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新生12月28日讯】毛泽东诞辰110年，各路毛派和某些商家怀著各自不同动机，藉助于官方的「政治正确」而大出风头。毛家亲属也纷纷出版回忆录，盛赞作为伟大领袖和慈爱父亲的毛泽东。然而，他们完全回避了毛泽东对绝对权力的贪婪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即便是被现政权定性为「浩劫」的文革，他们也要「子为父隐」，至多说几句「好心办错事」的搪塞之语。
事实上，被捧为「人民大救星」的毛泽东，恰恰是把所有人都打入地狱的恺撒；他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时刻，站起来的只有作为奴隶主的唯一人，而其他人包括他的战友）全部作为奴才跪拜在地。「没有共产党就新中国」的歌词，应该改为「只有毛泽东而没有新中国」。
我曾翻阅过多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虽然经过精心编选，相信很多更令人不齿的内容在「为尊者讳」的禁忌中被省略掉了，但是，我在阅读这个洁本过程中，仍然感到头皮发炸、后脊梁发凉，脑中毛泽东每天坐在宽大的书房里，手中拿著一支毛笔，只凭他个人的臆想和好恶，在各种自己起草的和呈送上来的文件上圈来圈去，便可以决定一切的一切。对毛泽东来说，行使权力无小事，大到国家决策和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的生死沉浮，小到一封群众来信和消灭蚊虫的数字；从一场整人运动的发起到运动的具体步骤和方式，从杀人抓人的比例到审判的具体量刑标准，从剥夺人的财产到剥夺人的自由和生命，从新闻的发布到行文修辞甚至标点的对错，从党内斗争到党外运动，从选举权到议政权，从阶级灭绝的指标到除「四害」的数量……中国的一切全取决于毛泽东手中的这枝毛笔。别说公开的言论决不能让他扫兴，就是连夜深人静时的梦都不能有违于他的心愿；别说他不会放过任何惹他不高兴的人，就连一只他讨厌的苍蝇、老鼠、麻雀、蚊子、臭虫……也不会放过。他对除四害的要求是：「今冬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文稿》第七册P4）毛泽东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行使他个人绝对权力的机会，偌大的中国和数亿人口的命运，就被一个极权者手中的一支毛笔决定了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
因为，毛泽东把所有人都作为权力的工具和敌人，从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到远隔大洋的美帝，从作为高级动物的人到低级的麻雀。在毛掌权的二十七年内，连续不断地全国性整肃运动，毛大都要定出敌对分子的百分比、甚至要亲自圈定杀人的比例，比如在镇反时期、反右时期和文革时期，毛所圈定的敌对分子比例大都占全国人口的5％以上，以中国的人口基数而论，5％最少也要有几千万人，加上受到株连的亲属、朋友、熟人等，其比例之大几乎搞得人人自危。仅50年代胡风一案，受牵连者就高达上千人；50万右派会牵连多少无辜者，没有人能够精确地计算出来；文革时期的全面内战中对「九种人」的整肃，受牵连的人数不会少于上亿。在毛泽东与人为敌的极权政治中，既有太多的国人被制造为敌人并消失在阶级灭绝之中，也有太多的「亲密战友」被打倒、被羞辱之后，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最典型的例证是靠吹捧毛泽东串升为钦定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
同时，除了不断地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寻找、制造和消灭敌人之外，毛泽东对他依靠的力量──工农大众──也充满蔑视性敌意，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再造共产新人运动，就是毛泽东蔑视民众的最好例证：不相信民众具有自主的思想能力和道德能力，而必须由伟大导师的引导才会生活。这种敌意的极端化甚至殃及动物，荒唐的「除四害」运动就是明证。
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毛泽东的眼中总有敌人？为什么「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变成了敌人？
答曰：只因为他是极权者。
只要是极权者，眼中就只有权力，再无其他，「一切向权看」便成为其信条。他就是权力，权力就是他，统治逻辑和做人逻辑合一，公共行为和私人行为不分，吃山珍海味、衣绫罗绸缎、住深府毫宅、玩成群妻妾，既是个人生活的享受，更是绝对权力的炫耀，与造核弹、放卫星、大阅兵、搞运动的广场式炫耀，本质上毫无区别。
极权者是人类中最贪婪最自私的个人，因为他把最大的公益资源──统治权力──据为己有，不让任何人与之分享，而对绝对权力的贪婪必然制造出难以灭绝的敌人。如果说，在限权的自由制度中，只有对手而没有敌人；那么在滥权的极权制度中，就只有敌人而没有对手，或者说，为了权力的获取和扩张，极权者会把所有的对手视为敌人，不惜以任何手段消灭之，既可以翻云覆雨、心口不一、背信弃义、落井下石，也可以打著「为人民服务」的旗号粗暴地践踏民意，甚至可以不计后果地滥用暴力。
本来，权力是手段，公益是目的，而极权者彻底颠倒了二者的关系，把权力当作至高无上的目的，把公益当作维护权力的手段。至少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所要得到的，既不是任何主义，也不是完美人性，而仅仅是一言九鼎的自私权力！不断膨胀的权力野心才是毛的动力，「一切向权看」才是毛泽东政治的真相。
1949年之前，他要夺取全国政权，首先就要夺取中共党内的最高权力。所以，在延安时期，他为保存实力而向国民党妥协，口头高喊抗日而实际上尽量避免抗日；他让在国统区的中共喉舌，尽情高歌英美的制度及其政治家，高喊「要民主」、「要自由」、「反独裁」，而在中共统治的所有地区却实施斯大林式的独裁统治，通过整风运动进行党内清洗和树立个人极权；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一面高喊「反内战，要和平」，一面派出精锐部队抢占地盘；战局不利时他就和谈并签订停战协议，有利时他就「宜将剩勇追穷寇」，最后终于夺得了全国政权，成为万众仰慕的「大救星」。
1949年之后，他的全部言行都是为了满足其权力扩张的野心，他要统治中国乃至世界的绝对权力，所以，他对内不断地发动清除异己的运动，宁错杀一千也决不放过一个「敌人」；宁冒著天下大乱的危险，也要发动文革来清除一切臆想出的绊脚石。他对外要充当世界领袖，宁冒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也要扮演第三世界的领袖，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并大慷国家和人民之慨，向那些有奶便是娘的无赖政权输血。他还要充分享受一言九鼎的权力虚荣，让民众学习他的思想、配戴他的像章、高举他的语录，无数次地在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向他朝拜；他让所有的高级奴仆（党内高官和社会名流）为向他争宠而进行效忠表演和相互之间的残酷竞争，不厌其烦地玩弄猫捉老鼠的游戏，对刘少奇的羞辱和对郭沫若的玩耍，可以作为毛泽东的开心游戏的代表。
毛为实现不断膨胀的权力野心而滥用权力的结果，不仅是国家在物质上的贫困，更是整个民族的人性堕落，无论是三呼万岁还是凶狠整人，毛时代的人际关系，纵向是主奴，横向是狼羊，每个人都参与向毛的献媚和整人，其目的皆是极为自私而冷酷的：或为了个人的政治进步，或为了个人的自保，理想高调不过是自私动机的遮羞布而已。换言之，在毛泽东时代，一面是意识形态的高调伪理想，是雷锋式新人辈出的宣传灌输，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厮咬的残忍现实，是揭发告密、落井下石、夫妻反目和父子成仇，是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无法无天。这种全民的人性堕落使毛泽东开心，更觉自己的英明伟大。
凡极权者皆有惟我独尊的狂妄，毛泽东自然也不例外。毛的狂妄，不仅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权力狂妄，而且是自视思想顶峰的知识上道德上的狂妄，文革时期的「四个伟大」就是这种狂妄的典型表现：「伟大领袖」和「伟大统帅」是权力狂妄，「伟大导师」和「伟大舵手」是精神狂妄。
（大纪元）
(12/28/2003 8:59: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