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明心网】一九三三年十月，在纳粹政权掀起的狂热的反犹主义浪潮中，爱因斯坦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聘书，远渡重洋来到美国。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逝世，爱因斯坦人生中最后十二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这栋小楼里。爱因斯坦选择居住在美国，既是对欧洲大陆的失望，也是对美国的制度和文化的认同。他与成千上万来到自由女神脚下的人们一样，把这片土地看作是世界最后的希望。而他又选择了普林斯顿，这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小镇，他可以在这里躲避开世俗的喧嚣，继续思索宇宙的奥秘。普林斯顿是一个让人可以停下来的地方，它与我居住的庞大而丑陋的北京形成了生活方式的两极。可以说，没有普林斯顿的优美的环境，就没有爱因斯坦的安宁幸福的晚年。一九三六年，爱因斯坦的妻子艾尔莎在此去世。此后，爱因斯坦与儿子和女儿一起居住，他经常在这些用红色和灰色砖头建筑起来的老房子之间漫步，这些房子使人想起古老的英国。
爱因斯坦早已看破了世间的荣华和名誉、权柄与金钱，甚至穿越了生与死的界限。在普林斯顿那家小小的医院里，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在弥留之际再三叮嘱说：“不要给我修建墓碑，切切不可把梅塞街一百一十二号变成人们‘朝圣’的纪念馆。”他要求不要公开埋藏骨灰的地方，也不要举办任何的追悼活动。他还告诉校方，这所住宅一定要让以后来普林斯顿学习的学者和学生们居住，同时他在高等研究院的办公室也一定要让给别人继续使用。在爱因斯坦看来，房屋就是房屋，不能因为某人居住过了，就改变其功能，让它成为特权的标志。那是一种狂妄的想法。爱因斯坦说过：“对我最好的纪念，就是保持房屋原来的用途──供人居住。”这是一种朴素而伟大的思想。与之相比，那些帝王的陵墓、木乃伊和水晶棺是何等的渺小啊，那些让活人殉葬的风俗又是何等的邪恶啊。还有人念念不忘悼词的措辞和追悼会的规格，这些粗鄙的野心和可笑的自恋，在爱因斯坦面前显得多么不堪啊。
普林斯顿校方尊从了这位伟人的意见。梅塞街十二号的这所住宅，以后一直有教师和学生居住。据说，如今住在这所房屋里的，是几位来自欧洲的访问学者。因此，我只能在房屋外边观察，而无法进入其内部瞻仰。至于房间的内部陈设，还得借助于库兹涅佐的描述：“甬道两旁是修剪得整齐的灌木绿篱，它直通向住宅的大门。进门朝左，靠近用玉米杆装饰的墙壁是上二楼的木梯。在爱因斯坦的工作室，四面墙壁几乎全部被书架占满了。同房门对著有一个临花园的大窗户。窗户左面的墙上挂著甘地的肖像。右面墙上有一扇通向爱因斯坦卧室的门。在这面墙上挂著约瑟夫沙尔的美丽油画、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肖像。窗前是一张长方形的大桌子，旁边是放烟斗的小茶几，上面还放著一根澳大利亚飞去来器。靠近门口放著圆桌和沙发。爱因斯坦躺在沙发上，把纸放在膝盖上写东西，并把写完的纸张扔得满地都是。”住宅的外墙刚刚用白漆漆过，掩映在翠绿的树枝之间，充满了浪漫的情调，宛如童话中小矮人的宫殿。
在宁静而优雅的普林斯顿，“相对论”的发现者（而不是发明者）得以继续他深邃的科学及人文的思考。爱因斯坦谦卑地承认造物主的万能，而自己什么也发明不了，只是发现已经存在的事物和规律而已。爱因斯坦热爱自由，他从来没有满足过学院式的生活方式，他厌恶象牙塔中的生活。大师在一封给伊丽莎白王后的信中说：“普林斯顿是个奇妙的地方，是一些装腔作势的小小的半神半人居住的招人喜欢的和讲究礼貌的小村子。由于不理会某些社会习俗，我得以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宜于工作和逃避对工作的干扰的环境。组成这个所谓社会的人们，比他们的欧洲孪生兄弟们享受更少的自由。其实，依我看，他们并不感到约束，因为他们惯常的生活模式从童年起就导致对个性的压抑了。”与单薄的书斋生涯相比，大师更愿意从事一些更为“实际”的工作，正如英费尔德的一段回忆中所说的那样：“爱因斯坦多次对我说，他倒是乐意干体力劳动，从事某种有益的手艺，比如制鞋手艺，而不想靠大学教物理挣钱。这些话背后蕴藏著深刻的思想。它们表现一种类似‘宗教感情’的东西，他就是怀著这种感情对待科学工作的。物理学是如此伟大和重要的事业，决不可拿它去换钱。最好是通过劳动，比如看守灯塔或鞋匠的劳动来谋生，而使得物理学远远地离开起码的温饱问题。虽然这种看法是天真的，然而它却是爱因斯坦特有的。”
一九四三年，哲学家罗素也迁居普林斯顿，他在爱因斯坦生命的最后两年与之有了一些零星的交往。伟人与伟人的心灵是相通的，罗素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同爱因斯坦交往可以得到异乎寻常的满足。他虽然很有天才，满载荣誉，却保持著绝对的朴实，没有丝毫的优越感……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个伟大的人。”罗素注意到了爱因斯坦的一个特点：他的社会思想是根据他心理上的和道德上的特征而来的；就其实质，它们就是对所有人的幸福和自由的某种不断的追求，对人的个性的独立价值的始终不渝的承认。
晚年的爱因斯坦虽然僻居普林斯顿一隅，但其心胸却怀著整个世界。他不仅是一位划时代的物理学家，还是一位音乐家、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他密切关注国际问题，不断地为人权而呐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追求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他探索世界的客观的理性、秩序性、规律性、因果制约性的结果。爱因斯坦是从对宇宙和谐的强烈追求中生长出了一种“对社会正义的强烈兴趣和社会责任感”。
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没有躲进象牙塔、以逃避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他提出了“世界政府”的概念，希望以人道主义为根基建造公义的社会和世界的和平。由于爱因斯坦批评了计划经济和企图“改造”人的社会制度，几名苏联官方的御用科学家奉命写信驳斥其“谬论”，并粗暴地指责爱因斯坦已经沦为“美帝国主义的帮凶”了。
于是，爱因斯坦在一封回信中从容地展示了自己的观点，他不是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但他反对“非此即彼”的逻辑：“我们不能把所有社会的、政治的罪恶归咎于资本主义，并且错误地假定社会主义的建立恰好能够治愈人类所有社会的、政治的痼疾。这种信念的危险首先在于它实际上鼓励了所有的‘忠实信徒’的狂热和不宽容性，它把一种可能的社会方式变成了一种教会一样的东西，把所有不属于它的人视为反叛者或肮脏的罪人。一旦达到这一步，理解那些‘非忠实信徒’的信念和行为能力便消失殆尽了。我相信，你们从历史中知道这种顽固坚持一类信念的作法使人类遭受了多么大的不必要的痛苦。”作为一名严肃的科学家，他对一切乌托邦的妄想充满了警惕，字里行间闪烁著理性的光芒。
爱因斯坦生活在美国，他经常批评美国社会的种种弊端，也多次声援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美国政府是一个“可以批评的政府”，它聪明地知道接受批评意味著进步和完善。爱因斯坦更是从不忌讳批评那些“不可以批评的政府”，比如希特勒的帝国和斯大林的帝国。他在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任何政府，只要它自身携有蜕化为专制暴政的趋势，它本身就是罪恶。然而，除了极少数无政府主义者以外，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没有政府，文明社会也就不存在。在健全的国家里，它能阻止政府蜕化为专制暴政。显然，当一个国家里，政府不仅对军事力量拥有权威时，而且对教育与信息渠道及每一个公民的经济存在拥有权威时，这种蜕变就更加严重。”这段话有力地驳斥了那些苏联御用科学家们的恶毒攻击，也是对苏联的社会制度以及一切专制制度的一针见血的剖析。这种剖析比那些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更为准确和深入。爱因斯坦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苏联政权的崩溃，但一九九一年发生的一切早已在他的预料之中。
这些文字就是在这间小屋中写成的。在我看来，这些文字的意义完全可以同“相对论”媲美。爱因斯坦一直对真理保持敬畏的态度，他认为人只能接近真理而无法掌握真理。在弥漫著苹果香味的后花园里，他经常一个人拉小提琴。坐在轮椅上的女儿在门口含笑注视著白发苍苍的父亲。邻居们都把窗户打开，让这美妙的音乐涌进自己的家中。
爱因斯坦为之而战斗的，正是这样一种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人道主义的信念。他的精神世界不像一个平静的湖面，它更像海面，在它上面翻动的不只是涟漪的鳞波，而且还有汹涌的骇浪。在海面底下大洋深处，潜藏著尚未被任何风暴掀起的深流。
这样一个伟大的灵魂，只需要如此一间小屋栖居。这一事实本身就让人深思。相反，那些居住在宫殿里的帝王，企图以宫殿之大来彰显自己的权威，却弄巧成拙地露出了猴子的红屁股。爱因斯坦不需要用房子之大来显示自己的权威和知识。在上帝及其制造的大自然面前，他始终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谦卑的学生。
一栋朴素的朴素的小房子。
一个朴素的人。
──二零零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北京家中
（大纪元）
(6/29/2004 7:59: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