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见网11月10日讯】记住，记住11月9日这一天。但谁会记住呢？如果您未看这个专栏的标题，难道您会立即知道，我提到的是柏林围墙在18年前的明天(11月9日)倒下来的事吗？
诗人罗伯特・洛厄尔曾说：日期老去比我们还要快，在许多时候，他说的倒是真的。
对老一代的中欧人来说，11月9日意味着“Kristallnacht”，即1938年的“破碎玻璃的夜”。当年，纳粹恶棍捣毁了犹太人商店的橱窗，市内满街都是破玻璃。对那些更老的人而言，这一天唤起了希特勒的试图在1923年11月8-9日发动政变的回忆。一个11月9日走了，又来另一个11月9日。或许（但愿不是如此），在未来几年内的一个11月9日，会发生一次恐怖份子试图在柏林发动攻击的事件（让我们希望有关行动失败吧）。假若如此，德国人就得决定他们想纪念欧式的九一一，还是美式的九一一。
本星期初，我与一个长期在东德居住的朋友度过了一个下午，他给我1989年时才三岁的小儿子，介绍围墙过去存在的地方。那里已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几堆旧水泥块和几把沙子（这里一度曾是“死亡地带”，即从前东德逃亡者被射击的地方），一些影像甚粗糙的博物馆相片，一份纯然和依稀的记忆。伊朗电影《Persepolis》里展现的波斯古城遗迹，都要比这清晰。
对那时身在柏林的我们来说，这段经验是令人难忘的，那也是足以改变一生的时刻。一些长期被关的朋友，都突然获释。可是，要跟一些当时不在现场的朋友解释这些体验，也许真的需要一位小说家的功力。
一份本地报纸的图片，展示了孩子们张开手指、触摸一件由南韩艺术家架设在勃兰登堡门前的围墙复制品的情形，复制品由彩色塑料制成，内里透光。图片说明指出：“感觉它是怎么样的。”或者，它可以说明围墙不是什么东西。
这种遥远的感觉，并非纯粹因为时代或距离在用功。我上述那老朋友的长子，曾在1989年夏天逃出匈牙利的铁幕，奔往奥地利，那一年他21岁；现在他是柏林西城的神父。晚饭时我问他，如果他在这个礼拜引据自己的经验讲道，教区内的信众会有什么反应。
他说，不会有什么反应。西柏林的信众大概会想：他又来了，又拿他的东欧往事来烦我们了。那就好像一个老爸，无数次重提自己的越战或二战当兵故事，当他又开始这话题时，家人们都唯有发闷。
但试想像一个在1989年11月9日早上生于在东柏林这儿的年轻女郎。她会如何庆祝她的18岁生日，又会如何思索自己的长大成人？我的友人们说：“跟西班牙或英国的人没两样。”西班牙大概是个较洽当的比较。当然，人们一般会认为，她诞生前的是一段漆黑黯淡的过去──对马德里的年轻女子来说，那就是佛朗哥独裁统治的阴影。然而，这跟你自己人生的关系是极其薄弱的。
许多历史学家把柏林围墙倒下视为“短促的20世纪”（1914-1991，又称极端年代）结束的标志。那么，为何这件划时代事件这么快就从人们的生活经验中褪色？也许原因是，打个譬喻，它不像7月4日（美国独立日），它没有开创一样至今仍伴随着我们的巨大新事物（例如美国）。它是一个重大的结束，而不是重大的开始。
柏林围墙倒下的第二天早上，就有许多重大的问题浮出了。德国如何能够（又应否）和平统一？多年来废除了几乎所私产、阉割了法治、以“无产阶级专政”挤走了民主的共产主义，如何能够（又应否）变换回资本主义？
那时候有一个笑话：我们知道你能够把水族箱变成一碗鱼汤，但你能够把鱼汤变回一个水族箱吗？
十八年过去了，这些问题已得到答案。是的，你有这能力。开车驶进东柏林的市中心时，我留意到一间嬉皮另类风格的店子，店门上有一句开冷战路标玩笑的文字。那句有名的柏林路标原文是：“你即将离开美国区”（意指离开西柏林，进入东柏林／苏联区）。该店的新句是：“你即将离开资本主义区”。当然这不是真的，即使在这间另类商店内，也是资本主义话事。
资本主义胜利的终极证据，可见于近数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和《金融时报》的一幅夺目全彩广告。广告中是思索中的戈尔巴乔夫（前苏联领导人），他坐在车厢后座，窗外可以清晰见到柏林围墙仅存的一截。他身边放着一个路易威当（Louis Vuitton）皮包。这位世界历史名人兼我们那一辈的英雄，如今正在为这家名牌厂商卖广告。十八年过去了，对我来说，这帧广告就是诉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完美标记。
那么，当年那个叫人难以置信的11月夜晚，那个人们跨墙而舞、为自己写下历史的夜晚，到今天还留下了些什么？正如东德小说家沃尔夫（Christa Wolf）最近神伤地问道，“Was Bleibt”（留下了什么）？
我相信，除了我们正在褪色的记忆外，至少有一件有将来的事，还能存活下来。围墙倒下的形象，也许是世界上最能标志“公民抵抗”（亦即民众非暴力行动）取得胜利的著名一幕。围墙倒下后，莱比锡和其他东德城市出现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正如当时一名东德工人告诉我：“你瞧，这证明列宁错了。列宁说过，革命要成功，就要透过暴力，但我们这个是和平的革命。”
一些人把这称为东德的“烛光革命”。这场革命继承了许多前人，像力主非暴力运动的甘地、马丁路德金、波兰团结工会。它也启发了许多后人的运动，像几天后在布拉格发生的天鹅绒革命，南非、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乌克兰的变天，还有最近以僧侣为首的缅甸示威（它已匆匆被冠以“袈裟革命”的名号），以及当下巴基斯坦司法界人士的抗议（不妨预期它会被称为“律师革命”）。
我正在参与一个很棒的研究项目，研究由我的牛津同僚罗伯特斯（Adam Roberts）率领，内容是审视这些公民抵抗的个案，尝试找出为何它们有些成功、有些失败。单靠勇气、梦想、有技巧地组织和平示威是不足够的。还有其他的权力因素，例如军队和警察、殖民历史的影响、邻近国家、国际传媒、经济力量等。
你需要有你的戈尔巴乔夫、你的科尔、你的西方电视摄影机，还有，你的党领袖得愿意放弃，没有出于愤怒而开一枪。但你还需要有公民上街，点起烛光、拿着横额、呼叫口号，并且有相当的和平参与人数。没有他们，就没有革命。有了他们，你可以改变世界历史的轨迹，即使是在拥有核武的超级强国面前。
所以，也许这个日子会褪色，范例终会长存。
（来源：亚洲时报在线，译自2007年11月8日英国《卫报》，作者Timothy Garton Ash）@
(11/10/2007 7:58:00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