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 【明见网8月23日讯】《新京报》8月18日报道，近日伊拉克临时政府总理阿拉维呼吁伊拉克特别法庭加快对伊前总统萨达姆及其高级助手们的审判速度。阿拉维说，政府将尽其所能确保萨达姆和他的高级助手们得到公正的审判。阿拉维的一位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阿拉维已向法官们强调了加快对前政权领导人审判进程的重要性。”
在这之前伊拉克民众也对审判萨达姆也有呼声，7月15日数千名伊拉克人在巴格达中部游行示威，要求处死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伊拉克库尔德族妇女苏萨姆.贾迈勒说，看看遍布伊拉克的坟墓吧，我认为萨达姆死有余辜。
在当政期间，萨达姆以破坏国家稳定为理由进行大规模屠杀。 萨达姆把众多的生命被送往地狱，如今即使萨达姆被处死，也仅仅是一条命，如何说都不是公平的。 大规模罪恶，例如大屠杀或大规模掠夺，是受害规模很大的罪恶，而且时间持久，经常跨越一两代人以上，这种罪恶几乎是不可能恢复到公平状况的。而且可以看到，这种罪恶主要是国家机器造成的。
通过审判处死萨达姆对伊拉克的历史来说，意义决不仅在于胜利者的“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这些新政权的支持者和旧政权的受害者，不仅希望为过去惨死的冤魂们进行报复，他们更是想通过司法审判确立新的秩序??法治和立宪政体。审判萨达姆，也就是审判邪恶的旧政权；处死萨达姆，也就是清除旧政权令人恐惧的阴影。审判并处死萨达姆等于在新旧政权之间设立一个严格的分界，避免旧政权污染新政权。对萨达姆进行审判，是建构新秩序的行动。
尼布尔在《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中谈到，理性无法约束人的本能，所以还必须依赖于适当的强制力或暴力。立宪政体肯定不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但还是需要用理性约束的国家暴力作为支撑。理性允许的国家暴力必然体现为法律制度，只有在法律之中，暴力才是受约束的。国家暴力没有约束。就有可能造成大规模政治罪恶。所以立宪政体审判政治大规模罪恶时，必然使用法律作为标准。
司法审判是对“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扬弃。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方法作用是有限的。虽然“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可以快意恩仇，但也不足以恢复原状，而且如果受害者们，假定是库尔德人整个民族被灭绝干净，就没有了报复的可能。对于被毁灭在历史灰尘中的民族来说，到何处去“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从已有的历史来看这种以暴制暴的方法是原始人类采用的方法，从来没有成功地达到重建秩序的目的。也就说，如果不通过司法审判，而直接处死萨达姆，无助于在伊拉克建立法治和立宪政体。以暴制暴很容易造成手段和目标相反，从而摧毁了目标。以暴制暴是反立宪的，会导致立宪政体的崩溃。
对政治罪恶的惩罚，当代的探索提出两种方法，一个是公民不服从，一个是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公民不服从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是针对小规模的政治罪恶的。甘地的非暴力运动的成功带有非常大的偶然性，如果印度的宗主国不是文明的英国，而是俄罗斯，非暴力运动恐怕半步难行。也就是说甘地的非暴力运动没有普遍性。
似乎看起来用法律来审判大规模罪恶，而不如“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快意恩仇，而且法律讲究程序和证据很麻烦，容易让有罪之人漏网。例如伊拉克国防部长马利克.哈桑就宣称，如果没有确凿证据支持对萨达姆的指控，他将立即被释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用法律来审判是唯一符合理性的方法，也是人类能够做到的最佳的办法。即使二战期间纳粹德国造成的滔天大罪，也就是成立国际法庭进行审理。
几千年来一贯使用非理性暴力的中国人终于在文革之中吃尽苦头，幡然悔悟。文革结束后，居然破天番的使用审判的方法来处理四人帮，如果就文革浩劫造成的罪恶程度，把罪魁祸首用最最残忍的手段来惩处，也不能解心头之恨。大规模罪恶由于经常是跨代的，造恶的人可能已经死掉，即使像伍子胥那样把楚王从坟墓中挖出来鞭尸又有什么用？
对于大规模犯罪，我不赞同宽容和特赦。如果宽恕和特赦，仅会是促进和增加大规模罪恶，因为没有约束的国家机器是无法不邪恶的。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只能导致新的罪恶，甚至出现比原来更加罪恶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审判作为二者之间的妥协，是无奈中最好的选择。国外有个政治学者提出政治道歉的方法，我觉得远远不足，政治道歉太轻微，也不足约束国家机器，必须让对罪恶的处罚落实于有过错的个体，这样才有效。
司法审判取代暴力镇压和暗杀成为主要工具，这是伊拉克步入长治久安的第一步。过去的邪恶不可能被救济，能做的在于重建未来。而法律审判的宗旨就在于重建未来。也只有法律审判才能真正地重建未来，并且防止罪恶的过去再现。
（新世纪）
(8/23/2004 8:38: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