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宇新【明见网1月4日讯】清末以来，在争民主争自由的世界性大潮的影响和冲击下，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的知识份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对民主自由的向往也日益迫切，民主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抗战开始后，更是形成了争民主争自由的全国性热潮。在这场跌荡起伏的政治风云中，竭力以中国民主运动旗手和主将自居的共产党，利用各种宣传手段，特别是由其控制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舆论阵地，发表了大量反对专制独裁，要求实现民主自由的激烈言论，向国民党政府频频发起民主攻势，一时间吸引了许多对国民党不满，向往民主与自由的中国人，以至他们中很多人都把共产党当成了民主自由的化身，把中国迈向民主自由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共产党的身上，并因此成了它忠实的追随者。
回顾这段历史，后人不免困惑，以专制独裁著称于世的中共，当年何以竟会那么起劲的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呢？这正是笔者想要回答的。
一
共产党掌权后，一直不厌其烦的“教育”我们，美国是资产阶级的天下，劳动人民毫无民主权力可言；西方的民主自由不适合中国国情；“民主第一”是资本主义的谬论；中国只能由共产党一个党来领导，决不能有反对党……
对于这样的陈词滥调，大家早已耳熟能详，已是见怪不怪了。
如果有人提出，中国应该允许反对党存在，不能搞一党专政，美国是伟大的民主国家，“民主第一”是正确的……按照“党文化”的调子，你一定会说这是“资产阶级右派”的观点，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谬论”。如果我告诉你，它们也曾是共产党起劲鼓吹的观点，并曾经堂而皇之的登在作为共产党“喉舌”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甚至频频出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袖的公开讲话中，你一定会以为我是在骗你。
有这样的想法一点都不奇怪，但我说的并非玩笑，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没有亲身经历过国民党时代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不知道中共当年为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都曾说过什么，是一副什么样的姿态，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又是什么。在这点上，我们得由衷的感谢《历史的先声》的编者，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大量珍贵的史料才得以重见天日。读完书中精心搜集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当年的社大量论和文章，以及中共党魁在各种公开场合的讲话，你就会吃惊的发现，原来，抗战开始后，共产党曾利用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所取得的合法地位，那么起劲的鼓吹和争取过民主自由。中共当年为此发表的大量公开言论，曾经是那样的振聋发聩，让人读了不能不为之激动，甚至热血沸腾。
要争民主当然首先得强调民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1946年5月4日，《解放日报》为庆祝五四发表了社论《民主和自由新论》，该文以充满激情的笔调对民主进行了讴歌：“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新生，才能使青年获得肉体与精神的解放。没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发展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没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想，而没有民主与科学，中国便绝对不可能由落后变为先进，绝对不可能由贫弱变为富强。”类似这般充满激情的精彩言论，在当年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不胜枚举。
1945年2月12日的《新华日报》在回答一位名叫吴中民的读者的提问时曾这样说过：“现在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实行民主；有了民主，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没有民主，便一切都是粉饰的花样而已。”(见《新华日报》1945年2月12日《答读者问》)
1945年7月2日《解放日报》的一篇文章说的更绝：
“民主能发挥无穷的伟力，唯有实行民主，事情才能办好。”
“实践证明了一切，谁还能丝毫怀疑吗?
一切力量来自人民!
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为了鼓吹民主，中共党魁甚至亲自披挂上阵，摇旗呐喊。毛泽东就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国民政府应全面实行民主，只有实行民主才能建设好中国。
1944年6月12日他在答中外记者团时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为了打倒共同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份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见《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1945年7月，毛泽东在与访问延安的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谈话时，还从如何防止“政怠宦成”与“人亡政息”的角度强调了民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黄炎培回忆说，“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致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选自黄炎培着《延安归来》第二篇“延安五日记”）
其实，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的是阶级斗争，而不是什么抽像的民主，更不会赞同西方“民主第一”的观点。可是，当年为了鼓吹民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中共甚至置老祖宗的理论于不顾，对西方“民主第一”的观点也公开大唱赞歌，以至咋一看上去，这么热中民主的共产党倒不像是共产党，而是西方社会的民主党了。
翻开1943年9月15日的《新华日报》，赫然可见刊登在显著位置的社论《民主第一》。文中说，“美副总统华莱士九月十一日在芝加哥建立和平委员会发表演说，曾强调‘民主第一’的口号。他认为不仅在政治上需要民主，而且在经济上也需要民主；不仅在一个国家内需要民主，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需要民主。他说：‘民主第一的口号，表示全世界在经济与政治两方面，都应获得自由’。‘能巧妙遵循这样的民主第一的口号，并予以有力实施，则必能获得和平。’这见解是十分正确的。在法西斯侵略阵线秋风落叶般日趋崩溃之途的今天，为了实现和平繁荣的世界，不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覆辙，强调这种‘民主第一’的口号，实在是必要的。” “然而仅仅强调这一正确口号还不够，必须在事实上实现这口号。”
别看共产党后来把美国民主骂的一钱不值，当年对它可是赞扬备至，推崇有加。每年7月4日是美国的国庆。1944年7月4日这一天，《新华日报》专门发表了社论《美 国 国 庆 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以示祝贺，文章结尾处甚至高呼口号：“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 1945年7月4日，为庆祝美国独立纪念日，《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象征民主自由的日子》，文中激情洋溢的写到，“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
1944年7月，毛泽东在与中印缅战区司令官兼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与谢伟思等人谈话时还盛情说过，“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当年，共产党的舆论宣传还经常提醒人们，实行民主在当时的中国不仅大有必要，而且刻不容缓。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社论《民主政治问题》说，“目前再来公然反对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来企图根本否认民主政治对于抗战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于是反民主政治论者就来一套新的法宝。他们说，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国民不好，不能实行。……-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他们好像忘记了中国今天是处在艰苦的抗战中，忘记了中国今天来实现民主政治，不仅是历史发展普通的一般的要求，而且是抗战特殊的迫不容缓的要求。”
正因为实行民主不仅重要，而且刻不容缓，所以共产党当年还义正词严的警告它眼中反对民主的人说， “万里长城和海洋都阻止不了世界潮流，今天已经是人民的世纪、民主的时代了，一个国家不能孤立在民主的大潮流之外，于是中国必须而且必然要实现民主了。”（《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民主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谁要反抗这潮流，谁就要遭受灭顶之祸……”（1943年9月15日《新华日报》社论《民主第一》）“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论英美的民主精神》）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民主呢？
按照中共当年所主张的，要实现民主就必须毫无保留的把属于民的权利交还给人民。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说，“如何实现民主呢?请走上民主的正轨：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
什么是主权在民?依照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是人民对政府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对政制法律有创制和复决之权。只有人民真正得到了这四种权，才算具备了民主国的基本条件；如果这种权不在人民手中，也就是说这个条件若不存在，就不算完成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建设。”
“因此，建设一个国家的民主，第一个标志，第一个步骤，就是把上述四权交给人民，不作一丝一毫的保留；政府的负责官员，由人民来选举，从人民中间产生；政府的大政方针、政令法律，由人民来决定，由人民来创制；政府官员的失职或政策法律行不通，是违反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就可以罢免他或撤废它。”
1944年2月2日的《新华日报》还曾专门发表《论 选 举 权》的社论，特别强调实行普选制的重要。该文说，“选举权是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民主国家，主权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仆，代议士是人民的代表，好像是监督和管理仆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了。……固然，在过去，甚至现在，有些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并不是普选制，而是限制选举制。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潮流所趋，很明显地，是不可阻遏地走向普选制了。特别在我们中国，中山先生老早就已主张普选制。在理论上，一切人民都将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人民有了选举权，不仅是可以选举代议士，而且是可以选举政府官吏；不仅是可以选举地方官吏，而且是可以选举中央官吏。像中山先生所说：‘人民对于本县之政治，当有普通选举之权、创制之权、复决之权、罢免之权；而对于一国之政治，选举权之外，其余之同等权，则付托于国民大会之代表以行之。’这就是说，人民所享有的民权，不能不是愈到下层，愈广泛，直接。但选举权则虽对于中央，也是可以无限制地运用的。特别是代表人民的所谓代表机关，不论是国会也好，国民大会也好，必须由人民自己选举代表组成，否则这种机关，便不是民意机关。
选举权是不是能够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运用，与被选举权有无不合理的限制与剥夺，具有着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本来，广义地说，选举权就包括被选举权在内。有选举权的运用，就必有被选举的对象。因而有选举权存在，就同时，有被选举权存在。如果被选举权受了限制，则选举权的运用，也就受了限制。具体地说，假使某些人民被剥夺了被选举权，则有选举权的人就不能去选举他们，因而选举权的运用，也就受着限制了。所以真正的普选制，不仅选举权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选举权也要“普通”、“平等”；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
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除了“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处褫夺公权”的人们，以及汉奸外，任何人的被选举权都不应该被限制、被剥夺。不仅不应该以资产多寡、地位高下、权力大小为标准，而且也不该以学问优劣、知识多少为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为人民所拥护，因而也就只有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
最后，应该说及的，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实现民主的关键在于结束一党专制，这也是共产党当年在其舆论宣传中所反复强调的。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
1944年9月15日，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重庆举行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曾郑重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后来，共产党又向国民党当局书面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当年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讲，进一步阐明了召开各方代表参加的紧急国事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当年，共产党还反复强调，实行民主的基本条件在于让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权利。
1943年9月15日的《新华日报》在一篇社论中说，“所谓反法西斯侵略各国必须先在自己本国内彻底实现‘民主第一’的口号，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国家都必须实行同样的民主政治。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发表在1944年2月1日《新华日报》上的社论《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保障—— 论张君励先生的建议案》一文说，“协进会第二次会议里，通过了张君励先生提出的《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之建议》一案。早在一月三、四、五日，张先生就曾在成都的新中国日报发表了《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一文。这次提案的内容，是和那篇文章相同的。
张先生所说的三项人民基本权利是：一人身自由；二结社集会自由，三言论出版自由。第一项自由，是为了人民不致遭受非法的秘密的拘捕、限制、审判和处决。第二项自由，是为了‘第一，可使人民以集体发抒政见；第二，各种政治结社可以互相切磋；第三，养成民间领导政治之人，使其发为负责的言论；第四，在朝党在野党各有互相监督之机会。’其主要建议，是人民可以组织团体、政党可以合法存在公开活动。第三项自由，是为了人民能够发表意见、批评，监督和改进政治及社会等等的各种设施。其主要建议是实行图书杂志新闻的事后检查。张先生所提出要保障的三项人民基本权利，虽然并不包括全部民主权利，却已经涉及了重要的三项。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必须以此三项为重要的标帜。因此，我们和张先生一样，很重视这三项人民基本权利。（《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1日《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保障—— 论张君励先生的建议案》）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中强调，“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他说，“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师范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三册 原题《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
为了推进民主运动，当年共产党还反复强调了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人身自由各自对于民主政治的意义与价值。
以言论自由为例。《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发表的《言论自由与民主》一文说，“有民主就有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就不是民主。我们拿英国来作例，英国是一个民主国，所以英国即使在战时，对言论的自由也是尊重不渝：报纸送检是出于自动，而且只限有关国防的稿件；刊载了有害国防的消息，至多也不过事后由政府提出公诉，没有其他任何直接干涉言论的行为。——这些事实，是一民主国对言论态度的标本。就拿现在发生纠纷的澳洲来说，报纸和人民也还有对言论限制作抗争的权利，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1944年9月1日恰逢记者节，当天的《新华日报》专门为此发表了社论《祝记者节》。这篇社论充分肯定了言论自由对于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的重要，大声呼唤全国记者团结起来争取言论自由。文中说，“为什么罗斯福把言论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条，为什么罗斯福把言论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条，为什么邱吉尔把言论自由列在七项标准的第一项？正是因为他们重视言论自由，把纸弹的火力，动员并集中到揭露和打击法西斯主义，同时也热烈的欢迎人民批评政府政策和各种作战努力，揭露错误和缺点，提供建议和办法，才改正了种种错误，克服种种缺点，使民族更团结，人民更积极，士气更提高。这样，美国能雪珍珠港之耻，而转入反攻；英国便有雪敦克尔克之耻，而走向胜利。英美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地中海到印度洋，从欧陆到缅甸；现在所以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政治上的民主，是最重要的关键；而言论自由，又是极重要的一环。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罗斯福和邱吉尔都把言论自由确定为战争目的之一。在战时，要依靠他来打胜仗；在战后，还要依靠她保持永久和平。……-可以说，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健全的发展的新闻事业。没有言论自由，新闻事业本身是会枯萎的。所以，新闻界同人，随时随地都在团结一致，为言论自由而奋斗到底。
中国的新闻界同人，是世界民主的新闻战线中的一部份。地域尽管不同，任务却是共同的。每个记者都应该是反法西斯的战士，都要争取和保卫言论自由。今天‘记者节’日，我们竭诚向全国记者呼吁，亲密地团结起来，把笔锋瞄准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积极争取民主进步要求言论自由!”
二
鼓吹民主自由时是那么的慷慨激昂，争取民主自由时是那么的义正词严，谴责专制独裁时又是那么的义愤填膺……
共产党当年在中国民主运动中的这一幕幕出彩表现，不但给许多善良天真的人留下了热爱民主自由的深刻印象，而且让追随它的民众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只有共产党才是带领中国真正迈向民主自由的希望，共产党取代国民党领导中国的那一天，也就是中国人民真正实现民主自由的那一天！
但共产党究竟是不是真的热爱民主自由，到底是不是真心要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我们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不仅要看它在当政前曾经说过什么，争取过什么，更要看它在当政后到底做了些什么，有没有兑现自己说过的话。共产党不是一向声称言行一致，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么，那就让我们把共产党在1949年当权之后所做的事与这之前所说的话一一对照一番，看一看事实究竟如何，真相自然也就大白了。
如果说绝大多数没有经历过国民党当政时代的中国人，对于共产党当年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激进言论与姿态都一无所知的话，那么对于共产党当政后对待民主自由的所作所为，有着亲身感受的他们却是再清楚再熟悉不过了。只要一谈到这个话题，如今稍有阅历和头脑的中国人，恐怕眼前都会不由自主的浮现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所制造的那一幕幕惨剧：“土改”、“镇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反右派” 、“庐山会议” 、“文革” 、“六四” 、镇压法轮功……它们以饱含血泪的事实确凿的证明，共产党当政后实行的是地地道道的专制独裁，而不是它当年曾争取过的什么民主自由，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共产党的党魁无一不是世界上恶名远扬的独裁暴君。这一点，除了共产党自己和极少数深受其蒙蔽的追随者之外，如今没有人会存有疑义，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曾对此供认不讳——只不过那不是在公开场合，而是在共产党高级干部的会议上。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曾大言不惭的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份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跃进”亲历记》)
国民党当政时代，共产党曾郑重其事的提出，“一个国家是不是实现了民主，执政当局是不是有诚意实现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应有的权利，毫不保留地交给人民；并且对于人民实行这几种权利，是不是毫无保留地加以尊重。”“实现民主，完成民主建设，在一切主权还不在人民手中的地区，问题是立刻使人民有权，立刻把人民的权利交还给人民，而且是毫无保留条件的实行还政于民，产生民选的政府，建立民主的体制，颁布人民决定的政令法律。”（《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
按照以上标准，共产党当政后，理当把大陆人民应有的权利毫无保留的交还给他们，让人民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政府的负责官员，决定政府的大政方针、政令法律，罢免失职的政府官员，撤废违反人民的利益的政策法律。但事实恰恰相反，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国家的主权从来都不曾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人民既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政府的负责官员，决定政府的大政方针、政令法律，也不能罢免失职的政府官员，撤废违反人民的利益的政策法律，而这一切恰恰是共产党当年抨击国民党专制独裁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选举权为例。从表面上看，按照中共宪法规定，18岁以上的大陆公民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每隔一定的周期，共产党的各级政权也都要进行各种名目的选举，但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大陆人民的这种选举权其实是徒有虚名。首先，共产党拒绝普选制，普通群众根本无权直接选举政府的各级负责官员。其次，侯选人也不是人民推选的，而是共产党指派的，换句话说，普通人民的被选举权完全是有名无实。再次，竞选向来都是被禁止的。
不仅如此，共产党一向还直接操纵选举。刘少奇1949年7月4日写给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信，就曾向苏共和斯大林详细报告了中共是怎样控制政协和政协选举的。信中说，“现在政协筹备会已组成，共有筹备委员一百卅四人，其中党员四十三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四十八人，中间人士四十三人，其中中间偏右者只有十六人，在进步人士中有十五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对政协筹备会可保障绝对的领导。在筹备委员会中另组织常委会委员，委员二十一人，同样可保障我党领导。”“筹委会已决定将来参加新的政协会议的党派十四个，代表一百四十二人。地区代表一0二人，军队代表六十人，人民团体及少数民族与海外华侨代表二0六人，总共四十五个单位，五百一十个代表。代表中党员将占多数。”（《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p4-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北京）刘少奇的这一不打自招，是对共产党选举制度的莫大讽刺。
共产党不但一向操纵政协的选举，而且一向操纵了大陆的各种选举。以人大的选举为例，从全国人大到地方各级人大的代表名额，历来都是由共产党直接分配和指派的。
正如吴国光先生在《中国大陆的选举制度及其变革》中所说的那样，“中共通过所谓的‘规定选举方针’、‘戴帽’、‘酝酿’、预选、‘做工作’、等额选举、禁止竞选等一系列程序设计，形成了其独特的选举制度和运作方式。其要意就是，在原则上承认有选举的必要，而同时在实践中则设法削弱直至消灭选举的实际功能，从而把选举空洞化、虚假化。”因此，虽然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有一定覆盖面的选举，但这些选举已形同虚设、名存实亡，几乎毫无其本来的意义了。更要害的是，通过种种相当精致的程序设计，形成了一套颇为独特的选举制度，即把政治参与变成了政治动员，把用来让选举人自下而上地表达意愿的制度设计，变成了自上而下地、让选举人为领导意图背书的形式，从而阉割了选举的民主灵魂。这种选举称的上是名副其实的“假选举”、“伪选举”，在这种“假选举”、“伪选举”下，人民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权可言！
(1/4/2007 11:25:00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