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行 【明见网3月30日讯】“百花学社”与大字报浪潮
五四过后，北大的谭天荣、王国乡、龙英华、杨路、张景中、陈奉孝等六人发起筹组“百花学社”，陈奉孝被选为秘书长，谭天荣的宿舍北大廿五斋简直成了“百花学社”的办公室。刘奇弟、张锡锟、顾文选、贺永增、敖乃松、肇恒标、李燕生等，都是“百花学社”的骨干，一般同学参加的不少。据农大粟明德后来逃到香港时的报导说，人数发展到近两千人，在北京十三间院校里都设有秘密分社。五月十九日是“百花学社”正式成立的日子，因此整个学生运动便以“五一九”命名，称为“五一九学生运动”。
当天清晨，第一张大字报在大饭厅的墙壁上出现。跟着，哲学系同学贴出一张建议开辟争鸣园地的大字报。当时学校党委表示不会禁贴大字报。于是第二天清晨整个大饭厅和附近宿舍的墙上满是形形色色的大字报。截至二十二日晚，己贴出五百多份，分为“民主墙”、“自由园地”、“民主论坛”、“广场”等几个版块。“北大诗社”负贵人张元勋贴出由他和沈泽宜合写的《是时候了》大字报，引起很大争论，有人认为是毒草，有人认为应该授予他们“北大诗人桂冠”。刘奇弟贴出以他自己在肃反中的遭遇为背景的小说《白毛女伸冤》。刘奇弟湖南人，铁路工人子弟，物理系四年级（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学生，与谭天荣同班。他于五五年替胡风鸣不平，在肃反中被打成反革命，遭到批斗，被绑在北大窗户的棱上。谭天荣是共青团员，当时也曾负责看押过他。
谭天荣冲着“毒草”的指责，贴出他的《第一株毒草》，指责官方报刊编辑，包括《人民日报》编辑，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谭天荣是念物理的，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赞不绝口，觉得在逻辑上恩格斯胜过马克思，故自命为“黑-恩学派”（黑指黑格尔）。谭天荣在整个运动中依次写过四株毒草，第一株最短，其余第二株，第三株、第四株稍长，内容丰富些。他在第一株毒草中建议北大学生自己创办一个综合性学术刊物，后来就办成《广场》。
《广场》杂志及其夭折
在大字报风暴中，曾出现油印刊物．如《五月》、《春雷》、《红楼报》、《除三害》、《助整风》、《观察家》、《争鸣》、《百花坛》等等。但《广场》是一份有规模的正式刊物，因此投入很多人力和物力。
《广场》编委会有十五人，主编张元勋，副主辐沈泽宜，实际筹划工作由陈奉孝负全权责任，另有刘奇弟、龙英华协助陈奉孝。为了筹款，他们四处奔走。同学们都热情支持，将省下的零用钱捐出来。有的人捐衣服、饭票、水笔。一位化学系同学将自己一箱衣服全卖了，将所得的钱全数捐给《广场》。校长马寅初也大力支持，开了一张五百元人民币的支票给《广场》，却被党委书记江隆基知道，威吓他，说后果严重，马老迫于无奈，只得向《广场》编委道歉，收回支票。社会人士方面也有同情学生的，给予相当支持。
这时稿件像雪片飞来，编委们忙得透不过气来。但伤脑筋的是买不到纸张，因为所有纸张全归国营公司经营，不准卖白报纸给一个没有注册的刊物。后来同学们想出办法，分头零买，总算解决了。但印刷的难题摆在面前。于是与北大印刷厂工友联系，他们愿意帮忙在工余后帮忙偷印，后被厂方发觉，厂党委书记马适安日夜驻守厂房，计不得逞。最后用四百元人民
币买了一架小印刷机，自己动手。
第一期《广场》出皈了，它的发刊词这样写道：“人与人的关系要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于现代的一些论点与观点要重新进行估定计、评价和探索——。总之，这里整风运动为主流的大变革是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改造运动，或思想意识的大革命，对一切都要勇敢地再认识。
“大鸣大放成为这次运动的精神实质。毫无顾虑地发言，为真理而作好争论，以及为证明一些新生的主张、观点、天才的创造，都将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
这一期主要的文章有：沈泽宜、张元勋合写的《是时候了》、谭天荣的《一株毒草》、刘奇弟的《白毛女伸冤》、严仲强的《自由主义者宣言》、林希翎的演讲词、陈奉孝的一篇社论，顾文选的《我的遭遇》，另外还有几篇报导。
抢购者热烈，七千份差不多在一天之内卖完完。本来准备印第二次版，但校党委立即加以干涉，强行将印刷机抢走，说这是非法印刷，但合法能印吗，《广场》就此夭折。
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
北京其它大学的学生也有大字报活动，但没有北大这么有规模。
清华大学一位署名一个清华人的学生贴出一份《我控诉、我抗议》的大字报，直呼毛泽东为皇帝，他说：“皇上哟，秦始皇与你相比，也只是个无名小卒了，无怪乎你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你在镇压人民这方面，是胜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多少倍了。”清华大学学生孙宝琮将他的一篇杂文《神、鬼、人》油印散发．神指毛泽东，鬼指共产党，希望弃神权还人权。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组织“x光社”、“苦药社”，自办油印刊物《底层之声》。
北京俄语学院的学生得到内部消息说，俄语人才过剩，毕业后不能分配出去，于是群情轰动。他们除了在墙报《破冰船》上大发议论外，更组织请愿团向国务院请愿，要求见周恩来，结果只见到总理办公室主任齐眼铭。
全国各地大专院校甚至中学，也有鸣放运动。北大学生不停寄通讯《接力棒》给全国各校，向它们提供讯息。
南京大学地质系学生雷戟贴《二十条大纲》大字报，揭露特权，反对特权。
武汉大学举办民主论坛，集会讨论胡风问题。中文系学生吴开斌组织演讲团，向成千上万工人和市民发表演说。
四川大学女学生冯元春也有同样行动。她两次向成都学生、市民和郊区农民演讲，听众达数万人。
广东中山大学大字报始于四月间，主要由历史系学生汪剑鸣、程万里、蔡全照、卢永达四人带头，对该系党支部副书记黄俞进行斗争，动员全校同学举行环校示威游行。历史系同学周中坚发表向哥穆卡致敬的大字报。另外，同学们还替肃反时被错斗而自杀的刘雪明伸冤，开追悼会。中大还发生一件趣事，省长陶铸为了“亲民”，到该校饭堂与同学同食。一位女同学向他敬上一碟菜，上面摆了一条蚂蝗。陶铸一看，以为是厨师失职，但女同学对陶铸说：“据农民经验，蚂蝗吃进肚里会复活，且繁殖迅速，比毒药还可怕；请问党的鸣放政策是不是像我请省长同志吃蚂蝗一样？”这样的“玩笑”开得真辟鞭辟入里，很有预见。
陕西师范学院的鸣放最激烈，竟动起粗来。学生们冲进党委书记办公室，用木板将门钉死，又占领了团委书记办公室，接管了学校广播室，将生物系党总支部书记半夜从被窝里拖出打了一顿。简直像造反。
运动参与者的受难和牺牲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同一天，毛泽东在党内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指示。鸣放结束了，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目的已经达到，现在要开始倒算了，一场可怕的反右斗争在全国展开。
“五一九”学生运动，从五月十九日起到六月八日止，总共只有二十天，它比“六四”还短。但这短短二十天所留下来的激情事迹和异见思想，相当丰富，它们确是中国历史的宝贵遗产，值得搜集、发掘、记载和寻思。
然而，这二十天的自由鸣放，代价实在太惨重了。
《人民日报》于六月二十一日公开宣布“百花学社”是反动组织，所有学生运动中的主要分子和积极分子都被定为右派分子，镇压的铁锤立即打了过来。林希翔被判徒刑十五年。谭天荣被判十一年劳教，然后又在家乡劳动，总共劳动了二十二年。陈奉孝入狱十五年，劳教七年，合共也是二十二年。张元勋判刑八年，文革时又要劳改，至七九年才平反。沈泽宜被遣回家乡做苦工。刘奇弟被判刑十五年，在狱中的“狗洞子”小号里冻死。张锡锟被劳教后于七六年枪决。还有许许多多人被打成右派，因为音讯隔绝，现在还不知下落。
林昭在运动中因为替《广场》写过稿，被打成右派，留校在资料室监督改造，后来与张元春、顾雁办《星火》，与黄政\朱泓等计划组织“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被判二十年徒刑，因为她在狱中坚持抗争，终被枪决。
这批北大学生，个个才华超群，睿智敏思，英年有为，仅仅因为在这二十天“钦赐”的言论自由中昂首探索，提出创新见解，便要承受二十年左右的苦役折磨，甚至付出宝贵的生命。多么恶毒呵，集权主义者的暴政。
暴政与自由是绝对对立的。共产党的暴政，决不允许人民有自由，尤其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抗争自由。它使用百倍残酷的手段去对付异见分子，就是要将异见消灭在异见者有为时期或有生之年，迫使任何一个异见者部无所作为。如果异见者还有一丝作为的话，它就不惜将其肉体消灭。
一九五七年学生民主运动的经验是可贵的，而运动中受难者和牺牲者的经历，更值得我们铭记在心。不要忘记历史，特别是专政者想要抹煞的历史，否则，这类历史的罪恶仍会不断重演。
（《开放》）
(3/30/2005 8:50: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