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德【明见网5月5日讯】
新唐人与欧卫解约风波的来龙去脉（二）
――新唐人电视台人员与资金来源揭秘
2002年2月，一家名为新唐人的华文电视台在纽约开播了。这个事件本身在美国媒体业成熟且竞争极度激烈的情况下平淡无奇，也并未引起什么波澜。但是，这家电视台很快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其报导视点严守中立和客观，而不听命于任何政治和利益集团；其风格大胆敢言，报导无禁区。中共多年以来致力用黑金方式营造的海外华文媒体恶劣环境中，终于吹出了一丝清新的风。这是华文媒体圈内的一种崭新的生态，也代表了一种充满道德勇气，带有挑战意味和毫不妥协的姿态。
新唐人很快吸引了许多观众。同时，其事业版图也开始迅速扩张。从2002年首播到2003年7月新唐人全球卫星网络开通，信号覆盖北美、亚洲、欧洲和澳洲，成为世界上少数有能力覆盖全球主要华裔社区的媒体之一。新唐人的世界记者站也从无到有，现在已经发展到了60个。2004年和2005年，新唐人还举办了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有产出，必须先有投入。在美国媒体业，创办一个新传媒品牌的前期投入大得令人望而却步。新唐人的崛起，当然会给人以新唐人公司实力雄厚，资源丰富的印象。事实上，资金方面新唐人除了广告收入和个人的捐款外，没有拿任何一个政府或大企业的一分钱。人力资源方面，更是几乎全部依靠一群全身心奉献的义工。支撑这个庞大媒体运作的终极力量，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信念：把真相传遍人间。别有用心的人散播谣言说，美国政府给新唐人拨款，台湾政府给了新唐人多少钱。其实，不理解这个信念的人，也许永远不会明白新唐人为什么能够创造奇迹。
* 草创之初
新唐人电视台是在2001年初冬的时候开始筹建的。当时因为资金短缺，于是公司便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租了一个十分简陋的办公室作为节目制作地点。新唐人新闻主编值班室则在纽约皇后区的一个地下室。他们在这间充满潮湿味的地下室录制每天的新闻图像。那个时候新唐人全球记者站还未成形，新闻来源主要是购买西方新闻社的报导，再翻译成中文。由于每天新唐人至少要播报四次新闻，早上四点半就有一次。负责选择新闻的义工凌晨两点就要起床，到地下室去看新闻，然后挑出来需要的新闻稿件和镜头，另有人翻译成中文，再加上主播、摄影师、配音和剪接等许多工作人员的配合，才能把新闻制作出来。每天清晨，一位住在布鲁克林区的新闻图像编辑坐地铁约一小时赶到这里拿走图像硬盘，再乘地铁约一小时赶到曼哈顿制作新闻，然后再拿带子到曼哈顿中城的一家电视台播出。台里的设备很多都是购买别的电视台的二手货，电脑品牌也都参次不齐，很多都是义工们自己原来在家里用的，就捐给了电视台。创业初期的经济困难，由此可见一斑。
人力资源自然也很紧张，专业人员更是凤毛麟角。由于所有人都是义工，这里的台长只不过是对外联络和公关的头衔，对内大家都是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配合协调工作的。一位副台长在回忆草创时的经历说，他们有一次开电视台的筹备会，他放眼一看周围的志愿者都是博士或教授，可惜都是计算机教授、生物博士、化学博士、物理博士，几乎没有什么电视台方面的专业人员，有管理经验的也不多。但是大家都觉得办这样一个电视台是奉献社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再难也要上。没有专业经验，大家就自己花钱去学。好在这些人都是学习高手，很快就掌握了必要的技能。
由于电视台工作人员都是义工，所以他们只能白天象普通人一样到公司去上班，下了班以后到电视台工作。因为没有经验，开始制作节目的效率很低，灯光设置、录音、剪接都相当缓慢。2001年底加盟新唐人的新闻主播杨帆谈到自己刚开始播音时说：
“一天晚上，是我练习播音。我和图像编辑合作，要像正式做新闻那样练习。我从晚上八点坐到镜头前，练到凌晨十二点。回家的路上，我想：用4个小时应该能做出半个小时的新闻了吧？第二天，我问图像编辑：‘我们昨天晚上做了多长时间的新闻？ ’‘10分钟。’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就做了10分钟的新闻？’‘是啊，就10分钟。’回家的路上，我反覆的想着：4个小时, 10分钟。按这个比例，要想做半个小时的节目就得12个小时。我要是从晚上八点开始录制，做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刚好九点钟去上班。我觉得我可以做通宵，可是我不知道我可以这样坚持多久。”
但是，杨帆们毕竟坚持下来了。他们的专业素质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也得到了严格的训练。为了更好的支持电视台，许多外地义工辞去了他们报酬丰厚的工作，到纽约去找工作，以便就近支援新唐人。当时有个叫梅梅的新闻主播是从佛罗里达搬过去的；金然是从亚特兰大搬过去的；方菲原来在密西根的大通信公司工作，后来也搬到了纽约。新唐人的一位副总裁原来是宾州大学计算机系的教授，因为每天都要跑纽约来回开车要四个多小时，而且睏倦的时候开车又非常危险，就换到纽约附近的一所大学当教授。一位义工读硕士期间正赶上暑假，就到电视帮忙临时性地做主播，每天一大早上去台里，晚上常常一点以后回到住的地方。为了省钱，和大家挤住在曼哈顿上城的一间公寓里，路上地铁票和中午盒饭都是自己出钱，更不要说更昂贵的服装和化妆品了。有的特约评论嘉宾被邀请到台里做节目，从外地赶到纽约，单程开车要四个半小时，路上的过路费和汽油钱也都是自己负担。因为没钱住酒店，做完节目就往回赶，回到家里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五、六点钟了。
著名政论家林保华（笔名凌锋）由于经常在新唐人电视台作访谈节目，同新唐人的义工们相熟。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新唐人电视台设备简陋，除了基本的摄影器材，主要就是计算机设备，可说是“土法上马”。但是，义工们清教徒似的生活和全身心的奉献精神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2年夏天的时候，电视台因为制作部和播出部份在两处实在不方便，就在曼哈顿中城租下了现在这个办公室。当时就像一间大仓库一样。很多老先生和为数不多的年轻人开始装修这间大屋子，把它隔断成播音室、化妆室、会客室、技术部、播出部、资料间等地方。新唐人的男女主播们，那时也曾在播音的间隙帮助去搬大木板。
* 生存与发展
刚刚创台时，因为维持节目制作和播出的人员都奇缺，新唐人没有精力和人员去跑广告业务，以至于最开始大半年的时间几乎没有什么广告。整个电视台的运转全靠个人捐款来维持。后来，一些台湾学生义工和在台湾大电视台的专业人员知道纽约的艰难后，或者在暑假期间、或者在休年假期间跑到纽约来支援，形势才缓解一些。直到现在，新唐人的广告员也不都是很专业的人员。但是许多商家都是受到新唐人这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感召，开始在新唐人上做广告。
一个电视台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才能吸引观众收看。从这一点来说，新唐人的崛起也和中共对华文媒体的渗透有关。很多敏感话题关系到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大的发展走向，但是一般的华文媒体都不敢触及，或做深入报导。这就等于把观众群拱手让给了新唐人。像“江泽民出卖领土”、“六四”、“香港反二十三条立法”、“地下基督教会被镇压”、“民间维权运动”、“SARS真相”，以及特别是“法轮功”的议题都是大陆竭力封杀的。而新唐人却总是在第一时间进行详细追踪报导。举例来说，新唐人对于“SARS”的报导，比中共官方不得不承认SARS真相早了三个星期。新唐人新闻制作部的主任李国栋说，“如果新唐人的节目能够在大陆自由播出，人们提早三个星期做好预防准备，恐怕不会危及到那么多中国人的生命，甚至引起世界的恐慌。”
新唐人的记者站在世界各地从无到有，渐渐建立起来，现在已经达到60个，更逐步走进华裔社区。这些记者站的设备都是义工自己购买的，人力更是分文不取。出去采访的车马费都是自掏腰包，包括和客户一起吃饭的钱，也没有一分是新唐人给的。一般人听说新唐人在全球四大洲设有这么多记者站，都非常吃惊，感觉每年花费至少要两亿美元。其实新唐人每年的花销非常少，除了卫星租赁费用和播出费用外就是纽约办公室的租赁费用，而各地上有线电视和办公室租赁都是各地义工自己出钱办的。很多地区的办公室就是义工家里的地下室。新唐人各地义工的知识层次也非常高。有人开玩笑说，卖新唐人新年晚会VCD的义工都得有硕士以上学位。
在新唐人义工群中，有一个需要特别提到的团体：法轮功学员。他们在被中共利用整个国家的宣传资源、外交资源和特务资源造谣诬陷，国内的功友乃至亲人被骚扰甚至虐待致死，本来他们应该是最需要别人的帮助。但是如今他们不但顶住了这些压力与不幸，反而用他们菲薄的收入和极为有限的时间支撑着这个电视台的运转。让所有的华人能够透过这个窗口了解对于他们来说也许是生死攸关的真相。新唐人电视台走到今天，法轮功学员的巨大付出是关键原因之一。当历史走过这一页，更多的真相被披露出来的时候，相信新唐人的观众们会对法轮功义工们升起由衷的敬意。
* 小结
新唐人的成功创造了华语媒体圈的一个奇迹。首先，新唐人打破了中共在海外的媒体垄断，为华人首次夺得了一直控制在中共手中的话语权。其次，新唐人通过卫星覆盖中国大陆，为中国大陆人民了解真实的世界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这个契机，却因为中共的黑手和欧洲卫星公司的短视而即将失去。历史在这个关头将要做出的抉择，对中国人民以及其将来命运而言至关重要。@
新唐人与欧卫解约风波的来龙去脉（三）
――中国民众的知情权再临险境
信息权和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但在中共垄断一切“喉舌”的中国，人民的知情权却被横加剥夺。不仅如此，中共还用中国纳税人的税金来给纳税人洗脑。人类跨入二十一世纪，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的媒体却仍然由一个党来垄断，控制。十三亿国人看什么，听什么要由中宣部来决定。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不幸。
在小说《一九八四》中，乔治．奥维尔描写了一个虚拟的国度－“大洋国”。大洋国设有“真理部”。“真理部”不但每天印行充斥谎言的报纸，而且还常常把本来就满篇谎言的旧报纸按照现在的需要一次一次地再篡改再印行，以保证今天的谎言总是能和昨天的谎言保持一致。他写道“如果别人都相信党说的谎话，如果所有记录都这么说，那么这个谎言就载入历史而成为真理”。党还要根据今天的政治需要，控制过去，改写昨天的历史。不幸的是奥维尔的《一九八四》的预言在中国成为了现实。
* 中共对境外媒体的封锁
当今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贪污腐败如瘟疫，人民生活疾苦无人问津，群众有冤无处伸，民间上访人士受到当局的严厉镇压，社会危机重重。今天的中共已经紧张到了什么事不管大小轻重，条件反射似的一律先封锁消息，根本不管人民死活。如2004年的SARS。甚至连有关讨论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如三年大饥荒，十年“文化大革命”问题等等的书籍，只要不对中共的口味，也全部予以封杀。
中共还通过邮检，封网，对境外广播，电视的的干扰，阻挡中国民众从海外得到任何中共不喜欢的消息。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时，中国百姓人人通过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大家可能还记得。中共对于主要的短波电台，如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之音（VOA）、自由亚洲电台（RFA）、与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一概采取强力干扰政策。近年来其他电台如“法轮大法电台”、民运人士的“中国之音”、挪威的“西藏之声”等等，又上了黑名单。
台湾多家广播电台也遭到干扰，调幅电台方面有：中广新闻网台北、台南台、高雄台；正声台中二台、台中一台、北港台；先声电台；凤鸣广播公司以及天声电台。调频电台方面包括：竹堑电台、新客家广播电台、大苗栗广播电台、台北爱乐电台、台中广播公司、桃园广播电台。海基会董事李庆平表示，这些电台是受到大陆海峡之声、华艺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大陆中央广播电台以及北京电台的干扰。
为进一步干扰海外广播，中共在二○○一和二○○二年从法国军用电讯设备集团塔莱斯购买十九套五百千瓦发射设备和干扰外国对中国大陆广播的天线设备。此举无异侵犯了数以亿计的中国民众自由获取讯息的权利。塔莱斯公司拒绝透露交易金额，但以国际行情计算，中共至少十亿人民币。加上发电站技术人员和军警，估计有数十亿民脂民膏被中共拿来蒙蔽中国百姓的耳目。
“新唐人”的卫星在首次打破了中共的垄断。在中共的铁幕上打了一个大洞。中国官方的消息公布，大陆境内大约安装了4千万到6千万的卫星天线，以每个卫星天线有5个用户的保守估算(实际大陆许多观众是全村人共用一个卫星天线)，在中国能够收看到新唐人的电视观众为2亿到3亿人。
邪恶是最怕曝光的。“新唐人”的节目，新年晚会，特别是有关江氏流氓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和黑箱作业出卖领土给俄国的报导，令中共极为恐慌。中共当局立即在国内实行严厉的信息封锁，宣布安装卫星天线收看海外节目为非法。在民间收缴卫星天线。
* 中共在海外的宣传手段
中共在海外的做法不同于中国大陆。主要手段有：
“统战”海外的华人； 用“出口转内销”的报导方式给中国大陆老百姓洗脑； 利用流氓外交官和特务，威胁利诱“不听话”的传媒。
美国的先贤们为了民众的利益，在美国法律的制定上规定美国政府不能在美国国内成立媒体。美国的传媒经常被称为“政府的监督者”或“公众知情权”的捍卫者。美国的知情权法案的范围甚至包括了在美国的外国人，使他们也有机会接触他们以前无法得到的信息。
这样一来对于CCTV来说，美国实在是太自由了，全国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CCTV无线或有线电视。卫星就在北美上空，装个卫星天线就能看。一般来讲八颗卫星即可覆盖全球，而中共拥有和租用十四颗卫星覆盖了几乎全世界所有的人口。
生活在自由社会海外的华人不在中国那种复杂的环境时间已久，海外华人的思乡结和文化语言背景造成的孤独感，使中共的“统战”更加容易。当然中共也“与时具进”了：漂亮时髦的女主播，精致包装的谎言，虚伪的民族主义的煽情。在我们的思乡结满足之后，洗脑的作用已经达到。当然我们谁也不愿意承认。我们还觉得我们我们很聪明。
民众还应该有选择的权力。这种垄断似的洗脑过程中，选择的权力却被忽视了。就像很多人报怨CCTV的标记在他们的电视机屏幕上留下一个斑痕一样，中共的洗脑就像那个斑痕一样，目的已经达到。有人戏说是这是“被动吸烟”其实这更像用毒品。慢慢地这就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份。人们可能还记得“六四”后北京的老百姓看电视，一边骂，一边还得看。你没有选择，党垄断了一切。
“出口转内销”的报导方式不仅局限于华文传媒。海外华人办媒体经济上是很难的，在中共以利益和“回国有麻烦”的流氓黑社会式的威胁下很难不就范。有时华文传媒不好用了，中共再去用“中国大市场”去诱惑西方媒体，例如美联社在赵紫阳逝世时反而接受中共邀请采访，重新炒作“天安门自焚伪案”。这种花中国大陆纳税人的钱给中国大陆老百姓洗脑的方式也只有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成的中共能做得出来。
年轻的“新唐人”不受中共控制，不畏中共的威胁。《九评共产党》系列报导和退党报导将中共的邪恶大曝光。可是“新唐人”在海外，不在共产党的统治范围。中共知道要打掉“新唐人”的卫星信号。才能封杀国内人民的知情权。这才是造成“新唐人”续约事件的根本原因。
* 层出不穷的电视插播：还我“知情权”
在中国，电视广播应该是大众”公器“。电视广播本应当为大众服务，反映民众的意愿，然而在中共独裁统治下，电视广播却成为中共欺骗人民群众和掩盖中共邪恶的私有财产和工具，因此，在这样的独裁国家，利用电视广播插播来反应人民的心声，揭露中共的暴行就成为正义而又伟大的行为。
在中国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已经持续了5年多，直接受害民众有数亿之多，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可证实的已经有上千人，被关入监狱和劳教所受迫害的不计其数。开始法轮功学员以去北京上访为主，然而信访办变成了警察局，上访学员受到残酷殴打,甚至迫害致死。在上诉无门的情况下，法轮功学员开始利用发传单以及电视插播等方式传播自己受迫害的真相。
2002年3月5日法轮功学员成功利用吉林省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播放了四、五十分钟的法轮功真相节目。长春事件后，电视插播事件在中国此起彼伏。黑龙江，甘肃，青海，四川，山东，河北等省市自治区都先后发生了法轮功真相广播的事件。电视广播等媒体本来就是大众“公器”，现在终于为民所用。长春插播被认为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民间大规模突破大陆媒体一面倒宣传的重大事件。刘成军是促成此次行动的主要人士之一。
2002 年3月24日刘成军被捕，被捕时被枪击造成腿部重伤。当日刘成军被送往吉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被双手抻开铐在床的两侧。4月1日刘成军的照片出现在中新网，照片显示刘曾被用刑，已无力保持自然坐姿。5月1日刘成军被转到铁北看守所，遭酷刑逼供，被强制坐老虎凳52天。9月20日刘成军被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19年，随即被转到吉林监狱。
2003年12月26日晨4点，遭受了一年九个月毫无人性的折磨的刘成军离开了人世。他用自己的生命为中国民众换来了四五十分钟的“知情权”。
为“知情权”中国人民要付出这样的代价。不仅如此，这种揭露暴行伟大正义的行为还要被中共诬蔑为“罪犯”。“劫持信号”。 中共是玩弄语义学的专家。劫持，谁会劫持？恐怖份子嘛。中共是让你往这条路上想。它让你把“插播”和恐怖份子划等号。很不幸，很多海外媒体也跟着这样讲。
法轮功学员的壮举激励了更多的勇敢正义之士插播电视和架起自己的电视台和广播站，展开更广范更深入的民众维权运动。
2005年3月13日晚上9时许香港观众证实江苏卫星电视台名为“香樟树”的电视剧时，画面忽然出现短暂停顿，然后出现了红底白字的“声明退党”静止画面，同时配有男声读出有关退出共产党的声明内容。最后该声明以《九评共产党》落款。香港观众对敢于插播“声明退党”的人士表示敬佩。
大纪元报导：大陆读者证实，3月14日晚上10点40分左右，四川有线电视节目突然插播九评内容，插播时间约5分钟。这位读者表示，他听说过大陆有假九评，他还以为是播假九评，但后来出现了大纪元的郑重声明，“清算共产党”几个字看得清清楚楚。
据希望之声电台报导，中国大陆黑龙江、安徽、新疆、广西、新东方、中央一台等6个以上电视台3月14日晚9点40分播出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大约持续1多分钟。
3月14日中国大陆多家电视台和卫星电视台节目被插播以来，3月17日晚间8点半左右，9个省电视台插播了《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约持续3分钟。
除插播外，中国地下电视台风起云涌 据中国官方报导，官方查获了深圳地下电视台。地下电视台不只是在深圳这样的特区开放城市，其实在全中国都很普及。据河南省台前县广播电视局透露，沿黄河的郓城、东明、梁山一带乡镇大都建有小型电视台。山东省郓城县广播电视局官员也有同感：“私人电视台不仅在郓城存在，县外、省外甚至全国都很普遍。”
“插播”是什么？是“还我知情权！”如果中国老百姓都能自由的收看新唐人，如果中国能有一点新闻自由，还用插播吗？
我们藉此机会向用自己的生命为国人换来“知情权”的先行者刘成军和现在还不知道姓名的无名英雄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我们生活在自由社会的海外华人，更应该把真相传入被中共封锁讯息的中国大陆视为天职。@
(5/5/2005 7:57: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