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受难者》前言：受难者的位置(下)

【明心网】3，记录每一名受难者

从人类文明的早期开始，人们就开始记录死亡。在中华文化中，传统地用地面的圆锥形土堆来标志坟墓，纪念死者。文字发明之后，死亡记录被刻在石碑上，被铸在青铜上，被写在竹简上，更大量地被记录在纸面上。记录死亡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死亡记录也有形形色色的意义。但是总的来说，与死亡不被记录相比，记录死亡意味着对死亡的重视，纪念死者意味着对生命的尊敬。

对于那些被杀害的人，自从有了社会的司法系统以后，更是一直需要记录的。这种记录不仅是为了死者，也是为了生者。如果人的被害变成一件无足挂齿的小事，如果害人者的罪恶不被记载，这样的杀戮会不受拘束无所阻碍地重演。为活着的人的安全保障，被害者的死亡和对害人者的惩罚必须被记录。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记录这一类死亡的动机之一。

但是，文革受难者的死亡却很少被记载。

当我开始探索文革历史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些未被记录未被报告的死亡深深震动：不但为这些死亡，也为这些死亡的不被记录和报告。

文革死亡是极其残酷和恐怖的。在很多情况下，受难者不但被害死，而且不是被用枪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而是被虐杀的。他们被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抽打至死，有的经历了长达数个小时甚至数天数月的各种酷刑。同时，受难者往往被杀害在公众场合。杀戮可以在学校和街头大张旗鼓地进行。参与杀戮者，不仅仅有成年人，还有未成年人，甚至小学生。

文革杀戮从来不是秘密，却又不被记载。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在文革时代，受难者的名字没有被报道或记载，他们的骨灰没有被准许保留，是对他们在被剥夺生命之后的进一层的蔑视、侮辱和惩罚。在文革之后，权力当局只允许在报纸和书籍上发表了一些在文革中受难的极高级的干部和社会名流的名字与生平。大量的普通人的受难被排除在历史的记录框架之外。

关于文革死亡的记录的缺失，使得文革的整体图景被歪曲了。其实也可以说，为了歪曲文革的大图景，需要在历史写作中对文革的受难者忽略不计。大多数文革受难者的名字的湮没，也使得对文革灾难的原因的探索变得无关紧要。这种原因探索必然会涉及文革的最高领导人以及使得文革产生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因此在中国不被允许。

另一方面，文革杀戮在毁灭生命的同时，也显然扭曲了人们关于同类的生命的看法。先是人们被强迫接受这些文革死难者的死亡，然后，他们既然把死难者的生命丧失都不再当作严重的罪行，对于在历史记录中他们的名字的缺失也就视为当然。

两千年以前，当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候，尽管那个时代的所有书写工作都在竹子削成的薄片上进行而远比现在费力，尽管他写史以帝王而不是以人民全体为主线，他在“秦始皇本纪”里记录了历时三年的后来被简称为“焚书坑儒”的历史事件，包括起因、手段、经过和后果。他清楚记录了在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把“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但是司马迁没有写出这460多人的名字，可能是因为在他的价值观念中，不认为有必要一一写出受难者的名字，但更可能在最开始就没有作这样的文书记录，而司马迁的写作年代，已经离开“焚书坑儒”有一百来年，无从查找。

作为对比，文革中的受难者，如上面指出的死于1966年的红卫兵杀戮和1968年的革命委员会迫害的人，未被记载也未被报告。受难者的生命被彻底摧毁了，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但骨灰，连一张被害者的名单都没有留下来，甚至这两个事件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得到一个名称。

幸好，大多数文革的经历者们还活着。他们中有人记得文革死亡。在调查中，我和数百名文革的经历者们当面谈话，也写信或者打电话，后来，又开始写电子信。我和他们谈话，提出问题，并且一起回忆文革往事。他们帮助我发现和核实文革受难者的名字，死亡的日子，以及他们是怎么死的。如果可能，也查阅文革时代留下的文字材料，包括公开印行的材料和私人的记录。－－那个时代留下了很多文字材料，但是关于受难者，却几乎没有提到，不过有些时候，一些当时的材料能为死亡提供旁证。

我是从学校作起的。我记录了学校里那些被打死的老师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生前身后。在我的访问所及的学校里，有一批教育工作者被活活打死了，还有很多人自杀了。尽管在访谈前已经作了很坏的设想，听到的故事的恐怖程度还是常常超过了预想。我尽量仔细地把这些文革死亡记录下来，包括他们的姓名、死日和死亡地点，以及可能获知的细节。虽然我有时候想，将来的人们，也许永远不会相信我写下的故事。

最早是在1986年，我写了文革中北京最早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那时距离她被害已经二十年了。后来，我一边采访调查，一边整理记录，于是，在我的笔记本和电脑里，写出了一个一个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开始是教师，后来，有更多的人，学生，工人，农民，医生，保姆，家庭妇女，等等。

在文革前，他们是普通的老百姓，作着自己的工作，过着自己的日子。这些受难者几乎都不是文革的反对者。但是文革把他们当作打击目标，害死了他们，作为“牛鬼蛇神”、“黑帮份子”、“地富反坏右资”、“现行反革命”，等等。他们无声地死去了。对他们身受的残酷迫害，他们没有过反抗的行动，旁人也没有发出过抗议。但是他们的隐忍不是我们忘却他们的理由。

我注重了解的，也是我可能了解到的，是普通人的故事。我的想法是：每一个受难者都应该被记录。这是基于一个最简单的信念：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于是每一个死亡也应该被尊重。

另外，我也想，探索和记录历史事实，是学者的责任。普通人的受害是文革历史的重要的一部分。当这些事实的说出受到种种阻碍，更需要学者的努力。

调查文革史实是一个比想象的要慢要难的工作，其间还曾经遇到一些出乎意料的骚扰，但是我还是继续作着。

1998年，当我开始为文革受难者一一作传的时候，我的脑子里还小地震似的震动了一下。这是因为在习惯了的想法中，“传”常常总是为曾经轰轰烈烈的人－－或者英雄或者暴君－－写的。这是司马迁以来一直如此的做法。但是，为什么对默默无声地倒下的受难者就不可以作传呢？我想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

没有理由不详细记载受难者的故事，除非采取那种价值观念认为普通人的苦难和死亡无关紧要，或者没有毅力来作这样一件耗时耗力的工作。

4，生存者的创伤

实际上，即使不写出文革受难者的故事，他们也依然以另一种扭曲的形式，存在于文革后的生活中，那就是，在生存者的精神创伤之中。

我曾经采访一位1966年时的中学生。她回忆起来， 1966年的“红八月”中，她曾经看到在北京她家所住的胡同里出来的一辆平板三轮车，满载一车尸体，有十来个，是被打死的“阶级敌人”，他们的衣服都被打烂了，“就好象菜市场的一扇一扇的白色的生猪片堆着一样”。然后她马上说：“不能告诉你胡同的名字，因为人家会知道是我说的。”这场谈话是在34年之后。她的恐惧和失态的表情，一下子惊呆了我。

我试图安慰她。我说那条胡同很长，有那么多的住户，看到这辆运尸车的一定有不少人，没有人能断定告诉此事的是你。我还说我有我的原则，绝不泄漏消息来源。但是我很快就理解到，这不是因为她不了解这些情况而感到害怕，这是一种深埋在心里34年的对那样残酷的死亡景象的恐怖，在那一刹那间涌流出来，扭曲了她的脸。等她平静下来，她告诉我这条胡同的名字和位置。她说她34年来几次梦到那一恐怖场面，却从未有机会向任何人说过这一场景。

我曾经采访过一位文革时代的中学老师。他曾经被关在红卫兵设立的牢房里三个月，曾经被打被侮辱并抬过被打死的和他关在一起的人的尸体。他说，他从来没有想他的经历应该写出，既然大人物像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受了那样惨的迫害，自己一个普通教员受的不算什么。他说得真心诚意。

我很想向他强调普通人的生命不比高官的生命不要紧。高官们本来就身处权力场中，他们进场时就知道各种可能。你作为一个中学教员，凭什么要让他们的争斗牵动你的生死。可是，我也意识到，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听说过“一切人生而平等”的道理，而是因为在无处说出事实和无法寻求公义的漫长岁月中，他只有把自己视为第二等的公民，才能对他身遭的不幸而产生的愤怒与压抑稍有缓解。

我知道的一个家族，近年有人得了癌症和遭了车祸暴死，在悲恸中，他们认为这是他们遭到了报应，因为他们的亲属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们没有帮助也没有去收尸体。他们想要补救，想要为死去的亲人举行一个葬礼，可是又找不到办法，因为尸体早被丢在不知何方。一家人处在惶恐之中，最后他们决定要到死者尸体被丢弃的荒野地方取土装入骨灰盒，并在那里举行一个仪式。

事实上，这家人也知道，直接害死他们的亲人的作恶者还并未受到报应，如果这是老天的惩罚，他们也应该是下一轮才对。但是，他们有这样的判断，这显然是因为尽管三十多年以前他们没有去收尸，他们对受难者采取了当时常见的“划清界限”的态度，他们压抑了自己的愤怒，但是他们的心里一直存在着强烈的恐惧，不但是对革命暴力的恐惧，也是对自己的胆怯行为而感到的恐惧，所以他们才认定他们遭受报应。我希望，他们能在后补的葬礼中找到心灵的安宁。

由文革死亡造成的深重的恐惧感，自卑感，以及因羞愧自责带来的焦虑和紧张，长远地纠结着文革的生存者。虽然心理的创伤不象肉体的疾病那样有明显的疼痛和症状，但是也需要治疗。抹杀和压制对受难者的记忆，不会使得这种隐藏的创伤康复。对文革受难者的记录、叙说和思考，其实并不是生存者给受难者的恩惠，在相当程度上，这是给生存者的精神创伤的一种治疗。

5，被禁止的纪念

尽管有种种压力，自从有受难者产生，也有生存者一直在试图记忆他们。本书中的卞仲耘，一个中学副校长，是文革中在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教育工作者。在她被害一年多后，抄家风潮稍有平息，她的丈夫和四个儿女在家中的衣柜里面为她设了一个灵堂。他们在衣柜里壁上挂了她的照片，在照片前放着一支清水供养的鲜花。衣柜的门总是紧闭的。除了家人，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

文革后，著名老作家巴金在1986年撰文建议造一座文革博物馆，记住历史，取得教训。近20年过去了，这件事情看不到任何一丝进展。不仅没有真的博物馆，而且也没有博物馆的蓝图，甚至也不见要开始绘制一个博物馆的纸样的口头讨论。

2000年10月16日，当我把近千个关于文革受难者的电脑文件送上互联网络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对现代科技的感激之情。终于，当在现实世界里无法为受难者建造纪念馆的时候，新技术提供了一种普通人比较容易使用的方式在电脑空间得以实行。这个新网站的名字是“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无数远在天边的读者可以随时上网阅读受难者的故事，并且通过网站上的电子信箱即时送回他们的反馈。

17月之后，2002年3月，这个网上纪念园在中国大陆被封锁了。如果在中国境内输入网站网址，电脑屏幕上出现的字样是“此网页无法显示”。

所谓“无法显示”，完全是谎言。这个网站一直存在并且运作良好。当然，说谎的并不是电脑。

尽管不是出乎意料，我仍然感到震惊。受难者们已经死亡三十多年。当年他们死亡的时候，大多数人的骨灰都没有保留，更谈不上安葬。三十年后，在电脑网络的虚拟空间里，都不容许有他们的安息之地，是为了什么？是谁，做了决定禁止受难者的名字在网上？

侦探推理小说中的一个破案方法是，当谋杀案件发生的时候，侦探们考虑什么人可能具有作案动机，谋杀会对什么人有利，以此来寻找作案人。非常明显，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能证明文革的罪恶，而隐瞒和抹煞受难者的名字，则有助于缩小文革的罪恶，从而也消除了文革领导人的罪恶。正是因为毛泽东的尸体和画像仍然陈列在天安门广场上，受难者的名字甚至在电脑网络上都被禁止显示。

这就是本书形成的漫长而艰难的背景。由于这种背景，我分外珍惜这本书的出版，而且也希望读者觉察到这一点。

6，资料来源和编排体例

本书的资料来源主要是我的调查和采访。文革的大量事实从来未被报告这一现实情况，迫使我们必须超越历史学家通常采用的通过现存的文字材料或电影纪录片来作研究的方法。第一手材料的调查，虽然极其费时费力，但是至关重要。我和上千名经历了文革的人谈过话。文革时代，他们有的住在北京，有的住在省里；有的住在大城市，有的住在乡村。被访者中有一部分是受难者的家属。

除了与被访者一对一的谈话以及通信之外，我在1994年和1995年在电脑网上作过问卷调查。2000年网上“受难者纪念园”建立之后，收到过很多读者来信，其中有的主动提供了新的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

大多数被访者都愿意讲述他们的所见所闻。为了避免记忆错误，有些被访者为这里写到的死亡和事件查阅了个人的或工作单位的有关记录，或作了交叉证实。但是能够得到允许查阅官方档案的机会是少之又少的。一些曾参与暴力活动的人拒绝和我谈话。克服对文革的“选择性记忆“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我也阅读了在“文革”期间由官方发表或学生组织散发的有关材料，包括全套《人民日报》和大量的群众组织的小报。处于“文革”领导人严密控制下的宣传媒体显然有意隐瞒了大量事实，在赞美文革的同时，对暴力迫害和死亡却不置一词。据有的被访者说，这是因为这些残暴的行为最多也只被看作是“革命”中“不可避免的过火行为”。“文革”史实与当时写下来的材料之间的这种很大的差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一时代的人们对暴力和死亡的看法与心态。

我也使用了文革后的发表物中的有关材料。这些引用的材料都一一写明了出处。未有注解说明来源的故事则都出自我的调查和采访。

本书中各篇受难者传的长短不一，完全取决于作者能够了解到的事实的多少，而没有别的原因。我希望详细写出每一个受难者的故事，但是实际上，了解事实非常困难。多年努力没有结果，很多人的名下至今仍然只能写出寥寥数语。

659名受难者的名字按照拼音字母顺序排列。除了已知姓名的受难者，还列入了一些不知道名字、但是知道他们的身份以及他们的死亡情节、地点、时间、或者他们的亲属名字的人，归在“未知姓名的受难者”之中。

本书后面，还有以地点为顺序的受难者人名索引。这一索引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受难者的地理分布密度和广度。

7，没有被谢者名字的致谢名单

一本书的前面应该有一个“致谢”，因为书的完成一般并不仅仅全靠作者一人之力，作者应该在书前感谢帮助过的人。这一本书尤其应当如此，因为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上千人的帮助，这个数字显然远远多于大多数别的书籍。

帮助过本书写作的人中，有的和我见过面，有的却至今没有。他们所作的，大多与本书内容即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有关，有些人则提供了技术性的帮助。对我来说，他们的支持不仅是实用方面的，而且是心理方面的。在一般的工作中，每一个进步的获得都给人带来欣喜，在文革历史的研究中，工作的进展却意味着发现更多的死亡和不义，只能使人悲哀和痛苦。在这种性质的研究工作中，心理上的支持变得分量更重意义更深。

有一个帮助过我的人，当我向其道谢的时候，称自己是“历史的义工”。我记住了这个说法。我对所有帮助过本书写作的“义工”们心存感激。我也以这“义工”中的一员自居。

所谓“义工”，就是做了好事而不得报酬的人。所以，诚挚的感谢当然应该献给“义工”们，书前的致谢当然应该包括他们的名单。这不只是为了遵循惯例，而且是发自我内心深处的谢意。

我本来会在书前列出一个长长的致谢名单，向每一位帮助者表示深深的感谢。我也会说出许多令人温暖的关于支持者的故事。这些故事闪烁着人的善意和正义感的光彩，值得和读者分享。

然而，现在我只给出了一张没有名字的致谢名单。这是因为帮助过我的人们如是要求。这也是因为我不想给帮助过我的人带来麻烦，也不愿意给那些躲在黑暗中封锁了文革受难者网站的人提供情报。

我想告诉读者，是有一张非常长的致谢名单存在的。我也抱着希望，将能发表这份“义工”名单，以及本书写作和发表过程中的种种感人故事。

我也想告诉读者，尽管本书的内容无可避免地决定了这是一本作者写得非常痛苦而读者也将读得非常痛苦的书，我却希望你们加入我的工作。请你们提供调查线索，或者亲自动笔，把你们了解的文革受难者的故事写出来，以后结集出版，作为本书的系列作品。从一开始，书写和纪念受难者，就不是一个人的工作，而只能是幸存者们的共同的努力。

附录：
开放杂志出版社启事
《文革受难者》征求邮购
资深的文革研究者、芝加哥大学王友琴博士新著
《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
已由开放杂志出版社于五月二十日在香港出版发行。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哈佛大学中国现代史专家麦克法夸尔教授和中国作家苏晓康为此书作序，高度评价这本文革研究专著的史料价值，记录迄今被「体制性封尘」的残酷暴行，描述数百名受难者的命运，为文革浩劫作出惊人的见证。

《文革受难者》 收集六百六十余名死难者在文革中遭遇的迫害和死难经过，大部分是不知名的不被记载的小人物，作者对这些受难者寄予深切的人道关怀，开启中国现代史研究新的一页。

《文革受难者》全书50万字，共572页，初版定价 110港元（1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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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发稿：2004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