万明说：“在十年前，某些领导曾狡辩说：‘移民部门的问题不能报导，否则会引起移民上访，影响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甚至影响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的统一大业。’”
但如今香港、澳门已经移转主权了，何以移民的苦难还没有得到解决？
即使十五年来饱受折磨，但李万明仍然看到一线曙光，他相信“敢于伸张正义、抨击邪恶”的新闻媒体，是对峙贪腐的重要力量，而且在这些特权恶势力的面前，也只有能够秉持良知道德的媒体，才能够不畏强权，揭发罪恶。李万明将这十五年来举报反腐的过程集结成册，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媒体加入反抗贪官污吏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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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农民护地维权 当局暴力镇压
文 ◎ 古清儿、方晓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东洲两千多名村民与武警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天津市武清区上马台镇八千多农民今年十二月中，到上马台水库工地阻挡施工，要求政府归还原属于村民的九千八百多亩土地。为了保护土地，村民在水库工地种了玉米，当局派出公安用推土机强行铲除，并殴打出面阻拦的村民。
浙江乐清市因征地问题，连月来一千六百多村民轮流守护土地，当局十二月二日出动近两百名警察镇压，事件造成十七名村民受伤，其中三人伤势严重。另有近十名村民被带走。
江苏宜兴市官林镇滨湖村的七百农户、两百多位村民要求解决被圈土地的补偿问题，多次遭到地方政府以及公安的镇压，多人多次被打伤、被关押。
山东省烟台地区上千名农民联名给胡锦涛和温家宝写信，要求协助解决地方土地征用补偿不公问题。农民为此上访告状后，遭到地方政府的镇压和迫害。
广东潮州饶平县所城镇龙湾村，十一月中再次爆发三千多村民维权护地活动，村民长期上访维权未果，却遭到镇政府的暴力镇压，多次发生流血事件。
黑龙江鸡东县鸡西市因兴建鸡西机场，低偿征用了一千五百亩一级良田，十一月五日两千多村民在施工现场和上百名警察发生冲突。警察殴打村民，并抓捕了村民代表。
广东省汕尾市发电厂位于汕尾市红海湾，二零零三年底动工以来，当地政府非法强占了当地村民两千多亩良田和五千多亩海滩。红海湾开发区东洲街道的村民大约有四万多人，自二零零四年开始多次向各级地方政府部门上访，当局不仅拒绝依法合理补偿，还不断进行血腥镇压。
十二月十四日，在数百名黑社会人员、数百名武警护航下，强行施工A11号输送电塔工程。东洲两千多村民冲破警察封锁，与武警和黑帮成员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
十二月二十日，汕尾当局又派出两千多武警和防暴警察，由汕尾市长王蒙徽、市委书记戎铁文等高级官员亲自带队，指挥A11号铁架子的工程，开始强行施工。三百多名学生和一千多位村民遭到上千武警和警察夹攻，并向村民施放催泪弹。
黑龙江富锦四万农民夺地抗争
富锦三千农民支持“要人权不要奥运”签名活动。（新纪元）富锦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辖下的县级市，是中国第四大产粮市县，土地总面积约四百万亩，总人口四十多万。
从八零年代末，中共多部委花四年时间进行可行性研究后，最终由国务院批准“开垦荒原、兴修水利、兴建中韩合资头兴农场项目”，使全富锦十分之一人口的土地被政府强征，农民仅拿到极低的补偿款。
后来项目没上马就黄了，但富锦市政府并未把土地归还农民，“富锦市农业开发公司”摇身一变成了土地主人，土地变相流入政府官员、黑社会及有政商关系的人士手中。身为公仆的政府官员把土地层层转包，农民得花高价租地种，国家公务员由此成了大地主、二地主。农民苦苦上访、告状十几年毫无结果，地方政府却更加有恃无恐。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义务维权人士杨春林，致力于推动中国废除中共一党独裁专制、实现民主宪政。二零零七年六四前夕，他向海外发出一封公开信，并附上他已征集的三千位农民支持他所提出的“要人权不要奥运”口号的签名。从此富锦的失地案曝光海外，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富锦两名农民维权代表王桂林和于长伍公开接受海外媒体采访，逐步披露农民所知的案件的来龙去脉。七月六日，杨春林、王桂林和于长伍被公安和国保抓捕。迫于海外强大的声援，二十七天后，当局令王、于办理了取保候审。九月底，当局撤消取保候审，称他们不构成犯罪。但杨春林至今仍被关押。
失地农民代表面对当地政府肆无忌惮的欺压，决定利用中共现行的法律法规反制。十一月间，王、于积极策划依据《村民组织法》，罢免不代表农民利益的村长，民主选举村民自治组织。
(Getty Images)于长伍所在的东南岗村率先召开村民民主大会，十二月初立即启动收回本村土地的行动，收回了该村一千五百亩被政府划拨给邻村的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
这个开先河的举措激励着四万失地农民，纷纷起来维护自己的基本人权，做土地的主人。尽管富锦市政府部署打压，但动摇不了农民们夺回土地的决心。
十二月九日，王桂林和于长伍在海外网站发表公告：宣布富锦市十个镇、七十二个村将实行罢免原村官，民主选举自治组织，夺回自一九九四年以来被政府强征的一百五十万亩耕地所有权。
接着，于长伍再次被富锦市公安局抓捕，并遭刑事拘留，被关在富锦市看守所。
十二月十七日富锦最大的村屯向阳川镇长春岭村的农民召开村民大会，宣布收回被侵土地，平均分给农户的要求，十九日他们决定开拖拉机下地，欲先分一部份被政府官员侵占的土地。
有备而来的数百名全副武装的武警、防暴警察携枪械乘数十辆警车开进村庄，该村两千多村民几乎全体出动，与警察对峙。农民质问得市委副书记郭富山无话可说。最终他不得不承认土地是农民的，并认可农民收回土地的行动。
在东南岗和长春岭村的带动下，目前各村屯都在准备走同样的维权路，无条件收回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平均分给每个农户。
(1/29/2008 8:12:00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