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明心网】我一直坚持这样一种观点：“自由主义”在中国不是一种纸上的理论，乃是一种生命实践方式。了解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辨析自由主义内部各流派的异同，固然有其价值，但在中国更重要的却是“爲自由而生活”。这是一种与专制抗争，与一切让人不自由的制度抗争的生活姿态，有时需要爲之付出惨痛的代价。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海峡两岸均笼罩在血雨腥风的政治运动之中：台湾笼罩在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戡乱条款”的白色恐怖统治之下，大陆则持续展开了“反胡风运动”和“反右运动”等一系列以知识份子爲整肃物件的运动。然而，尽管外部环境极其险恶，海峡两岸都涌现出了若干“我以我血荐自由”的优秀知识份子，雷震和林昭就是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降，中国的自由派知识份子一贯主张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他们相信代议政治、多党政治、民主选举等理念，并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中诚心诚意地身体力行。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迁到了孤岛台湾。第二年，台湾还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著名自由知识份子雷震便邀请了胡适、殷海光、王世杰、杭立武等人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胡适一直支援《自由中国》，他相信言论自由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原因。由于这种自由主义理想的号召和影响，以胡适和雷震爲核心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逐步形成了《自由中国》的强大阵线。他们把直言不讳当作荣誉，对当局措施和时政发表评论时均直抵黄龙，毫不留情，用词遣字针刺当局的痛处，毫无遮掩，极具震撼力。
一九五四年，《白由中国》刊出《抢救教育危机》，痛批党化教育之害，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下令开除雷震党籍。一九五六年，蒋介石七十寿辰时，《自由中国》出刊“祝寿号”，尖锐批评蒋介石在人格上的缺陷，抨击违宪的国防组织以及特务机构，反对国民党在军队中设立党部。这期刊物轰动一时，一版再版，引起许多国民党官方刊物的围剿。雷震受到了特务的盯梢和恐吓。然而，他毫不退缩，随时准备赴死，并且坚决不请求美国大使馆保护。当时《自由中国》最年轻的编辑、女作家聂华苓在回忆录中写道：“雷震的党籍、官爵、人事关系，一层层像剥笋子一样，全给剥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笋心了，孤立在寒湿的海岛上。真正的雷震挺出来了：诚、真、憨、厚，还加上个倔。”（参阅聂华苓《三生三世》）
一九六零年九月四日，蒋介石终于下令逮捕雷震。雷震被以“知匪不报”和“连续以文字爲有利于叛徒的宣传”等“莫须有”罪名，经国防部军法处审判，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自由中国》停刊。胡适虽然多次向蒋介石进言，均未被采纳。后人因胡适未能爲此案作更多的努力而对其多有垢病，胡适最后也抑郁而终。
最近，我从网上读到雷震长女雷美琳回忆父亲的文章，许多细节让我深有感触。五十年代，雷美琳尚在台湾一所新闻专科学校读书。军训教官出了一道作文题目：谁是你心目中最伟大的人？雷美琳写道，父亲雷震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人。教官大怒，在课堂上大骂雷美琳不要脸，并教育全班同学说：“最伟大的人应该是国父或蒋总统！”教官还威胁要她退学，并说：“不是你走就是我走。”最后，学校开了三天会，决定让教官走人，雷美琳留下。
当时，这所学校的校长是著名报人成舍我。成舍我也是一位不屈不挠的自由主义斗士，在雷震的命运已经不可改变的时刻，他的这一决定真是可钦可佩。同时，我也爲雷美琳的勇敢而感佩不已。在彼岸，张志新的男友向当局揭发其“反革命言论”，顾准的子女与之断绝了父子、父女关系。而雷美琳对亲情的坚守、对父亲的挚爱，让后人爲人性中高贵和温暖的一面而感到欣慰。
雷震在狱中被关押了整整十年。出狱前，狱方藉口打扫房间，要他出去散步，待他回来，发现十年间写的回忆录手稿失踪。他坚持要拿回手稿再出狱。于是，狱方请来“党国元老”陈啓天、王云五等劝说。王云五表示愿意下跪，直到雷震答应出狱爲止。陈啓天是躺在担架上擡来的。雷震无奈，含泪答应离开监狱。出狱后不久，雷震即去世。
雷震回忆录至今不见天日，雷美琳多次向有关当局查询，迄今无下落。她决定采取法律行动。台湾当局声称，要出五百万新台币悬赏回忆录，说是“不容青史竟成灰”。对此，老作家柏杨说：“雷案至今四十年，如果政府对雷家无补偿，是国家之耻。”雷美琳则表示，她将设立雷震纪念奖学金等公益事业。
雷震爲了捍卫自己的政治理想付出了十年监狱生活的代价，他的身上凝聚了有良知的中国现代知识份子特有的“悲情”。他的一生固然以悲剧结束，但是他的事业却成爲台湾民主化的第一块基石。《自由中国》所追求的保障言论自由、反对政党介入军队、教育及司法独立和组织反对党的自由，都已经在台湾成爲现实。台湾学者薛化元对雷震和《自由中国》的贡献有著高度的评价，他论述说：“《自由中国》与国民党当局间的关系自亲而疏而对立，是与《自由中国》坚持民主自由，以及《自由中国》对民主自由理论由宣传而寻求实践的发展，有其一定程度的内在逻辑，配合著外在国际环境的发展与台湾强人威权体制的建立和巩固，在当时是几乎无可避免的导致了雷震案及《自由中国》停刊悲剧的发生。但相同的逻辑，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却爲台湾民主政治的开展创造了契机。而这也正彰显了《自由中国》在战后台湾发展脉络中的历史角度与意义。”（参阅薛化元《〈自由中国〉与民主宪政──一九五零年代台湾思想史的一个考察》）
(《观察》)
(8/1/2004 9:18: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