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2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卢璐报导/台大经济系教授张清溪及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畅销书《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作者何清涟女士一月三十日晚应华府民间机构“华府论坛”之邀，在美国马州蒙郡议会大楼就“中国经济现况与趋势”同台发表演讲，对中国经济的紧急情势共同发出警告。何清涟所著经济学著作在中国大陆及海外有广泛的读者基础，引证的材料丰富翔实,论述严谨，其中《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成为学术著作中罕见的畅销书。她曾在一次采访中谈到“学者最重要的素质是要有社会关怀，超越个人利益思考一些社会的重大问题”，这使得她在严厉的共产党体制下敢于大胆直言，揭示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中存在的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读者称誉她代表了「中国改革的良心」。
此次论坛她特别以《官出数字 数字出官》揭示中国统计数字的虚假。以下是根据何女士现场演讲整理。
一、中国GDP高速成长神话
既然用“神话”二字来形容中国的GDP高速成长，就意味著说它不是事实。中国GDP的增长一直是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百般夸耀的成就，1978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的GDP总值是3,624亿元，25年后即2002年GDP已经达到102,938亿元，已经增长了将近30倍，按照中国政府自己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GDP总值将超过35万亿元，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从来没有过先例的，所以国际媒体经常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在去年的11月12日，发生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国务院在开国务会议时作了一个决定：从2004年开始中国要做一次全国的经济普查，从此以后不再以GDP作为衡量中国经济成就的指标。
中国政府所说的理由是为了保持资料的透明性、可靠性，以及为了和国际社会通用的统计规则接轨，所以中国要改变统计方法。大家都是中国人，了解中国话的特点，从这一“理由”中可以读出几层意思：第一，增加透明度的说法，表明中国政府承认过去的统计资料并不那么透明，也并不那么科学；第二，以往的统计方法它和国际通用的统计规则并不接轨。
我今天要谈的问题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中国的GDP神话到底是如何造出来的；第二个就是用GDP衡量中国经济的主要缺陷。我先谈第一点。
1. 中国的GDP神话到底是如何造出来的？
中国的统计资料历来分五级核算，中央、省、地、县、乡(镇).乡里是如何造出来的呢？据我所知，每年到10月份左右要报统计资料的时候，在不少地方，各乡秘书都要请相邻的乡吃饭，互相打听对方要报多少，然后回来再确定自己要报多少。一些明智的乡干部懂得，不能比邻乡高太多，太高了容易引起大家嫉妒，“枪打出头鸟”，私下里给你穿小鞋。但是也不能报得太低，太低了显得在各乡中太落后，所以每年如何报是种政治艺术，秘书打听小道消息的功能特别重要。这方面有个典型就是湖北省一个号称“五毒书记”的县委书记，叫张二江，在出事以后媒体揭露了他是如何假造资料的。一个乡里的理发店只有两个理发师，他居然报出每年的营业额是36万元，那两个理发师后来说：就算我们每天工作24小时，我们理一个头才收两元钱，一年要剃多少头才能挣出这些钱？还有一个村连一个鱼塘都没有，居然报出亩产200多万斤的数量。他那些年的政绩要么是无中生有，要么就是夸大几倍几十倍。这位县委书记如果不出事，这种造假也不可能被揭露出来。这是县一级的。
再谈省一级，去年审判了安徽省常务副省长王怀忠，我注意到其中一个细节，就是假造GDP的问题。安徽省每年向中央上报的GDP增长是年增长22%。据安徽省计委官员说，这个数字还是他们力争减下来的。王怀忠订的标准是28%，计委干部觉得太高了，让人家觉得不真实，于是反复跟王怀忠讨价还价，才砍了6个百分点。
省里是这么造出来的，那么中央一级是如何看的呢？中央一级心里很清楚，我借用一句流行歌曲来形容，叫做“GDP神话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去年2月份，国家计委政策法规司司长曹玉书在接受广东“21世纪经济报导”采访时说：中国统计资料的不真实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中央订的指标是8%，那么省里报的就是9%，到了县里就是10-12%，他们的标准是一律按照省里报的砍掉两个百分点，然后定成8%。至于如何知道水份是2%呢？他没有说。实际上也是拍脑袋想出来的，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阅读每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各省加总的GDP和各省分项的统计资料不等于中央公布的统计资料，中央公布统计资料要比各省统计资料分项加总要小得多，读一本中国统计年鉴，读得头昏脑胀。
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曾经有一句形容中国的名言：“迄今为止，中国仍然是记者的天堂、统计学家的地狱。”他说的“统计学家的地狱”，指是统计资料一塌糊涂，摸不清哪是真哪是假。“记者的天堂”，并不是讲记者在那儿过得很幸福，而是说中国每年要发生许多新闻性极强的事件，对于记者来说有很大的挑战性。当然由于中国政府控制媒体，中国的记者不可能做很多的事。相对来说，外国记者的自由多一些，尽管这些年他们在中国受到很多限制，还受国安部人员监控，但是他们还是想在中国作采访，因为在这个国家做新闻本身极具挑战性。这些外国记者也坚信自己的努力能使中国的人权状况有所改善。
2.为什么要造假？
中国官员为什么要在统计数字上造假？这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干部选拔机制。中国政府从改革以来，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标准以后，考察干部主要是考察经济业绩，衡量经济业绩的一个简单易行的指标就是经济增长率，所以中国后来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叫“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官出数字”是指统计数字都是官员们造出来的，“数字出官”指的是，官员们的统计数字报的好，帐面上显示的经济成长率高，就容易得到升迁。当然升迁背后还要行贿受贿、买官。买官的价格标准，富裕省份和贫穷省份还不太一样。大致说，“买”是台底交易，表面功夫即“政绩”还是要做足，“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就是中国官场目前的游戏规则，GDP神话就是这样造出来的。
3.用GDP衡量中国经济发展的缺陷
用GDP衡量经济发展有缺陷的，80年代中期，国际社会上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那正是“发展经济学”土崩瓦解的时候。“发展经济学”一度被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权威学科，但是后来发现它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许多社会问题：比如经济发展的同时，伴随著贫富差距的扩大、政府的迅速腐败，生态环境的急剧破坏等等，所以发展经济学后来就慢慢的衰落了。早在90年代中期，已经有人意识到用GDP不能衡量社会发展。我觉得，在中国用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至少带来几方面问题：
第一：GDP不能衡量中国社会为经济发展付出的生态环境的代价。
中国为经济发展支付的生态环境代价到底有多大？这只要阅读国家环保局每年的年度报告就可以知道结果，我在国内时年年都读。这个年度报告不是秘密材料，只是因为一般人不感兴趣。虽然那已经是经过修饰后对外公布的资料，但还是从中可以感受到中国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的程度。
比如水污染的问题，从南到北，全国以七大河流为主干，这些主干河流和支流系统的一类水已经剩下不到3%了，二类水是30%左右，三类水也是达到30%多，淮河、海河、珠江等主干河流基本上是四类水和五类水，这些水污染非常严重，根本就不能供人畜饮用，连灌溉农田都不能用，(一类水是可以饮用的水，二类水是勉强可以饮用的水，三类水是基本不可以饮用的水，四类水是绝对不可以饮用的水)。中国现在有许多大城市，尤其是华北及以北的地区都是严重缺水的地区，广东原来是水资源比较丰富的，但是现在饮用水的量也大大下降。所以水资源将成为限制中国发展的一个严重约束。
最近《大纪元》报纸转载了国内《新民周刊》关于血吸虫的报导，谈到中国第一大湖洞庭湖区已经成了血吸虫肆虐之地，湖北省尤其严重。据卫生部的疾病防治司司长说：血吸虫病确实已经威胁到中国一亿人口的生存。这类新闻能够被报导，是由于上海的一个记者利用了地区利益的不一致，因为上海位于长江下游，而湖南、江西居长江中游。上海的《新民周刊》就登了这篇文章，原因很简单，江西、湖南、湖北都是弱地方政府，背景没有上海那么硬，所以它登了后湖南江西也无奈其何，但是在湖南、湖北的本地报纸上，就根本看不到这类“负面消息”。
刚才我举的生态环境破坏只是其中的两个例子，至于土地沙漠化已经占到国土面积的38%，不少地方已经成了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有一篇报导谈到甘肃一个地方，10年前还有10多万人口，现在只剩下一、二万了，因为缺水，当地居民都纷纷往别的地方逃生去了，成了生态难民。这样的地方中国还有很多，我就不多举例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郑义写的《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那本书，他的书要比国家环保局的报告可读性强一些，大家可以看看。
第二、GDP不能衡量社会的投资效益。
中国这十几年GDP的高速增长，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支撑。什么叫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就是地方政府的官员为了炫耀政绩，为了给自己增添一点政治资本，投资后没有产生效益的工程叫“政绩工程”。这样的工程在中国到处都是，珠海市长梁广大一贯善于做这些事，前几年投资6亿美元修的珠海机场，一年吞吐量还不足相距不到5分钟航程的香港一个月的吞吐量，跟它相邻的还有广州的白云机场、深圳机场，同时香港又有新机场和老机场，珠海机场根本不可能产生什么效益，所以这6亿美元就趴在那里了，但是在珠海特区计算GDP增长率时，这种形象工程是算进去的。这样的工程在全国有很多，刚才张清溪教授谈到的某一条生产线，某一种产品的产能过剩也是其中之一。中国的产能过剩，我在1998年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经济的断裂带》，我专门列举了13个大产业的产能过剩是多少？最高的是百份之六十多，最低的是百份之三十多。
第三、GDP不能衡量社会分配。
中国的贫富差距是非常大的，中国这25年改革，是以权力资本化为起点，用权力创造市场的过程。结果是产生了占总人口1%的富豪，但是同时却生产著70%多的贫困人口。近20多年来，中国城市里产生了大量的贫困人口，我在我的书中第五章“贫富差距的扩大”中，已经将资料更新到2003年，这里就不多谈了。
农村的情况大家可以从李昌平那本书里读到一些，李昌平所在的乡不是全国的贫困乡，也不是富裕乡，它代表著中国农村一般水平。
这种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引起社会强烈不满，导致社会摩擦加剧。中国农民的反抗从90年代后期起就已经很强烈了，也出了不少新型农民领袖。但是只要这些农民领袖一冒头，就被共产党政府抓起来，关到监狱里，少数人不明不白地死在监狱里了。象湖南溆浦县，90年代后期出了5个农民领袖，领导农民抗税。这5个农民领袖后来答应了政府的要求，承诺做农民的思想工作，政府达到目的后，这些农民领袖就被政府抓到牢里。工人领袖的命运也差不多，辽宁前两年就抓了好几位。
第四、GDP不能衡量社会福利的增长。社会福利以养老金来说，现在全国很多退休工人领不到养老金，全国总工会早在1996年就做过一个调查，除了一般退休工人的生活状态之外，那个调查中还提到一个特殊现象，很多历届的全国劳模退休后的生活都非常困难。这个报告是想说明：这些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全国劳模退休后生活都如此困难，一般工人就更不用说了。
社会福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医疗保险，不少中国人现在看不起病，除了所谓的离休老干部的医药费是百分之百报销，很多退休者的医药费不能报销。农村人口的医疗条件就更糟糕了，这都是有数字为证的事实：中国的城市人口只有30%，但是占有85%的医疗资源，农村人口70%，只占有不到15%的医疗资源。
从1984年开始，中国废除了原有的乡村医疗系统。从1992年开始，每年中央政府财政拨款500万，由各个地方政府总共筹出500万，这就是中国10亿农村人口得到的1000万医疗费用，平均每个农民每年从政府手里拿到1分钱。1分钱意味著什么？现在1分钱扔在中国的大街上，没有人去捡。这些都是根据中国的统计年鉴计算出来的。大家如果不相信，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在191个国家中，中国的卫生系统总体绩效评估，列在第144位，只比非洲一些国家好一些。
在教育投资方面大家也知道，目前中小学乱收费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呢？去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列在第一位的是房地产，列在第二的就是中小学，中小学成了暴利行业，这可能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连缅甸那种落后国家都实行中小学义务教育，而在中国中小学教育却成了暴利行业的第二名。去年的乱收费达到了多少？中国政府在相隔20多天的时间里，公布了两个相差很大的资料：今年1月6日，教育部部长周济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去年在中国共查处教育违规收费8.53亿元。但就在2003年12月1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2003年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专项检查共查出12,600多件教育乱收费案件，违规收费金额达21.4亿元。两个部门均为“政府权威部门”，调查的专案均为“2003年教育违规收费”，两则消息发布时间相差仅二十几天，但查处的全国教育违规收费金额却差出近两倍，前者比后者的统计少了12.87亿元。两个部门的统计出现如此之大的误差，真不知该让人们相信谁。
在发达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教育医疗都是社会福利。中国政府自夸GDP高速增长为世界之最，但是这两项社会福利却没有增长。说起来可笑，中国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比起非洲穷国乌干达还要低，也低于邻国缅甸，更不用说还低于印度。云南边境小学中很多小学生，中学生已经不能支付自己在本国上学的费用，要每天走很多路去缅甸那边上学，因为缅甸那边收费便宜得多。这就是我们中国自己夸称的经济成就，中国政府总以经济强国自居，但是老百姓却没有得到多少实惠。中国这25年改革确实造就了一批暴富，这些暴富者的富裕程度可以和世界发达国家的一些积累了几百年财富的家族相比。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的“奇迹”。
社会贫富差距太大，酝酿的社会仇恨越来越强烈。去年长沙县委书记李振萼死在高尔夫球场，国内网友一片叫好，竟然说电瓶车是“反腐英雄”，这样的贪官应该多死几个。最近的苏秀文案件反映出来的社会仇恨，表明现在的社会精英和草根阶层之间的仇恨已经到了很难调和的程度。
(2/19/2004 6:28: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