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 【新生12月3日讯】尽管，我在《民间维权在肃杀中成长》一文中，对民间维权的最近发展，做了正面的描述和评论。但是，那篇文章所涉及的主要是知识界的维权运动，通过网络的聚集和对个案的持续关注而初见规模。然而，我也时刻意识到大陆民间维权所面临的严峻处境和巨大困难，不要说知识精英和工农大众之间仍然横亘着巨大的鸿沟，使大陆的民间维权难以形成各群体之间的相互支援，就是知识界的维权本身，不仅参与广度极为有限，而且在有限的参与者内部，也难以用同一个声音发言，而处在体制内外的割裂之中。对此种分裂，任不寐先生的《李思怡之后，何为？》（载于“不寐思想论坛”）和余世存先生的《中国人是否应该在体制内生存？》（载于“多维新闻网”）两文，有着更详尽的论述，我就不再赘言，而将重点放在知识界与工农大众之间的断裂上。
僵化的制度现实和分裂的社会状态，使维权运动的前途并不光明，离真正的成熟还有不小的距离，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在所有困境中的最大困境，不是政权本身的僵化和镇压，而是维权运动本身的内在分裂。与中国社会的城乡之间、中心与边缘之间、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断裂一样，民间维权运动也处于断裂状态。具体而言，就是大陆最草根的民间维权与知识界的维权之间出现断裂。
在进入新世纪的大陆中国，民间维权的草根运动，主要由两大群体承担：利益严重受损的工农大众和受到严厉打压的法轮功群体。工农维权的困境，不仅因权利匮乏而处于分散状态，而且因在精英中缺乏利益代言人而陷于失语状态，只能进行自发的上访、示威、请愿和个体的极端行动。知识精英对工农维权的关注，还只处于个别化分散化的水平上，无法形成有效的力量凝聚.
法轮功作为半信仰半健身的气功组织，本来与政治毫无关系，而主要是满足了普通百姓的强身健体和社会交往等需要。然而，江泽民政权的野蛮打压和法轮功信徒的顽强反抗，使之演变为六四以来最大规模的民间维权运动，法轮功在迅速政治化和国际化的同时，也变成了国内公共舆论中禁区。所以，法轮功维权因过于敏感而罕有社会精英敢于公开关注，致使这一争取信仰、言论、结社和人身等自由权利的草根运动，在经历了颇为悲壮的反抗之后，在国内逐渐趋于被迫的沉默。在独裁政权不准信仰的镇压之下，法轮功维权所表现出的坚韧和勇气，足以令自称有良知的知识界汗颜。说句重话，中国知识界对法轮功受到残酷迫害的集体沉默，无疑是由冷血和懦弱所带来的巨大耻辱。
也就是说，当社会各阶层的维权只能在孤立无援中独自挣扎时，任何一个单独的群体（即便人数再多的群体）在与国家机器对抗时都无法取得成功，无一例外地被政府的镇压和收买的两手策略所分化所瓦解。而当最广大的弱势群体在强权压制下的维权运动，得不到社会其他各界、特别是精英阶层的支持时，中国社会的渐进转型和人权保障就将遥遥无期。在中国，已经有太多的草根维权运动，皆因缺少社会精英阶层的引导和支持而凄凉收场。对于这些草根维权，除了个别知识分子著文关注之外，国内知识界再无任何群体性反响。
同时，这种分裂还表现在言说与行为的悖论之中。在他们的言说中，农民和城镇弱势群体的悲惨处境，却成为知识分子用以赢得学术地位的资源，更成为“新左派”复活毛泽东主义的经验支撑，其中的极端者用“格瓦拉精神”来宣扬无产阶级的仇恨和革命。而在现实生活中，宣扬者自己却对身边的罪恶视而不见，完全按照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自我推销，享受着“精神白领”的物质生活与审美情趣，开“奥迪A4”，住高尚社区，出入于三里屯酒吧和建国门的外交公寓；他们忙碌地往返于中国与美国之间，名曰文化和学术的交流，实质上更像文化掮客和学术贩子；他们渴望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邀请，更渴望荣获西方标准的国际大奖，甚至为此还不惜拿赴美签证来自我炒作，而他们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言说，却沉溺于反美反西方反全球化的激愤中。
中国知识界与工农大众之间的断裂，形成了左派的民粹主义悖论和右派的市场主义悖论，而在根本上，这种断裂来自知识界的言行不一的犬儒化生存方式。
造成民间维权的令人痛心的分裂的深层原因，除了当局镇压所带来的巨大风险之外，起码还有以下几种原因，而这些因素无不与毛泽东遗产和传统帝制文化的双重余毒高度相关：
一、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革期间，阶级划分和阶级改造的统治，造成人为的政治身份制歧视，一个社会被分为相互敌对的三六九等，地理上的国家和民族也因此陷于事实上的社会分裂状态，其极端时期甚至出现了令人震惊的阶级灭绝。工农兵的显贵和九种人的卑贱，在工农大众与知识人及经济的精英之间的大分裂，其相互敌视的阴影之浓重，至今仍未消除。现在，无论是社会底层的仇富心理，还是精英阶层对“经济文革”的警惕和恐惧，皆与毛时代留下的阶级分裂高度相关。
二、改革以来，官方政策及其意识形态的调整，越来越倾向于优惠权贵和精英群体，毛时代的各阶层之间的社会地位划分被彻底翻转，富人和知识精英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成为现行秩序的受益者和共谋者，而工农大众则被政权所抛弃，成为现行秩序的主要受损者和不满者。精英群体为了保住自身的既得权益，本能地就对底层大众具有排斥力，加之根深蒂固的上智下愚传统和毛时代留下的分裂阴影，无论从利益上还是从观念上，精英阶层皆对草根运动充满惊惧和鄙视。比如，知识分子对法轮功的整体冷漠，既有懦弱的原因，也有历史联想的作用——太平天国、白莲教和义和团等底层造反，就被当时的儒士们称为“邪教运动”。
三、毛式极权制度留下的最大遗毒之一，就是人与人之间、各阶层之间的分散化原子化的状态，个体之间的相互孤立必然造成冷漠麻木和背信弃义，并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畸形市场的条件下，直接转变为惟利是图和不择手段的厚黑哲学，导致整体性的道义真空和良知萎缩，自私到冷酷的搭便车心理便通行无阻。不仅作为个体的人与人之间娴熟于“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处世术，而且各单位之间、各阶层之间也处在“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状态。城镇职工对农民受到长期的制度歧视，不仅无动于衷，而且生怕农民进城来分享城里人的特权优惠；而农民进城打工所受到的种种制度歧视和城里人的白眼，使之对城里人怀有既慕又恨的扭曲心理；同时，对毛时代的知识分子和资本家及小商贩被长期专政的处境，工农大众非但从来没有给予过应有同情，反而是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和有产者的马前卒。于是，政权本身对社会各阶层的制度区隔和各阶层之间在意识上的自我区隔，共同造就了民间维权的分裂状态：不仅每一阶层、每一群体大都只局限于眼前利益的诉求，缺乏更具普遍性号召力的道义支撑，而且也只能局限于各自为战的分散状态，难以得到其他阶层的公开支援。
（《观察》）
(12/3/2003 7:11: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