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行
【明见网3月30日讯】看了胡杰的《找寻林昭》纪绿片，又翻阅了一些林昭友人追忆她和悼念她的文章，封这位身盛孱弱意志无比坚强的反专政圣女，除了寄以悲痛的哀思和崇高的敬意外，同时也联想起当年北京以及全国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现在有人谈起中共治下的民主运动，往往只从七六年的“四五”运动开始，连接到七八年的“民主墙”和八九年的“六四”，而忽略了五七年的学生运动。事实上，五七年的学生运动和鸣放运动才是中共治下民主运动的“发韧”。
人们在谈到鸣放运动时，也往往将重心放在民主党派、知识份子和中共干部的鸣放言论上，轻祝了当年学生运动的份量，其实当时的学生运动，无论是在思想启蒙的意义或抗争行动的坚持性上，都比成年人的运动更胜一筹。林昭的悲壮事迹就是一个明证。
林昭的思想转变，从狂热的拥共拥毛转变成为坚贞的自由战士，正是从当时的学生运动中开始的。当沈泽宜和张元勋合作的大字报《是时候了》贴出时，林昭起初还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加以反对。正是这个当儿，她的心灵摇撼了，产生了她所讲的“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由此毅然挺身而起，成为自由的捍卫者。
当年的学生运动与党内外知识份子的鸣放不同。党内外知识份子的鸣放，是对中共政权不满的宣泄和建言，学生运动却开启了青年人思想的新探索，进而在行动上作出有组织的理性抗争。正是这些特点，更值我们去寻思。
铁托哥穆卡赫鲁晓夫影响中国学生
影响当年学生运动的，并非来自成年人的鸣放，而是来自国际共产阵营的三大刺激：一是苏南纷争中南斯拉夫的铁托思想；二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三是波匈事件。学生们的思想探索，就是从这些方面着手，形成一股新思潮，由此与成年人的鸣放言论一起，共同构成当年灿烂的异见思潮。
林希翎在北大的演讲中公开提到，在很多问题上她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她又提到确有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这回事，此报告并非美国伪造，她还提到美国左翼记者刘易斯特朗揭露斯大林罪恶的《斯大林时代》一书，国内只准一级以上干部可看，此一内幕消息，当场引起听众哗然。后来北大学生王书瑶写了一篇《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斯大林的罪恶和个人崇拜的祸害，罪魁祸首就是高度集权。
他说：“斯大林错误的原因是甚呢？——无论是苏联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因为他们都不免有统治者的共同弱点，他们害怕说出问题的原因，是由于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这样清晰的见解，真是一言中的！
他又说：“如果使群众觉得有了一个可靠的领导者，有一个可靠的党，他百分之百的正确，只要跟他走就万事大吉了，这就使群众必然日益产生依赖思想，日益麻痹，必然得出贬低自己作用的论调，诸如什么‘共产党是自己的解放者’，什么‘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于是一切功绩都是共产党赐给的，解放是、民主自由是、大鸣大放也是，但是不，绝不是这样，人民群众才是自己的解放者”。
由此，他提出警告：“对一个人或一个政党，抱着毫不保留的态度而跟着走是很错误的，只要他今天一旦不能再代表人民，违反人民了，就应该毫不留情的抛弃掉”。这般大胆的放言，字字珠玑，掷地有声。
亮丽的异见思潮
有人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林希翎于1957年5月23日在北大演讲中首次批露的，而林希翎则是从她的恋人——胡耀邦的政治秘书曹治雄那里看到的。这是事实。但口头披露，尚无法让学生们知道秘密报告的全貌。事实上，在林希翎演讲之前，北大数学系学生陈奉孝和另一位同学，己从英国工人报的英文版将秘密报告翻译过来，在同学中流传。
北大物理系四年级学生谭天荣在他的《再谈人性与阶级性》一文中引用了波兰哥穆卡的这么一段话：“个人崇拜不能仅仅限于斯大林个人，个人崇拜曾经是流行于苏联的一种制度，而且它大概曾经移植到所有的共产党以及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然后谭天荣说：“在波匈事件以前，我们可以设想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可以这样说吗？然而在波兰哥穆卡是真正的人民领袖，可以不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在中国人民面前，有没有一次波兰式的变革，我觉得这才是间题的关键。”
谭天荣谈到人性问题和阶极性问题。但同样谈论人性和阶级性的还有张锡锟的《人性呼唤》、王存心的《“利己主义”原理》、群学的《“利己主义”宣言》和周大觉的《论“阶级”的发展》以及钱如平的《再论阶级的发展》。
周大觉认为“随着阶级的消灭，新的阶级又起来了。”他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分配关系和社会地位等各方面去论述，虽然还很粗浅，但这时南斯拉夫吉拉斯的《新阶级论》尚未发表，故周大觉等人的见解也可以算是一番创见。王存心的利己主义是受到霍布斯的启发，接近自由主义的门坎。关于自由和民主，杨路几句简单的话也很清晰，他说，“对民主的看法——你们把民主当作手段，爱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而我却认为民主是神圣的权利，真正的民主自由是一个人在不妨碍别人的前提下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们是只知道有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承认还有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原则。”这里，他关于民主的看法，同陈独秀晚年对民主的见解颇为相似。陈独秀认为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就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人民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些正是苏联共产党和德意法西斯所要推翻的；而俄国十月革命以来，拿空洞的无产阶级民主这抽象的名词作武器，来打击资产阶级的实际民主，才会有斯大林的统治。见（《陈独秀的最后见解》）
当时在极短暂的近乎片刻的自由环境中所进发出来的新思想火花，不仅多姿多采，而且光芒亮丽。北大学人钱理群对此很加重视，他在一九九八年北大百年大庆时写了《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认为这批学生当年所提到的问题，仍是今天我们需要解决的，因此他们当年所思考的，今天仍保持着新鲜的活力，而他们在思考过程中的失误或不足，对后来者也是一种启示。遗忘，漠视或拒绝这份浸透了鲜血的思想遗产，不仅不该，而且有罪。
我们当然应该明白，当年这批思想探索者都很年轻，而且都被禁锢在缺乏国际资讯的环境里，其思想的粗疏是难免的，但正因为他们年轻，他们内心的冲突格外显着，因而更能激发起勇往直前的无畏精神。杜嘉慕写的《组织性与良心》，正是林昭在思想转变关头所遇到的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钱如平写的《头可断、血可流、真理绝不能丢》，就是林昭在狱中坚持奋斗的座右铭。
北大学生的民主运动
有关1957年学生民主运动实际活动情况的文献，坊间甚少，现就手头仅有的资料，作一番粗略的追踪。
自从毛泽东在1956年5月2日在第7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中共便在知识界推动鸣放。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说要克服党内三害，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对党政所犯的错误和缺点展开批评。于是统战部推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自五月八日起至六月三日止一共开了十三次座谈会。这就是所谓大鸣大放运动。在此种热烈的气氛下，北京学生也酝酿行动。
五月二日下午，北京西郊几间大学和学院的学生活跃份子聚集在颐和园昆明湖商讨活动计划，作出五点决定：1、举行五四晚会；2、将目前社会和学校的不良现象和改革的对策，用大字报和讨论会的方式表达出来；3、计划创办一个刊；4、以各种组织方式团聚同学；5、展开广泛联络，向全国各地大专学校传递民主接力棒。
五月四日，各校都有举行“五四”晚会。北大出现两个晚会，一个由官方学生会召开，在图书馆举行。另一个是学生自己发起的，在民主广场举行。参加广场晚会的人数有三、五百人，气氛热烈，参加者彼此都不叫姓名，只挥手叫一声“赛因斯”（科学）或「“德谟克拉西”（民主）。主席报告后，全场高呼“民主万岁”，“自由万岁”，“五四精神万岁”。接着，中文系四年级同学张元勋朗读《是时候了》诗歌，诃中号召年轻人放开噪子，将心中的酸苦辣都抖出来，歌唱真理，举起火炬，将一切黑暗在阳光中火葬。
北京农业大学的活跃份子有粟明德、关逎孚等，他们利用校方原有的戏剧社，排演一出以该校屈死老教授余兰园为蓝本，影射校党委书记施平的剧本，名为《战斗到明天》。因为演得很逼真，台下师生都受感动。
（《开放》）
(3/30/2005 8:52: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