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宇新【明见网1月5日讯】如果说大陆人民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权，那他们就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决定政府大政方针、政令法律的权力了。
按照中共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大陆的立法机构。共产党一向喜欢把人大通过的法律法规说成是人民意志的反映，把人大的投票表决说成是人民参政议政的象征。这倒让我想起《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发表的短评《希特勒的民意》，文中说，“希特勒是个法西斯大独裁者，但是，他还是安排了一个国会。一切事情都是希特勒独裁，有的时候，他开次把国会。议长是戈林，议员都是纳粹党员。开会也很简单。希特勒去咆哮一阵，戈林去重复一阵，不待讨论，也用不着讨论。纳粹党魁的话，纳粹党员组成的国会，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议员的责任，是在他们两位唱过双簧后喝一声彩，‘哪’的一叫之后，什么都通过了，国会的责任尽了。希特勒还是希特勒。但是，有一点很不同。走进国会后再走出来，已经得到了“民意”的拥护。这戏法早已戳穿，希特勒却常常要玩玩的。大独裁者是总要玩这套把戏的。昨天报载：慕尼黑在上周未暴动，‘革命精神炽烈’，这是真的民意了，‘纳粹调集坦克出动镇压’。希特勒要有他自己的‘民意’，就叫戈林去说话。真的民意出现了，希特勒就派坦克去说话了。”这篇短评明里说的是希特勒法西斯，暗里讽刺的却是国民党政府。但将它与共产党当政后的现实加以对照，两者更是何其相似！几十年来，共产党借人大这个舞台上演的一幕幕闹剧，不正是当年希特勒法西斯政治秀的当代中国版么？！
当年，共产党曾不厌其烦的声称，它不但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不打算建立自己的一党专政。如毛泽东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曾公开承诺，“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同志们，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见1941年11月22日《解放日报》）毛泽东当年还曾对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说过，“在共产党里，只想消灭别的党，简直和在别的党里，只想消灭共产党，一样的错误。这就是宗派主义的毒。我才是正宗，我以外都要不得。（1945年7月4日毛泽东与黄炎培等的谈话，载黄炎培《延安归来》）
对这个问题刘少奇的态度同样也很明确。他说，“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但让众人大跌眼镜的是，没想到共产党当政后，实行的恰恰就是一党专政。
从1949年夺得天下一直到今天，中共垄断了大陆的一切权力和资源，凌驾于全体人民之上，以党领政，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党的意志无所不在地干预、侵扰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对它只能服从，不能质疑，更不能违逆。这正是共产党专制独裁的根本标志。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共产党的许多政策都发生了变化，但一党专政这一点却始终未曾有丝毫改变。不但没有改变，而且共产党一直都在“加强党的领导”。
当然，共产党是决不会承认自己搞一党专政的，按照它冠冕堂皇的说法，它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而不是一党专政。
那么“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究竟是怎么回事？它与一党专政又是什么关系？
政党政治是人类迄今为止比较完善的一种政治形式，而政党政治的先进性则是由它的多党制来体现的，但这种多党制绝不是中共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之中，政党与政党之间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因为如果一个政党需要被另外一个政党“领导”着，那么，它实际上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了：既然你愿意接受他党的领导，追随他党的纲领，你就是它的一部份而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了。而在共产党统治的大陆，中共允许存在的八个“民主党派”既不是反对党、也不是在野党，甚至都不能算是独立的政治团体，而只是名义上的“参政”团体,服从于中共一党领导，始终是它们最基本的政治使命，也是它们唯一的政治选择。半个多世纪来，每当共产党作决定、下指示时，各“民主党派”总是众口一辞、同表忠心，上演一台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现实喜剧。无论中共跨过鸭绿江、抗美援越、支援波尔布特，还是“阳谋”反右、10年文革和“6．4”血案，以及暗帮萨达姆、声援米洛索维奇和打压台湾、封杀民主党、法论功、中发联等，八大“民主党派”从未敢说一个“不”，反而不遗余力地始终维护着一个共产党“一贯是正确”、“一贯代表人民”的政治神话。
更荒谬的是，大陆各级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选、经费支出、开会时间和议程，包括发展党员的数量等等，都是由中共统战部门决定的，它们“参政”的方式和程度也完全由中共决定，其成员若有机会担任政治、行政职务，也非其所属之“党派”委派，而是被中共“选拔”，以其个人身份参政。为了达到确实控制民主党派的目的，中共还派党员打入其中，或吸收民主党派的成员加入中共，这样的“跨党分子”既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据中共中央的内部规定，加入“民主党派”的中共党员应占“民主党派”全体成员的35至40％，而在“民主党派”中央和省一级核心层中则应达到45至50％。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中，许多人都有中共的“地下党员”身份，往往直到他们死后，其中共党员的身份才在讣告中曝光。
可见，所谓“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其实是中共用来掩盖一党专政的一块遮羞布！八大民主党派，不过是用来装点中共“一党天下”门面的八个政治花瓶，衬托中共一花独艳的八片绿叶。明明是一党专政，却硬说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既得了一党专政之实，又得了多党制之名，共产党掩耳盗铃的本事真够绝的。
借用当年《新华日报》上一篇文章中的话来说，“一切骗子中最大的骗子是法西斯。要知道法西斯，不只是善于说空话来骗人，而且是善于制造代用品来骗人的!法西斯国家中也有新衣服，但新衣服是用木屑树皮做的——是代用品!法西斯国家中也有国会，有舆论，但国会和舆论都在法西斯的统治包办之下 ——是代用品!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是不是代用品呢? 》）
共产党当年一再强调，让人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和人身自由乃是实行民主的基本前提，但一旦取代国民党成为当政者后，它立刻就将当年的这些主张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半个多世纪来，中共始终视自由为洪水猛兽，想尽各种方法拚命加以践踏和扼杀。
当年，共产党为了争取民主自由，曾用激烈的言辞抨击国民党践踏和扼杀人民的自由权利。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演说时就曾指责说，在国民党统治下，“人民的住宅随时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体随时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讯，被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论出版受着极端的限制和检查”。然而，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大陆历史，这不正是共产党自己的所作所为么？！在这个意义上，一部共产党的执政史堪称是一部践踏和扼杀自由的丑恶史。
言论出版自由是共产党当年强烈要求国民党实行和保护的。按照共产党的逻辑来推断，国民党下台后，阻碍实行言论出版自由的障碍已不复存在，而共产党制定的宪法也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人民理应可以畅所欲言了，但事实完全相反。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大陆人民不但没有获得比国民党时代更多的言论出版自由，反而连在那个时代已经获得的有限的言论出版自由也全都丧失了。半个多世纪来，有多少中国人，不正是因为说了几句话，写了几行字就惨遭厄运，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么。如果大陆公民真有宪法中所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50多万知识份子当年还会因为“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而被打成所谓“右派”吗？彭德怀等人还会因为给毛泽东提意见一夜之间就了成“反党集团”吗？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中国当代史上的众多思想解放先驱，还会因为说过的话、写过的文章而被杀头吗？
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在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体现，实行新闻自由曾是共产党当年反复宣传的一大主张。当年，共产党还曾信誓旦旦的要求记者 “为人民喉舌”，“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创刊八周年纪念文章），“紧握住自己这一管直笔，作真理的信徒、人民的忠仆。一方面，凡是真理要求我们说、要求我们写的，就决不放弃、决不迟疑的给说出来、写出来。另一方面，凡不合真实和违反民意的东西，就不管有多大的强力在后面紧迫着或在前面诱惑着，我们也必须有勇气、有毅力把它抛弃，决不轻着一字。直者，直道而行也；有是有、无是无，白是白、黑是黑，不容有丝毫的假借，也不容有丝毫的含糊。（《新华日报》1943年9月1日社论《记者节谈记者风格》）。但当政后共产党马上就变了脸，完全抛弃了自己当年的新闻主张，成了地地道道的践踏和扼杀新闻自由的刽子手。
国民党时代的中国新闻自由虽不充分，但毕竟还允许民间办报，抗战时期，甚至还允许共产党在“国统区”创办和发行《新华日报》。另一方面，尽管存在着比较严格的新闻管制，但新闻报导什么不报导什么，当的年民办报纸仍始终保有一定范围的自主权，并不完全听命于政府的旨意。但共产党上台后，国民党时代允许的这些新闻自由全都荡然无存，民办报纸从此销声匿迹，而官办的新闻媒体则完全成了共产党的“传声筒”、“留声机”，报导什么不报导什么，完全得听“党的安排”，不能越雷池一步。按照共产党的新闻政策和理论，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应当把“听党的话”、作“党的驯服工具”当作自己的最高准则，记者的责任和使命不再是充当“人民的喉舌”，而是充当“党的喉舌”，不再是为真理负责，为人民负责，为事实负责，而是唯党是从，为政治服务。即便是符合事实、真理和民意的新闻，只要有违党的旨意，不符合当下的政治需要，也坚决不能写；而宣传党的旨意，符合当下政治需要的新闻，即便有违事实、真理和民意，也要大写特写。
对于这种状况，前《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在《我亲历的新闻出版自由》一文中曾做了生动的描述：“多年来，‘报喜不报忧’是铁的纪律。任意划定报导禁区是为了‘国家安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做党的驯服工具’，是新闻界的指导思想。如果谁‘不听招呼’，‘不遵守宣传纪律’，马上就是‘禁止发行’，或者‘停刊整顿’，当事者受到‘警告’，直至‘撤职查办’。因而，长期以来，不只是新闻媒介，就是有关的党政部门，都形成一种‘党性原则’：只要中央宣传部一个什么审读会、吹风会、通气会，或者宣传部办公室一个什么人的电话通知，说某件事不能报导，某些人、某些事不能宣传，上上下下就只能规规矩矩地照办，‘听党的话’、作‘党的驯服工具’，是最高准则。”
胡绩伟并举例说，“沙斯危机刚刚过去，香港五十万人大游行，一场新的民主运动爆发了。这本来是一国两制规定的民主权利，是香港人民的正当要求，可是，我们主持宣传大权的领导人，既怕香港人民的民主觉醒，更怕引起大陆人民民主要求的觉醒，因而马上指示大陆媒体全面封锁。管你香港人民连续游行请愿，管你全世界舆论哗然，中国新闻媒介还是一天天按兵不动，一字不登，一声不吭。
试想：香港五十万人的游行示威反对‘23条’，接连又有各界数万港人的集会抗议，全世界人民都从报纸、广播、电视中，看得清清楚楚，而只有中国亿万人民从我们媒体上看不见，听不到，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我们天天报导香港回归六年来，‘形势越来越好’，突然发生了五十万人的抗议示威大游行，不是太令人惊讶了吗！人们要问：是什么事让港人如此愤怒呢？又为什么捂起来，不透露一点消息，怕什么呢？我们一再扬言‘我国的新闻自由和人权记录是最好的时期’，这一下又露馅了！”
当年，为了抹黑国民党，共产党不惜夸大其词，把国民党时代的新闻界描绘成毫无自由可言，指责国民党“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消息不能报导，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了‘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圆谎八年，把中国新闻事业的声誉和地位作践无余……-在前方讳败为胜，要直到兵临城下的时候才让老百姓从空气中传来的枪炮声音知道战事的真相；在后方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政治外交的大事可不必说，指摘一点兵役粮政上的缺点，也就是‘暴露黑暗’、‘沮丧信心’、‘妨碍抗战’，结果是‘别有用心’，罪名层出不已。在争自由民主的神圣抗战中，检稿、扣报、罚令停刊，唆使流氓特务殴伤报童，阴谋放火，这算是“合法”行为；而在中小城市，那么逮捕记者、封闭报馆，更是家常便饭。（1945年9月1日《新华日报》时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
为了激起国人对国民党的不满，共产党还把国民党的新闻体制和政策与以德国法西斯为代表的专制主义者相提并论。1944年10月9日的《新华日报》曾发表社论《民主大家庭的家法》讽刺国民党说，“‘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间获得政权，自此以后，仅在短暂的时间之内，德国的报纸广播，如果要继续经营，不但不得发表纳粹领袖不愿意让德国公众知道的消息，而且还需要发表希特勒乐于让德国公众知道的消息。’掩盖真相，捏造新闻，于是德国人民就被蒙在鼓里，完全不知道世界其余部份时局发展的真实消息。这是希特勒驱使德国人民走上黩武侵略的最基本的武器，而这种武器在战前和战争中的今天，也还广泛地使用在法西斯的乃至亲法西斯的国家里面。”
共产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当年曾说过：“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湖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
所以，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 中国有少数人，集合新旧专制主义者的大成，他们一面办报造谣，一面又禁止另一些报纸透露真实消息。他们很怕真正的记者，因为他们有不可告人之隐，所以喜欢鬼鬼祟祟，喜欢人不知鬼不觉，如果有人知道他干的什么，公开发表出来，或者说，把他所要干的事老老实实地‘暴露’出来，那他就会大怒，跟着就会不择手段。把外国记者放上黑名单，时时刻刻以有形无形的手段恐吓着中国记者，叫他们‘小心!小心!’就是这种手段的举例。”
反观共产党当政后的新闻体制和政策，不正是当年它所激烈抨击讽刺的这一套么？！如果说两者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共产党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把新老专制主义者对新闻自由的践踏和扼杀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极至。
当年，共产党曾指责国民党肆意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并把这一权利列为要求国民党首先实行和保护的三大自由之一，但共产党上台后，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侵犯却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国民党。尽管大陆宪法明文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但事实上，在共产党的暴政之下，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完全成了政府的家常便饭。
六四后，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被解除了总书记等党内职务。按理讲，他虽然不是总书记了，但仍然是一位公民，他的公民权利理应受到宪法和有关法律的保护，这本是一清二楚，毫无疑义的。可是从那之后到他去世，十多年间他一直被软禁在家，受到军警监管。
对本党前任总书记的人身自由尚且如此践踏，对一般公民如何就更可想而知了。
赵紫阳的秘书鲍彤，1989年六四后被判刑八年，刑满释放，本应恢复自由，但是从监狱出来，立即转入软禁。一年后，才能外出。后来因为不认错，在海外媒体发表异见文章，于是家门口又经常被“站岗”。其他像天安门母亲丁紫霖，异见作家余杰、张祖桦、和胡佳等，在所谓的敏感时期，都经常会被“站岗”，限制人身自由。至于近年来被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就更多了，何止成千上万！
与言论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一样，集会结社自由也是公民应当享有的最基本的自由权利之一。按照共产党当年的宣传，政府应实现和保障公民的集会结社自由，因为“人民集会结社，原本是自己的事情，他们有权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决定组织的形式和选举与任用一切负责人员，而不应该遭受外力之牵制与干涉”，而国民党却经常限制和干涉公民的这一自由。但共产党掌权后却立马变了脸，不但不保护大陆人民的集会结社自由，反而肆意践踏和扼杀它。如果说当年的国民党只是对公民的集会结社自由曾加以限制和干涉的话，那么在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下，大陆人民的集会结社自由可以说已经丧失的一干二净。
综上所述，中共未当政时所主张和争取的民主自由，恰恰是它当政后所背弃和践踏的（尽管表面上共产党一直热中于装出一付热爱民主自由的面孔）；而共产党没当权时所猛烈抨击和反对的种种“独裁暴政”，又无一不是它当权后所推行和坚持的（虽然它从不敢承认这一点）；为了推翻国民党，共产党自己可以带头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但一旦它掌权后，却决不允许别人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换句话说，在对待民主自由的问题上，共产党当政后该做的一样都没做，而不该做的却一样不漏的都做了，而且做的很绝！
民间讥讽爱耍嘴皮子的人，常会说这个人“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满嘴花言巧语”，用它来形容共产党当政前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的种种动听之词，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中国还有句老话，叫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专指那种不讲信用、出而反尔的小人，用来概括共产党当政后背弃民主自由，实行专制独裁的种种倒行逆施，更是再恰当不过了！
可见，共产党当政前之所以会那么起劲的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并不是因为它真的热爱民主自由，更不是因为它真心要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别有所图。
三
那么，共产党当年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的“醉翁之意”究竟又是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共产党掌权后抛弃民主自由、实行专制独裁的真实原因，从这种情况的发生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说起。
或许，有人会以为，共产党抛弃民主自由是因为它当政后发现大陆人民还不具备立刻实行民主自由的素质，所以暂时还不能实行民主，让人民获得自由，而只能先行专制。在作者看来，这种解释显然难以成立。因为共产党当年曾一再强调，在中国实行民主不仅刻不容缓，而且切实可行。
1939年2月25日，《新华日报》社论《民主政治问题》曾专门批驳有人藉口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的说辞。文中说，“目前再来公然反对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来企图根本否认民主政治对于抗战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于是反民主政治论者就来一套新的法宝。他们说，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国民不好，不能实行。他们说，我国人民素来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训练，如果贸然实行，就要产生不好的结果。所以现在实现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
“民众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培养，这自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要知道，民众的参加抗战动员，民众自身的民主生活，是他们受到训练和教育的最好、最迅速的方式。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在这种方式下，群众可以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他们自身的教育和抗战事业，同时推向前进。”
1946年1月24日，《新华日报》又发表《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 ? 》一文，对藉口中国人民文化水准太低，企图拖延实行民主的观点再次进行了批驳。文中说，“这是一个老问题：中国广大人民文化水准太低，致使有些人怀疑他们是否有运用选举权的能力；反对实行民主的人，更以此为藉口，企图拖延民主的实行……
假若将来中国人民个个都能识字了，实行选举时一定便利得多，这是很明白的。现在中国人民文盲太多，进行选举时非常麻烦，这也是事实。但是，无论如何，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主要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的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
……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与不识字都不会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那些……企图以此来拖延民主选举之施行的谎言，完全没有事实根据。”
党魁毛泽东本人也曾对到延安考察的中印缅战区司令官兼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将军政治顾问谢伟思说过，“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像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你们可以在我们的地区里看到这种不同之处——人民是生气勃勃、富有兴趣和十分友好的。他们具有人类抒发情感和精力的机会，他们已经从沉重的压迫底下解放出来了。”（《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或许，有人还会以为，共产党抛弃民主自由是因为它觉得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西方，不能实行民主，只能代之以专制？这种解释也行不通。因为这种观点恰恰也是共产党当年所明确反对的1944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文章专门批驳了藉口国情与外国不同认为中国不能实行民主的观点。文中说，“当清朝晚年，最初有人提倡洋务运动，主张学外国人造枪炮、办工厂的时候，曾遭受一种激烈的反对。反对者并不能否认外国的确靠了枪炮机器而比中国强，但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
“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曾听见有一位乡下老先生说：中国人坐汽车会发晕，这就证明汽车只是外国人的玩意。现在却有些已学会了坐汽车的先生们说：中国人民倘过民主自由的生活，就会出乱子，所以民主只是适用于外国，不合国国情，岂不是同样荒谬么?
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民主即科学》）
既然上面的解释都不能成立，当然就应该另外寻找答案。
笔者认为，共产党当政后之所以会背弃它在国民党时代曾鼓吹和争取的民主自由，走上专制独裁的不归路，说到底乃是它的本性所致。
世界上所有共产党都是喝着马克思主义的狼奶出生和长大的，都是人的私心膨胀到极端的代表，这就决定了惟我独尊、无法无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乃是它们共同的本性。正因为如此，共产党最看重、最想得到与最不会放手的莫过于对国家权力的独占。在没有掌握这个权力时，它会想尽各种办法从别人手中夺取这个权力，一旦获得这个权力后，它又会竭尽所能独占这个权力，决不会和任何人分享它。而中共又与一般的共产党有所不同，它不仅是喝马克思主义的狼奶出生和长大的，而且还深受本国帝王思想和宫廷权术的影响，因而其惟我独尊、无法无天的本性比它的同类更突出，对权力的独占欲也比它的同类更强烈。所以，共产党的本性从来都是排斥民主自由，爱好专制独裁的。当然，共产党也深知当今世界民主自由不可阻挡，专制独裁不得人心，所以它行的虽是专制独裁的“实”，却又总是抱着民主自由的“名”不放，并且时不时还要搞点无关痛痒的所谓政治改革来装点门面。但不管它给自己披上多么花哨的民主自由的外衣，怎么进行所谓的政治改革，共产党都不可能真正放弃专制独裁，推行民主自由，因为那样的话，共产党就会自行瓦解，共产党就不再是共产党了。幻想共产党会实行民主自由，无疑于相信太阳有一天会从西边升起！
那么，既然共产党的本性就是排斥民主自由的，为什么在国民党当政时它又要那么起劲卖力的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千方百计的扮演民主运动的旗手和主将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当年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
国共第一次合作解体后，共产党被迫从城市逃往乡村，此后在国民党大军三番五次的围剿下，已濒临绝境。如果不是因为日本入侵，共产党不仅不会有后来的做大，也许早就被国民党消灭了。正是由于外敌来犯，接着又发生了“西安事变”，共产党才得以从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死里逃生，并与国民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共产党尽管取得了合法地位，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但依它那种惟我独尊的本性和与生俱来的权力独占欲，是决不甘于也决不可能甘于长久屈居于国民党的统治之下的，它一门心思想的始终都是如何推翻国民党，夺取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不是挂在它嘴上的抗日。但共产党也清楚，这个目地不是一时半会就能达到的，毕竟那会它还没有这个实力。因此，为了实现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目标，当务之急是先一步步做大自己的实力。怎么做大？除了想尽办法扩大自己的武装和地盘，最重要的莫过于跟国民党争夺民众。而在当时，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再好不过的工具。
抗战开始后的中国，民主自由的热情和呼声空前高涨，尤其是知识份子和各民主党派，更是积极踊跃，冲锋在前。在这种形势下，凭藉中共已有的实力和影响，趁势加入中国民主运动的阵营，打出民主自由的大旗，摇旗呐喊，呼风唤雨，一来可以赢得民众的好感与追随，壮大自己的队伍和声势，从而在与国民党的权力角逐中增添自己的砝码；二来可以利用壮大后的队伍和声势，向国民党施加压力，扩展自己的政治空间，更好的削弱直至颠覆国民党的统治。正因为如此，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收敛了自己的政治锋芒，淡化了自己的政治色彩，甚至声称“既不要求也不计划无产阶级专政”，把自己迅速装扮成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旗手和主将。
撇开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国民党不谈，从表面上看，当时的各个党派虽然都在争取民主自由，但彼此之间完全是同床异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作为西方民主主义的忠实信徒，各民主党派争的不仅是自身的民主自由，而且是全体国民的民主自由，这就是他们的全部目地。而共产党则不同，尽管它表面上似乎也在为大众争取民主自由，但它真正争的其实并不是全体国民的民主自由，并不是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自由，而是反对国民党的民主自由。不过，这也还不是它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它打的算盘是先把这个民主自由争到手后，再利用它去颠覆国民党的政权，最终取而代之，让自己爬上国家的最高权力宝座。共产党为什么常讲“民主是手段不是目地”，奥妙之一就在于此。当然，上面这种差别只是在共产党当政后，其专制独裁的真实面目已经暴露的比较充分，当人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当年的这段历史时，才渐渐被有些人认识到，而在当时则很难被一般人所觉察。毕竟，那是一个政治风云错综复杂的年代，一方面，国民党在推行民主自由上的表现是那么的差强人意，另一方面，共产党上演的民主政治秀又是那么的逼真动人，普通百姓要想一下看清共产党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实在太难了。
正因为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的真实目地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所以一旦共产党利用民主做为工具，凭藉日益做大的实力，最终打败了国民党，成为它朝思暮想的国家统治者后，对于共产党而言，民主也就丧失了它原来的价值。掌权后的共产党哪里还需要用民主自由去对付国民党，它手里已经有了更好的武器——强大的国家机器。这个时候继续鼓吹民主自由，岂不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惟我独尊、无法无天的共产党是绝对不会干这种傻事的。因此，除了时不时喊几句民主自由的口号来装点一下专制独裁的门面，民主自由在此时的共产党眼中已毫无用处可言，抛之脑后当然也就是它必然的命运了。
其实，更准确的讲，共产党对待民主自由的自相矛盾，并不仅仅存在于其当政前后，在它当政前就已经存在了。按理讲，当年共产党既然那么热爱民主自由，那么憎恨专制独裁，那么义正词严的指责国民党阻挠实行民主自由，那么，在它自己统治的地盘，也就是所谓“红区”、“解放区”，特别是所谓“革命圣地”延安，理应率先垂范，带头实行民主自由，为国民党做出榜样。但事实恰恰相反，别看共产党一个劲逼着国民党在“国统区”里实行民主自由，但它自己在“红区”、“解放区”内搞的却一直是专制独裁的那一套（共产党建制后的专制独裁正渊源于此）。这方面的资料近年来披露的很多，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查，笔者在这里就不赘述了。看过这些资料之后你就会发觉，共产党对待民主自由其实一直都是自相矛盾的，只不过这种反差在其当政前后表现的更为鲜明，更为强烈罢了。
可见，共产党当年之所以要那么起劲的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纯粹是为了诱骗那些在国民党统治下热爱和梦想民主自由的民众，特别是中国的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让他们心甘情愿的跟随自己为推翻国民党卖命，而决不是因为它真的热爱民主自由，更不是因为它真的想让全中国人民获得民主自由，正像共产党当年之所以要给工人阶级套上“领导阶级”的耀眼光环，许诺农民“解放后过上好日子”，是为了诱骗他们为自己“抛头颅，撒热血”一样。这再清楚不过的暴露了共产党的骗子嘴脸和本性。
古往今来，骗子之所以能经常得逞，是因为他们都有一套骗术，能够以伪装的面目获得他人的信任。但骗子终究是骗子，骗术再高超，也终有露出马脚的那一天。
当年，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颠覆远比自己强大的国民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以民主自由为诱饵，成功的骗取了相当一部份民众，特别是相当一部份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的信任和支持，从而逐渐坐大了自己的势力。但共产党掌权后，脱去伪装，峥嵘尽现，越来越多的人在经历了一场场政治运动的血雨腥风，饱受独裁者的践踏之后，终于渐渐认清了共产党玩弄民主自由的真面目。
今天，说谎成性的共产党仍在继续用假民主真独裁的把戏骗人，深受其蒙骗者也大有人在，他们依把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希望寄托在中共的改弦更张上，这无异于与虎谋皮。古人曰温故而知新。我们之所以要回顾中共当年以民主自由诱骗民众的这段历史，正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看清共产党玩弄民主自由的骗子本性和嘴脸。
半个多世纪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不管中共再怎么花言巧语许诺人民以民主自由，再怎么装模做样的搞什么政治改革，只要它的统治存在一天，中国人民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民主自由。只有从中共的谎言中彻底觉醒，义无返顾的抛弃它，苦难深重的中国才会真正迎来民主自由的曙光！@
(1/5/2007 11:27:00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