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 【明见网6月29日讯】5.从“高尚的谎言”到“赤裸的暴力”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把极权主义的组织结构比作洋葱头，最核心是党的领袖，然後依次是领袖周围的小圈子、精英组织、党员，最外层则是党的追随者和同路人。她指出：“极权主义运动的整个等级结构，从天真的同路人到党员、精英组织、领袖周围的小圈子、领袖本人，都可以被描述为一种由轻信和犬儒等不同态度的奇特混合”，而“层次越高，犬儒态度就越是压倒轻信的情形”。也就是说，越是外层的人越是天真轻信，越是核心的人越是犬儒。这是不难理解的，譬如极权主义的欺骗性宣传，圈外人或许信以为真，圈内人既是谎言的制造者，当然不是受欺骗。问题是，圈内人为什么会存心制造谎言?其他那些由於接近核心而了解到谎言是谎言的人如何又能心安理得地维护谎言?下面一个例子或许有助於说明这个问题。
一九二七年春，中共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上海准备武装暴动，被国民党镇压而遭到失败。根据张国涛在回忆录中所讲，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与新任中共总书记瞿秋白对革命失败後的局势进行讨论商议对策。他们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个交代，虽然是按共产国际指示行事，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所以只能由中共挺身而出承担这个责任，但如果责任由中央政治局全体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所以还不如把全部责任推到陈独秀一人身上，其他人则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英明领导的立场上反对机会主义路线，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
这段故事透露了共产党领袖们所共有的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在领袖们看来，要让群众坚定不移地投身革命，就必须让群众对领袖的英明正确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因此就必须编造和维护领袖英明正确的神话。不错，神话就是谎言，但这是“高尚的谎言”(柏拉图语)。它是革命的需要，政治的需要。为了维护这个神话，就必须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於领袖，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就必须压制对领袖的批评，压制自由讨论。我们知道，谎言总是有漏洞的，因此，为了防止谎言破产，就必须不断地编造新的谎言去补充，去圆谎。於是，单一的谎言就迅速发展成一套弥天大网。伴随着谎言系统的发展，在共产党内部也发展出一套强力禁制系统，一套铁血纪律。
照理说，谎言系统与铁血纪律的形成只是为了夺取革命的胜利。不幸的是，它们并不会因为革命的胜利而自行消亡。事情往往是相反的。由於掌握了全国政权，共产党更可以把它的谎言系统和强力禁制系统扩展到整个国家，从而将之发展到更完整、更严密的地步。共产国家宣称自己是人民的国家，但是党的领袖们清楚地知道，那充其量是“为民作主”而不是“由民作主”。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材料表明，在五六年底五七年初一段时间，毛泽东看来确实考虑过是否实行真自由真民主的问题。他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号召“双百”方针，主张言者无罪。他甚至在和某些人个别谈话时讲到中国的问题不只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说现在还是在训政时期(见李慎之《大民主与小民主》)。可见在当年，虽然有许多人受惑於共产党宣传，把专制误认为民主，把不自由误认为“最大的自由”，但领袖们
自己却一点不糊涂。当毛泽东发动鸣放整风时，越是圈内的人越是不当真，越是圈外的人越是当真，也就是说，越是圈内的人越犬儒，越是圈外的人越轻信。至於毛泽东本人，先前号召鸣放整风，俨然一个理想主义者，後来又发动反右运动，分明又是犬儒主义。毛泽东翻云复雨，正好说明了他是真犬儒主义假理想主义。
专制者的犬儒主义可以有两套不同的说词，第二套比第一套更犬儒。在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一九八四年》中，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是这样理解党的专制权力的，他说：“党并非为自己的目的才追求权力，而只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党之所以追求权力，乃因为一般群众是脆弱的、怯懦的动物，他们不配享受自由，或者说不能认识真理，必须由那些比他们强有力的人来统治他们，有秩序地欺骗他们。人类只能在自由与快乐二者之间选择其一，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快乐比自由更好些。党是弱者们的永恒的守护神，是为人民服务，它是为了善才作恶，为了他人的快乐而牺牲自己的快乐。”
可是，身为统治精英的奥布来恩却嘲笑史密斯的这番见解。他直截了当地宣称：“党完全是为了自己才追求权力的，我们并不关心别人的利益，我们只关心权力。不为荣华富贵，不为福禄长寿，只是为了权力。...我们不同於以往任何寡头政治集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从事的活动是为了什么。其他任何人，甚至那些和我们相似的人，都是胆小鬼和伪君子。他们没有勇气承认他们的动机。他们自称甚至相信他们掌权并非出於自愿，只是暂时的勉为其难；他们自称甚至相信在不远的未来就会实现自由平等的快乐天堂。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我们知道，从来没有人是为了放弃权力才掌握权力。权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专政的目的并不是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专政。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折磨的目的就是折磨。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
上述两种犬儒主义在实际上常常互相交织而难以分清。那些“为权力而权力”的犬儒主义者往往要把自己的立场加以合理化，要自己说服自己他们是在为着一个高尚的目标。许多以高尚的目标为由而把持权力的人，到头来很可能只是“为权力而权力”。譬如当今的某些中共领导人，他们一方面坚称如果没有共产党的专政就没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而且也确实下工夫发展经济稳定社会，但另一方面又打定主意宁肯天下大乱经济崩溃也决不肯放弃一党专政。
6.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还是从“权力向暴力转变”?
越到後期，中共越是变得犬儒主义。在六四事件和苏东事件之後，中共的犬儒化是如此显著，以至於一批少壮派要忍不住将之诉诸文字，化为纲领。所谓《太子党纲领》(即《苏联剧变之後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一文就是一个例证。
在《太子党纲领》中，作者提出：“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苏联事变後，这一转变更加紧迫。”初读这话，令人莫明其妙。共产党已经执政四十多年，怎么到如今反倒提出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来了呢?若说在毛泽东时代，中共一直高举“革命”大旗，不断革命，不断搞政治运动，致使经济建设受到很大冲击；可是，这种局面不是早已随着“四人帮”的垮台，特别是在邓小平主政以来就已经结束了吗?
认真分析那段文字，以下几句话颇堪玩味，作者批评共产党“用群众中的民粹主义情绪来束缚党的手脚”，“几十年来形成的骄民政策，对群众只敢讲廉政和勤政，不敢讲严政”；作者认为，“苏联、东欧和中国的六四事件的经验表明，政治反对派用以攻击共产党的武器，有时恰恰就是共产党尚未进行有效转变的一些革命理论”，“自由化分子最爱用的口号就是反腐败、反官倒，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上述几句话，且不说有的完全不是事实，例如，共产党什么时候实行过“骄民政策”?什么时候“不敢讲严政”?问题是，在这些含糊暧昧的词句後面，作者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
其实，《太子党纲领》的意思无非是说：过去，在理论上，共产党总是声称它的权力是来自人民群众(毛语录：“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人民给的”)，共产党总是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人民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在过去，党从不敢正大光明地、理直气壮地压制人民。对於来自人民的反对意见，党唯一的办法是宣布对方不是人民，是“反革命”，是“一小撮”，或者是“受蒙蔽”，由此才能获得压制的合法性或正当性——这就叫“民粹主义”，这就叫“骄民政策”、“不敢讲严政”和“群众运动天然有理”。这套理论，倘放在革命时期或许有益而必要，但在执政时期就是无用而有害的了。如果继续采用这套理论，只会作茧自缚，给反对派提供思想武器。
应该承认，上述观点确有其道理。这再次证明了共产党专制不同於传统专制。在传统专制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毫不含混的两件事，彼此都不认为双方是平等的。皇帝是上天的儿子，不是人民的儿子。地方官被叫做父母官，不叫“人民勤务员”。统治者固然需要体察民意，但是不一定要遵循民意，因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意不是最後的依归。老百姓可以向上陈情，但决不可“作乱犯上”，人民不是国家的主人，没有什么“主权在民”。现代共产专制则不同。起码是在名义上，共产党接过了若干民主概念。共产国家甚至比民主国家更热衷於抽象地抬高人民的地位，譬如在自己的国号上格外加上“人民”或“民主”的字样，以此表示自己取代“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但这样一来，诚如《太子党纲领》所言，共产党也就使自己面临一种巨大的危险：一旦广大人民一齐起来发出呼声，拒绝承认人民政府的人民性，我们的“人民政府”就失去立足之地了。在苏东事件中，有示威者打出标语“我们才是人民!”就这样一句简单的口号，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便荡然无存。
正是深切地感受到共产政权的这一内在弱点，《太子党纲领》建议，中共务必要改换自己的理论，放弃已经不合时宜的革命口号，要向老百姓摆明“我们统治你们”的姿态。这就是所谓“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譬如奥威尔笔下的《动物农场》，几只猪高举“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革命大旗，带领其它动物推翻了主人琼斯的统治，建立起号称由动物们自己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尔後不久，聪明的猪们就修正了原先的革命口号：“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猪们加上了新的半句话——“有些动物比另一些动物更平等。”这就防止了其他动物利用“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这一过时的革命口号反过来挑战猪们的统治权。这就叫及时地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大家都还记得，在六四事件之後，人们普遍认定共产党已经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这就是说，原先共产党统治的种种理论依据，诸如“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共产党社会是最大的民主”，“共产党代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如今已经彻底破产。我当然不是说，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是在六四这一天才丧失的。从理论上讲，共产党统治从来就没有获得过合法性。早在六四之前，就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这一点。八九民运本身就是人民质疑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伟大壮举。我这里无非是说，六四事件毕竟是一个显著的标志，“人民的政府”公然下令“人民的军队”屠杀人民。这不能不使得一切为中共统治合法性进行辩护的说词彻底破产。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一个丧失了合法性的统治并没有随之垮台。它依然立在那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人解释说，六四之後，中共继续开展经济改革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这就为中共统治赢回了合法性。另有一种解释说，今日中共扮演了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保护者的角色，因而其统治便具有了合法性。这种解释误解了政权合法性的意义。一个政权做出了某种政绩，这是一回事。一个政权具有合法性，这是另外一回事。如白鲁洵所言：“没有一个政权愚蠢到把成功的政策作为其统治合法性基础，因为合法性的本质就在於它不管实行了怎样有偏差的政策而仍旧承认这个政权。”好比婚姻的合法性，如果不经女方同意(在古代则需经父母同意)并办理结婚手续，单单是因为男方对女方做出了一个合法的丈夫所应该作出的某些事情，那决不等於双方就具有了合法的婚姻关系。否则，强奸、强占和婚姻还有什么区别。反过来，一对合法的夫妻，即便一方或双方出於某种原因未能很好地完成丈夫或妻子的应尽之责，只要未经过必要的程序解除婚约，该婚姻的合法性就依然存在，也就是说，丈夫依然要承认妻子是妻子，妻子依然要承认丈夫是丈夫。这一点放在任何时代都不例外。
今天，中共已经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它之所以还在统治仅仅是因为它掌握着统治的权力，此外再无其他理由。权力一词已经用得很滥很泛。人们常常把任何具有强制性的力量都称作权力，这就和暴力一词分不清界限了。严格说来，权力是和暴力不同的。强盗拿着手枪要我交出钱来，这是一种情况。政府派人向我收税，这是另一种情况。你或许可以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交钱都是出於被强制。如果我不交，强盗会开枪打我，政府则会抓我坐班房。然而这两种情况分明又很不一样，因为我承认我向政府交税是应该的，我承认政府有权要我交税，但强盗并没有类似的权利。可见，政府的强制力才叫权力，强盗的强制力只能叫暴力。概括言之，凡是得到被强制者承认其正当性的力量叫权力，凡是不被我们认可的强制力叫暴力。罗素说得好：“假如一种权力完全因为它是权力而受人尊重，并无其他任何原因，这种权力就是暴力。因此，一旦传统不再为人所承认的时候，原先的传统权力就变成暴力。”
现在，我们总算懂得《太子党纲领》的真正含义了。声称要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其实就是承认和宣布从权力向暴力转变。照纲领的作者们看来，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外衣横竖已经百孔千疮，现在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干脆摆明了我们(中共)就是靠暴力实行统治。暴力自有暴力的好处，失去了意识形态的自我粉饰，同时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作茧自缚，从此更可以方便行事。走到这一步，共产党的犬儒主义也就走到了它的极点。(未完待续)□
7.为什么“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
苏东事变後，有人讲过这样一句俏皮话：“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这话的前半句容易理解，後半句则令人深思。为什么那些主动进行改革的共产国家非但没有延长其一党专政的寿命，反倒加速了它的灭亡呢?
大致上讲有两条原因，一条是一般性的，一条是特殊性的。一般性原因即所谓“期望提升律”(Law of expectations)，既得陇，又望蜀。人们越是在某些领域赢得了自由，他们就越是对其他领域还存在的不自由感到难以忍受，他们就越是要求赢得更多的自由。在统治者方面，诚如托克维尔所言，专制统治最脆弱的时候，常常不是其政绩最恶劣的时候，而是它开始改革，从而使其弊端公开显现暴露的时候。特殊性原因在於，共产党的改革，即便在初期只限於经济领域，也具有自挖墙脚、自掘坟墓的意义。因为共产党的经济改革是改掉社会主义，引进资本主义。它的改革不是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对方扣上“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一旦共产党自己就在心照不宣、路人皆知地带头走资本主义道路，带头当资产阶级，那么，它还有什么理由再去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去压制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呢?因此，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共产党内部的分化也就日益显著。那些正直的共产党人，既然他们在经济上主张改革，赞成私有制市场经济，他们在政治上也就顺理成章地主张开放，认同自由民主制度。这样，一方面，在民间，有越来越大的要求自由民主的压力；另一方面，在党内，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情和支持社会上的自由化运动，至少也是出於理亏心虚而不肯严厉地压制自由化运动。两者交互作用，彼此强化，於是就加速了共产专制的败亡。
我们知道，在改革初期，在中共党内，经济上的改革派往往在政治上是温和派。反过来，政治上的强硬派也往往是经济上的保守派。其实，党内保守派之所以反对经济改革，主要不是出於经济上的理由而是出於政治上的考虑。他们担心经济改革会瓦解共产党统治的意识形态根基，从而直接危及共产党的专制权力本身。据说，当年蛇口经济特区搞得有声有色，颇引起一班“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忧心忡忡。他们问：“难道这还能叫社会主义吗?”有人回答得很妙：“只要是共产党在掌权，就叫社会主义。”於是，这些“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就放心了。
由此，我们可以澄清一种流行的谬误。许多人把邓小平路线称为实用主义，应该说邓小平路线不是实用主义而是犬儒主义。因为实用主义强调理论与实践相一致，邓小平路线的特点恰恰在於理论与实践相背离。正象近年来中共干部中流行的一段顺口溜——“说社会主义，干社会主义，是极左派。说资本主义，干资本主义，是自由化派。说社会主义，干资本主义，是邓小平派。”时至今日，邓小平派的“说社会主义”的欺骗性早已被世人看穿。照理说，谎言一经识破就不再具有效力，但奇怪的是，邓小平派的“说社会主义”这套谎言似乎依然很有效，中共依然可以在“说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去压制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其间原因何在?原因就在於普遍流行的犬儒心态。汉娜•阿伦特发现，“极权制度的巧妙之处恰恰在於它取消了要么揭露谎言、要么迫使领袖言行一致的现实”。因为“广大党员和精英集团的犬儒态度解除了领袖被迫面临的压力”。这些人非但不去揭露谎言，不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而促成权力的性质转换，相反，他们对这种挂狗头卖羊肉的做法大表佩服，对权力堕落为赤裸裸的暴力的现状大表赞赏，以为那是高明，是老辣，是有政治智慧。可见犬儒病已经深入到何等程度。
罗素指出：“当维持传统权力的信仰和习惯趋於失势的时候，不是渐渐地为基於某种新信仰的权力所取代，就是为暴力所取代。”共产国家推行改革，其结果是导致了原有的意识形态即传统信仰的破产。在苏东各国，专制权力转化为民主权力。八九民运功亏一篑，使中共暂时得以幸免“改革找死”这一劫。六四屠杀彻底消解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促成了中共政权由权力向暴力的转变。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公开声称不问姓社姓资。至此，共产党不再担心别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它已经不再需要意识形态的乔装打扮。现在，维持暴力统治的手段只剩下了暴力自身，而协同这种统治的心态也只剩下了犬儒主义。
(未完待续)
（《北京之春》1998年3月号）
(6/29/2005 8:31: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