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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国家安全不是关在堡垒里能得到的(二)

——回顾美国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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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林

【明心网】二、艾尔斯伯格

不仅因为高度机密、流传范围极小,还因为它洋洋700页,十分枯燥,所以所谓的五角大楼文件,真正读过的人其实寥寥无几。除了项目负责人盖尔勃以外,只有一个人是认真读了的,这个人叫丹尼尔.艾尔斯伯格。

艾尔斯伯格是游离在美国政界、军界和学界的一个所谓精英分子。在越南问题上,他是从鹰派转变为鸽派的典型,最终成为一个热情的反战分子,扮演了五角大楼文件案的主角。他在此案中的遭遇和作为,典型地表现了美国的权力结构下,一个普通人为了自己的理念和观点能够做的一切。要说明他为什么会这样做,还得从这个人说起。

艾尔斯伯格出生在三十年代大萧条的芝加哥,父亲是工程师,却在大萧条中失业,他习惯随父母到处搬家,因为父亲必须寻找工作。他从小就是一个表现出天赋和志向的孩子,六岁就能背诵林肯的盖底斯堡演说,十几岁弹钢琴就到能达到与乐队演奏协奏曲的水平。在学校里,篮球,跳水,跳崖,辩论,登山,他样样出色。中学毕业,他以优厚的奖学金进入哈佛大学,这些奖学金不仅支付他的学费生活费,甚至支付他每年回家探望父母的路费。世界为这个勤奋而聪明的年轻人提供了最佳的条件。中学里的伙伴公认,他是他们当中以后最有可能为人类进步作出贡献的人。

在哈佛他学习和研究经济博弈论。读到毕业,他又得到威尔逊基金会的资助,去英国学习高级经济学,一年后回到哈佛完成硕士学位,硕士论文答辩得到了"优加"的评分。

此时,这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已经步入了很难进入的哈佛精英小圈子,接下来拿博士学位几乎是个必然。可是他突然推迟了这个学习过程。他志愿参加海军陆战队,要求服役两年。

艾尔斯伯格随军队巡弋海外。1956年的苏彝士运河危机时期,他刚好在中东。于是,他通过了最严格的安全背景审查,被确认为是在国家安全事务中完全可靠的人,这对他以后接触最高级机密打下了基础。那时,这个一路顺风而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是一个随时愿意响应号召为国献身的爱国者。

当他从军队回到哈佛,由于他的学术背景和从军经历,他参与了兰德公司的半职研究工作。那个时候,兰德公司是受雇于美国空军的民间智囊机构。在完成博士论文以后,他于1959年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搬到加州,全职参与兰德公司的研究。他经常被公司派到首都华盛顿,为国家的防卫政策提供咨询。这是他最春风得意、最自信的时期。

这正是美国的肯尼迪总统时期,美国正在渐渐地深陷于越南战争。艾尔斯伯格发现越战问题大有可研究之处。对越战的情况稍加了解后,他就对形势产生了焦虑,觉得战争前景很不妙,他想知道为什么。他的工作使他对国际危机的高层决策过程特别有兴趣,就想探究美国在对越政策上到底有没有问题。为此,他要求把他派往越南。那正是1965年的春天。美国对北越的大规模轰炸,即所谓"滚雷行动"正在计划之中,同时还计划派遣更多的地面部队去南越。当时的艾尔斯伯格不仅了解、也主张实施这样的计划。这时,他还是一个狂热的鹰派。

1965年年中,艾尔斯伯格初到越南,还是满腔鹰派热情。他作为EdwardLansdale将军的特别助理,本来是去实行"太平村计划"的。他在南越到处走动,接触下层,广交朋友,弄得军方对他的安全大伤脑筋。他能双手左右开弓使用手枪,也经常随军出动巡逻,虽说不上出生入死,却也不是养尊处优。

正是这段战场上的亲身经历,使得这个狂热的鹰派年轻人,此后产生了怀疑:归根结底,我们是为了什么在这个地方动枪动炮呢?正因为他亲自上过前线,又深入南越底层,他了解并且理解,北越旗下的抵抗,口号简单,是要把入侵他们家园的外国人赶出去。相比之下,他觉得很难为美国军队的参与提供正当理由。

他深入底层,也对当时军方感觉良好的一些具体措施,如所谓"太平村计划"表示怀疑。他亲眼看到,所谓太平村并不太平,腐败的南越官员制造一些假象,向美军虚报成果,而美军则自欺欺人地把这些成果再报给国防部和白宫。他觉得,以往总统和国防部对越战的看法是受了下面的欺骗,要是高层了解实情,就不会作出这样的决策了。他想,他必须向最高层报告这里的真实情况。为此他违反了通常的报告程序,越级向国防部递交了一份"揭示真相"的报告。但是,一点没有产生期望的作用。

此时他仍然是一个鹰派,和同事中的反战派激烈辩论。期间他曾返回华盛顿,随即又要求回到越南。1967年他36岁生日,期间大病了一场,躺在曼谷的医院里,左思右想。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变,这只鹰开始变成鸽子了。

这个时候的艾尔斯伯格,虽是文职人员,工资却相当于一个将军。他的教育背景使他一旦认定了一个道理,就应该为这个道理去动手做事。他回到兰德公司。不久,1967年下半年,由于他的履历背景和才干,很自然地以兰德公司雇员身份,参与了越战历史专题组的工作。这个时候,他在工作中已经不再掩盖他的鸽派观点,经常和人争论,也经常参加各个层次的讨论会,在会上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发表反越战的看法。这种反战的立场并不妨碍他参与越战历史专题组的工作。事实上,专题组为了达到麦克耐马拉要求的"包罗万象并且客观",故意地网罗了不同观点的人才,既有鹰派,也有鸽派。

1968年大选,艾尔斯伯格希望新当选的总统对越战决策作出重大转变。共和党的尼克松当选以后,他新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要求兰德公司分析一下美国对越政策所有可能的选择。兰德公司的头头推荐了艾尔斯伯格。他为基辛格起草了一份全方位的方案清单,然后化了四天时间给基辛格分析所有这些方案的利弊。这份清单包括所有能够想到的、包括对立两极的最极端的方案,例如,从"向北越扔一个核弹",一直到另一个极端,美国单方面地全部撤出越南。艾尔斯伯格本人向基辛格推销的想法是,美国必须争取通过和平谈判来结束越南问题。而基辛格把方案清单转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时,其中删去了从越南全部撤出这一方案。

艾尔斯伯格还不死心。基辛格要求提供一份反映美国政府各机构,包括军方,中央情报局,大使馆等各路人马对越战的观点,艾尔斯伯格十分卖力地交给他一份报告,长达一千页。基辛格将艾尔斯伯格秘密召到首都,要他概述这一报告,以便向总统传达。可是最后,艾尔斯伯格感觉,他自己的观点,象泥牛入海,无声无息。尼克松主政的美国,看来仍然陷于越战之中。

1969年春,艾尔斯伯格回到兰德公司,这个时候,五角大楼文件刚好完工,油墨未干,送到了兰德公司。这样庞大冗长枯燥零碎的文件汇集,没有什么人产生兴趣,却正中艾尔斯伯格的下怀。他原来就参与这个计划,对文件有所了解,这些年来,他一直关注这个问题,并且具备透彻了解越战历史的经验和背景,更重要的是,他深深地沉浸在为国家结束这个战争助一臂之力的使命感之中。他利用在兰德公司护送和保管五角大楼文件的机会,拿出学者的劲头,苦读这套文件。

对五角大楼文件的研读,使艾尔斯伯格彻底完成了从鹰到鸽的转变,从此以后,他成为一个狂热的鸽派。以前他对越战的置疑更多集中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主要立论是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卷入不可能成功,偏于决策衡量。现在,他的反战立场则更多地集中在这场战争对越南和美国造成的人道灾难和社会问题。

一向自信的人,当然不会无所作为,他觉得自己应该有所动作。可是他能够做什么呢?直接向行政决策者发表观点,他已经做了,似乎没有用。他和兰德公司几个观点相近的鸽派人士谈起来,十分气馁。论关系,兰德公司是受政府部门的委托搞咨询研究,国防部是他们的"客户"。可是现在,他们这些精英智囊的研究结论,似乎"客户"并不重视。接下来怎么办?他们想到了最简捷的办法,走向媒体。

他们一起联名向纽约时报写文章,明确表达他们对越南战争的看法。兰德公司的头头不仅了解并且支持了他们的做法,只要他们是以个人的名义发表观点,这是他们的自由。他们的文章登载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上,却没有引起他们所期待的反应。期间,艾尔斯伯格多次出席反战会议,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同时他还和反战组织接触。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也正在渐渐兴起。1970年,艾尔斯伯格从西海岸的兰德公司,转到东海岸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

现在,怀着反战使命感的艾尔斯伯格,还能做些什么呢?谁也没有想到,在此以前,艾尔斯伯格已经做了一件出格的事,为迫不得已时采取大动作,做好了准备。

三、向国会喊话

艾尔斯伯格向国防部和基辛格传递他的观点,没有得到期望的反应,他不愿意看着国家陷入越战泥淖而袖手旁观。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人微言轻也没有作用。下一步,他很自然地想到,要向国会喊话。

通过国会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是美国百姓都知道的。特别是在选举前,这种表达在达到一定人数时,效果就会体现出来。不过,每个人只有一张选票,所以每个人的表达也就只有一个人的分量。喊话的对象,通常是你手里的选票能够影响的人。比如,你所在的选区选出来的众议员。你对别的众议员表达意愿,就可能没有什么作用;还有,本州的联邦参议员,而对他州的参议员,你的意见就没有那么大分量了。所以,对政府立法分支表达意愿,虽是美国体制下民众可以采用的手段,但是这种手段就象选票一样,是必须到一定数量才会起作用的。

有一个例外,就是你手里持有特别分量的材料。艾尔斯伯格就认为,由于他的对政府机构的特殊咨询经历,特别是他掌握的五角大楼文件,足以引起国会的重视,从而通过联邦政府立法分支对行政分支的权力制衡,来促使政府改变对越政策。

他个人是如何拥有这份机密文件的呢?

1969年,艾尔斯伯格在调阅和保管五角大楼文件的时候,按照兰德公司的规章,签署了妥善保管文件,不复制其中任何一部分的保证书。

可是,当他的责任感使他寝食不安,他决定采取一个大动作。1969年九月,他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向一位广告商租用了一台复印机。然后,每天晚上,在这个广告商的办公室,等所有人都下班离开以后,他从兰德公司把五角大楼文件带出来,在自己两个孩子的帮助下,开始复印这批高度保密的文件。

复印时,他们用纸片遮盖住每份文件上都有的"机密"、"保密"、或"绝密"印章,使得复印件上不再出现这样的字眼。然后,他把原件归还到兰德公司的档案库。手里有了这样的文件,在必要的时候就拿得出根据来。

他开始寻找国会里有可能听进他意见的人物。他的主要对象是联邦参议员J.W.富布莱特,当时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是参议院的一个重量级人物,也是一个主张从越南撤军的议员。

他选择富布莱特喊话对象是有道理的。富布莱特作为外交委员会主席,在国会通过任何对外关系法案或决议上,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这种法案和决议通常是先经过外交关系委员会,再递送国会表决的。1964年的东京湾危机(北部湾危机)期间,军方宣称美军舰只遭到北越攻击,国会因此通过了"东京湾决议",而白宫和五角大楼就把这个决议当成国会同意对越宣战,这样就扫除了"只有国会有权对外宣战"的宪法限制,五角大楼因此"合法"地开始大规模轰炸北越,并向南越派出地面部队。

事后证明,所谓北越攻击美军舰只,只是一场虚惊,北越并没有攻击美军舰只。也就是说,国会受了五角大楼和白宫的愚弄。富布莱特为此非常愤怒。可是,限于美国政府的分权体制,作为国会议员的富布莱特,不能直接干预白宫行政分支的决策,更不能干涉军事。艾尔斯伯格拿着悄悄复印的五角大楼文件,就设法见了一次富布莱特,告诉他有这样一批文件。

艾尔斯伯格建议富布莱特,通过国会,公开五角大楼文件。他给了富布莱特一份他自己搞出来的文件摘要,想说动富布莱特在国会公布这份摘要。

可是,老资格的参议员富布莱特却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涉及国防部的机密文件。按照美国宪法和法律,议员在国会的言论有立法豁免权,随便说什么都可以,法律不能追究国会议员立法活动中言论的刑事和民事责任。于是,国会的日常活动,只要不涉及国防外交机密,就都是公开的,不仅向新闻界记者开放,也向民众开放。正因为公开,国会议员在言论中,也就有责任保守国家机密。国会议员违法泄密,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那么,国会议员怎么判断机密呢?议员们都知道,这就看你讲的内容,来路是否符合规则,也就是说,看程序上是不是合法的。

所以,艾尔斯伯格偷印的绝密文件,富布莱特没有在国会公布其摘要,他不想知法犯法。他把文件摘要往外交委员会的保险柜里一锁,转身给新任国防部长莱尔特写了一封信,说他了解到国防部搞了这样的研究,有这样的一套文件。他相信这套文件对国会外交委员会考察越南政策问题有极大帮助,请送一套来让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一阅。

莱尔特马上表示收到了富布莱特的信,但却拖了一个月才正式回复。回信中,国防部长正式承认有这样一套文件,但随即说明,这套文件含有高度敏感、高度机密的原始资料,麦克耐马拉的出发点是将这套资料用于遥远将来的研究,所以,文件的使用被严格限制。文件涉及总统和内阁人员的通讯,这在政府的分权结构中一向被看作是不受其他分支干预的行政特权;这些涉及个人的原始资料是在保密前提下才编入文件的。所以,国防部长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富布莱特的要求。

富布莱特立即再给国防部长写信,希望国防部长能够采取"更合作"的姿态。他写道,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能不能接触这一套文件,涉及宪法所规定的立法分支和行政分支的权力平衡问题,特别是在外交政策方面。如果参议院要行使自己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宪法责任,外交委员会就必须能接触到有关的背景资料,而这种资料只有行政部门才掌握。

莱尔特当然懂这个道理。莱尔特在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以前,自己就当过联邦众议员,他是从立法分支转到行政分支工作的。可是,到了国防部长职位上,他当然也不愿多受国会的约束。他客气地给富布莱特回信,说以后再联系,然后,就缈无音讯了。

与此同时,艾尔斯伯格还在千方百计从背后推富布莱特。1970年初,他一下子给富布莱特的助手送去了25卷从五角大楼文件中复印下来的3000页文件,有些他干脆直接从邮局寄过去。

富布莱特拿着这些文件,苦思冥想该怎么做。参议员有参议员的思维习惯,他不能贸然公开这些文件。他后来说,他知道可以利用这些文件做文章,但是他不能违反程序而公开文件内容。这样做会让外交委员会招致攻击。事实上,立法豁免权还是一个相当大的保护,国会议员假如发生泄密,在法律上冒的风险还是比一般人要小得多,不太可能去坐牢。可是他思前想后,还是认为,必须遵从合法的听证会的程序要求。在保密规定上,只要有一个细小的失误,行政部门可能不去法庭告诉,可是以后,他们就会拒绝再向国会递交同类文件。这是他无论如何必须避免的。

结果,富布莱特就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状态:他知道有这样的文件,甚至掌握一部分复印件,但是在公开场合、在听证会上,他不能提到五角大楼文件,更不能引用其中内容。富布莱特只能再一次给国防部长写信,要求正式调阅五角大楼文件。这一次,他连回信都没有收到。

艾尔斯伯格开始另外想办法。他去出席有关审判战争罪的讨论会,在会上他向一些国际律师说,如果国际上有对战争罪行的审判,那么他知道有一批五角大楼文件,这些文件对于审判的意义,相当于二战末的纽伦堡文件一样重要。他甚至向律师描述了五角大楼文件的内容,并表示,只要有审判的机会,他个人可以作为被告,或者作为证人出庭,从而让法庭发出传票,强迫五角大楼交出文件。他甚至怂恿一些律师发起民事诉讼,想用这个办法促使法庭发出命令,把五角大楼文件作为证据公布。

这条思路,就是走司法程序来公开秘密文件。这很困难,因为美国的法庭一向避免涉足国防和外交领域,这也是分权和制衡的结构决定的。但是也并不一定完全走不通。美国的法庭有司法自制,对接受案件有明确的要求,但是一旦法庭认为有理由启动程序,别的政府部门通常会避免公开对抗法庭命令,这也是三权分立的游戏规则决定了的:平时权力最小的分支,一旦动起来,威力最大。大家都不愿意使司法分支过分弱,因为打破分权制度的平衡就意味着一种制度性的弊病。

然而,律师们没有被他说动,因为他们认为启动司法程序的条件还不具备,法庭不会接受他们的案子。

1970年5月,美军进入柬埔寨,国内反战运动风起云涌。在反战示威骚乱中,肯特大学的四名学生在骚乱中丧生。很多大学为此停课。基辛格的一个助理安东尼.雷克忿而辞职抗议侵入柬埔寨。富布莱特召开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艾尔斯伯格在听证会上作证。他指出,美国对越政策所依据的内在逻辑有严重问题,要理解美国对越政策的连续性,必须考察这些决策的国内政治背景。他指出,历届行政分支对越政策有一个从不在正式文件上反映的动机,就是都想避免在自己手上遭受"失败的屈辱"。

富布莱特再一次向国防部长写信要求五角大楼文件,国防部长回信,再一次明确表示拒绝。

富布莱特发现,他仍然无法摇动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固执。机密在行政分支手里,他们一意孤行,而他自己在发表讲话的时候,还得小心不要在程序上破坏保密规定。1970年8月7日,富布莱特终于在参议院讲话中谴责了国防部在五角大楼文件问题上的态度。他说:"行政分支又一次让国会吃了闭门羹。"但是,他警告说:"有一句老话,在华盛顿,没有什么可以长久保持秘密的。我希望第一个得到这套历史文件的记者,能够和我们委员会分享。"
国会这条路不通,下一条路就是新闻界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