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剃鬼头 灌盐水

戒毒所能容纳100多人做工的地下室成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场所。男女管教手持电棍，让所有坚定的学员蹲在地上，不许睡觉、不许上厕所，谁动就打谁，由卖淫、盗窃、吸毒的犯人监视着。并逼迫学员写决裂书或在她们写好的保证书上签字，如不签字，就强行拉入地下室上刑，先被暴打，再用剪刀强行剪鬼头，连扯带拽，有的是剪下来的，有的则是被硬扯下来的。有的地方紧贴头皮剪下，露出白白的头皮，有的地方又留下长长的一绺。之后灌浓盐水，并把布系成一个大疙瘩，塞入学员的口中系到脑后，眼睛用胶带封住，把双手铐扣在地环上，半蹲着，而且光着脚，双脚卡在铁栏内不能动。

* 铐地环

戒毒所的不法人员对法轮功学员采用各种办法进行迫害，采用最普遍的是扣地环（双手扣于地上专门准备的铁环）。一旦学员被扣上，就很长时间不摘掉（数天到数月不等）。为了增加法轮功学员的痛苦程度，不许学员改变姿势。期间狱警及打手们轮番休息、轮番上阵，采取车轮战术，由于长时间蹲着，脚的受力最大，充血、肿胀，打手们故意加重迫害，用竹板、笤帚打学员肿胀的脚，使其痛上加痛。

* 浇水后头扣金属盆电击

戒毒所把法轮功学员带到地下室、扒光衣服逼迫学员坐进盛有水的水桶中。先用盆往身体上浇凉水，然后把金属盆扣在头上，再把电棍插入水中，每插一下，学员的头就被震得象爆炸了似的，胳膊和腿全部被电得麻木了，这种刑法使人痛苦难当。

* 坐老虎凳 吊铐双手

“十六”大之前，迫害升级。戒毒所调来几名男干警做帮凶，他们把坚定的法轮功学员铐在老虎凳上，老虎凳不够用时，就把学员拖入地下室、卫生间、仓库等隐蔽处暗下毒手，把学员的双手高高吊铐起来，脚似落地非落地，再将嘴用宽胶带封住，暗下毒手。学员刘尚坤因不放弃修炼，被强行绑上老虎凳多次。狱警为了进一步折磨她，将其连人带椅子长时间倒控，并且用塑料袋蒙住头部令其窒息，后送入医院才抢救过来。

* 冷冻加蹲通电水盆

数九寒天把窗子全部打开，让学员只穿内衣内裤或全部扒光蹲着，臀部下面放一盆凉水并通上电，蹲不住一坐便坐在水盆里，使全身通电。然后管教和卖淫犯人疯狂地一起大打出手，拳打脚踢，电棍电，还有特制的打人工具。许多学员的脸部、颈部等都被大面积地电焦了。被打昏死的，就拖到一边，大桶大桶地往学员头上、身上浇凉水。刺骨的寒风加冰水，学员立即蜷缩一团，一声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在戒毒所内回荡，让人毛骨悚然。

* 掐打全身后伤口揉盐

狱警还指使犯人掐、扭学员大腿内侧、腋窝下等最敏感部位，直到打得没有好地方，再掐打其他部位，直至全身。有的学员的皮肉被掐扭破了而搭拉下来，狱警和打手们还往学员被掐坏的伤口揉盐。

* 超负荷劳动

戒毒所每天还逼迫法轮功学员超负荷劳动，有时为了赶任务，竟让法轮功学员通宵的挑选筷子或纸页子。

由于戒毒所长期的酷刑迫害，部分学员已被折磨得神经错乱，全身和面部浮肿，大小便失禁。法轮功学员李淑芬已经被迫害至瘫痪。法轮功学员刘同铃被送戒毒所后，仅一月就遭虐杀。法轮功学员姜荣珍、马淑芬也先后被戒毒所迫害致死。

德国诉江案原告 赵明：这场迫害耗费了巨大的国家资源

记者：赵明，你从去年被营救出北京团河劳教所回到爱尔兰后，一直在致力于揭露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听说你为了补回因被关押而失去的学习时间，最近一直在忙着写毕业论文。请问你这次是特别抽时间来德国作为原告之一支持诉江案的吗？

赵明：我在北京团河劳教所被关押了整整22个月，经历了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最邪恶的酷刑、洗脑，精神迫害的这些部分，我最了解这场迫害有多么残酷。我有四个朋友被折磨致死了。而我算是最幸运的，因为是在海外留学，又是在爱尔兰──这样一个支持人权的国家。由于国际社会各界的努力，使我能够被成功地营救出来。像我这样的案例是比较难得的。所以我必须尽一切努力来揭露这场迫害，告诉人们在中国发生的这场迫害有多么的残酷，多么的邪恶。我们怎么能够尽快地结束它。所以出来以后呢，我一直在尽我的努力告诉人们在中国发生着什么。那么最近一年来我们在使用各种法律手段在各个国家起诉江泽民和其他一些迫害法轮功的官员，来结束这场迫害。

记者：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法轮功学员正在从被动走向主动？

赵明：是这样的。刚开始镇压的时候，人们都不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海外很多媒体都在转载中国媒体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直都是在解释：我们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迫害是不应该的。在我被营救出来之后，这一切已经发生了转变。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各国都看到了法轮功是一个和平的精神团体，却被无辜地迫害。现在我们所要做的是如何尽快结束这场迫害。那么我们现在主要采用的是法律手段，在世界各国基于国际法和其本国的法律进行起诉。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揭露这场迫害完全的非法性；另一方面在法律上也是可行的，这些迫害的人终将被送上法庭。迫害法轮功的中国官员将为他们所犯下的罪行负责。

记者：在大陆华人中有一种看法，认为法轮功是中国的内部问题。海外诉讼会影响中国的声誉。你如何看待法轮功对江泽民的起诉对中国的影响？

赵明：这个问题早就很清楚了。法轮功的问题早已不仅是一个中国的问题，而成为一个国际问题了。江泽民一伙不仅仅是在中国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在全世界各地都在利用使馆向各国的政府、媒体发放诬蔑法轮功的材料。他们也在利用各种方式来影响、控制世界上的华文媒体，甚至是西文媒体。同时也在利用贸易的利益影响各个国家政府，乃至联合国，让他们保持沉默，甚至剥夺法轮功学员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权利。而且他们在诋毁法轮功学员的名誉。这种针对“真、善、忍”、针对法轮功这种很正的精神信仰的迫害对全人类也是一种伤害。如果人没有了一个正的信仰，人类最终将走向自相残杀的地步。人类迟早要看到他们最终伤害的是全人类。所以这绝不是一个中国的内部问题。

从我亲身体会的迫害来看，这场迫害不是区域性的问题，也不是个别警察的问题，而是以江泽民为首的政治流氓集团所搞出来的全国范围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他在伤害中华民族，他在真正地祸国殃民。

记者：能不能请你解释得再详细一些？

赵明：现在这场迫害在中国浪费了巨大的国家资源。我们知道的是，他们曾一次性地投资几十亿元购买监控系统的设备，在全国范围内用来监视法轮功学员。我在劳教所的时候，他们为了欺骗国际公众舆论，伪装一个好的人权环境。每个劳教所几百万、几百万地注入资金，更新设备。整个警察系统也在充实设备，建立庞大的互联网监视系统。在海外，那么为了让各国保持沉默，他们在联合国收买一些小国家的选票，给他们无偿的援助，浪费的中国资源是以千亿计的。那么中国今天还没有崩溃，是因为他们依靠伪装的宣传所吸引来的外资的输血，和中国庞大的国债支持，也就是说把明天的钱拿到今天来勉强撑着。他们仅仅在推迟中国经济的崩溃。当人们看到中国的经济崩溃的时候，当人们看到了中国的钱都哪去了的时候，那时人们就会知道真正祸国殃民的就是江氏集团。

至于说中国的声誉呀，中国的声誉早就被这个迫害人权、践踏安分守己的最善良的人群的流氓集团给糟踏了。从来他们也没有真正地维护过中国的声誉。所以结束这场迫害，使中国人民拥有自由和人权才是真正地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所谓的那种爱国，那种维护中国的声誉，那不过是因为被江氏集团的宣传所欺骗，是他们维持迫害的一个伎俩而已。

记者：你怎么看待在中国诸如“生存权优于人权，先吃饱穿暖之后，才有资格谈人权”的讨论？

赵明：这又是江氏集团在国际上欺骗国际舆论的最典型的一个谎言。吃饱从来都和人权没有矛盾。没有听说过，要吃饱，就非得迫害法轮功，人民才能吃饱。有一次我在一个国际会议上讲我在国内受迫害的经过。碰到来自中国的一些所谓的“非政府”的人权组织，他们说中国现在经济在发展，我们讲迫害，好像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谎言。在迫害前，中国有上亿的法轮功学员在修炼。为了监视、迫害这上亿的人所花的钱和以前这上亿的人安分守己地、兢兢业业地工作、创造财富时所造成的差异是不可估量的。从来没听说过，这场迫害能够使中国人民过得更好，使贫苦农民吃上饭，这完全是不合逻辑的。

记者：那么你认为迫害法轮功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政权吗？

赵明：我看到的实质也不是。我炼法轮功快十年了，从94年就开始的。我原来在清华大学读书。清华大学算是全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了。当时在清华大学炼功点上炼功的都是些硕士、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等等。很多人炼都是因为发现了炼法轮功真的能够使人的身心得到根本上的改善，祛病健身的效果奇迹般得好，并使人的道德升华。法轮功对宇宙真理的阐述使我们这些搞科学的人非常的折服。我没有在这个群体中看到任何人在搞政治，那么也许有的人本来在社会上是从政的，当市长或是其他官职。但是，作为一个法轮功的整体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利用法轮功在参与政治。而在迫害法轮功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一点是有利于中国的政府的，相反使这个政权彻底地丧失了民心，真正在毁这个政权，在毁中国的未来。关键问题是江氏这个流氓集团是在利用政治，他根本就是反人性的，邪恶的。他在实现他邪恶个人的嫉妒目的，来整人。他完全是不理智的，没法用任何正常人的逻辑和理性的思考去衡量它。

美马里兰州公众研讨会议审江对推进中国人权建设的意义

研讨会探讨了审判人权恶棍江泽民对推进中国人权建设的意义。大华府侨学各界就中国人权每况愈下及正义不彰的情况，以及十三年来，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压制自由，迫害宗教信仰，打击异议人士，操控媒体封锁互联网，剥夺人民知情权，秘密出让国土，蓄意制造天安门自焚事件，嫁祸法轮功，逼迫香港特区政府制定《基本法》二十三条，破坏香港人权法制，庇护巨贪，助长了全国范围内的贪污腐化和道德败坏，江泽民不能代表中国及中华民族，中国的出路在何方，等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2003年9月12日，在美国法庭迫于外交压力而以被告享有”元首豁免权“撤销了诉案后，一方面法轮功在美国提起上诉，另一方面其他国家的起诉也随之跟进，起诉案的频率和参与的团体及人数也越来越多。在过去的一周之内，继美国、西班牙、比利时等地后，江泽民更在台湾和德国被两次告上法庭。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国家首脑受到如此高频率的起诉，11月17日台湾更引发万人静坐声援起诉江泽民的活动。以全球海外华人发起和推动的起诉案，显得方兴未艾。

法轮功学员、美国天主教大学聂森教授说：“我想全球公审江泽民的事情是符合了大多数人的心里的想法，它才能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援，在短短四个月内，在全球20个大城市中得到响应。许多来自中国大陆人民的电子邮件也表达热烈支持。所以它才能从象征的动作越来越变成一个实质的事件。从现在的发展来看，我们很乐观。将来会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由中国的法律来审判他，匡扶正义。”

聂森表示，除了江泽民以外，各地对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追随者包括“610办公室”负责人李岚清、罗干，政治局常委吴官正，前北京市市委书记刘淇，原湖北公安厅厅长赵志飞，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辽宁省副省长夏德仁等多名中共高官在欧洲、北美、亚洲或澳洲等地被提起海外诉讼。其中一部分人因不敢应诉，已经被缺席判决有罪。

人权律师叶宁认为法轮功是中华民族良知的代表。对法轮功问题的认知是衡量知识分子，衡量一个人良知的天平，同时，法轮功所倡导的价值观和道德理念也是中华民族以及整个人类的希望。

作为法律工作者，叶宁认为这次把江泽民告上法庭，创导了一个正义、代表人类良知的刑事程式，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说，二次大战结束后，人类法学理论的最大进步就是实行了个人责任制，即把纳粹分子的刑事和民事责任落实到个人，不允许用“服从命令”作为犯罪的理由和藉口。

他认为，芝加哥地方法院对江泽民有元首豁免权的决定是不恰当的。叶宁认为，对巴拿马前领导人诺列加的审判改变了对退位国家元首的豁免权。美国有许多对独裁者审判的案例应该是作为这次诉讼的法律依据。

民运人士魏京生说，“我们维持这个压力对国内人民的人权状态是非常有好处的。不能只让外国人来为我们说话，必须自己站出来说话。”“如果你不说话，那别人会认为你不在乎。“

从事台湾民主运动四十年的王能祥说：“共产党政权奠基于恐惧。法轮功正在争取信仰自由。当这种争取不断扩大和实现时，中国必变成尊重人权和法治的国家。”

那么对于起诉江泽民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中国大陆的民众是什么反应呢？《大参考》主编李洪宽说：大陆大参考的读者通过海外电子邮件信箱向大参考发送回馈，表达他们的看法。诉江案，我的体会，在大陆民众中基本上是大快人心。

章天亮：绝境中的希望（三）

五、无神论的恶果

从进化论中派生出的无神论是共产主义学说的基石。在共产党的说教中没有宗教意义上的天国，所以它才要建立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就连国际歌里也唱“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共产党从进化论中进一步发展出了被他们自己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套东西，也就是人类社会也是从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而“社会主义”就是“进化”的结果，“共产主义”更是社会“进化”的最高形式。

这种共产党自说自话，没有经过任何实践证明的无神论成了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基础，这就决定了共产党和真正宗教信仰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人作为神所创造的万物之灵，从内心最深处还是渴望神的眷顾和生命的永恒，这种自发的宗教情结唯有信仰能够填补。共产党虽然在宣传无神论，但同时它又把自己打扮成神，打扮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领袖，以填补人的信仰需求，这就是共产国家最最常见的造神运动，或曰“个人崇拜”。

在一个社会中，道德是约束人类行为的自然法则，而道德却是神给人制定的。共产党在打倒了人对神的信仰之后，就自己摇身一变成了道德的化身，并拥有了对道德的解释权。这就是共产党为什么永远“光荣正确”，死不认错（它认错也是不诚恳的，而且是为了继续证明自己“光荣正确”的，所以算不上真正的认错，比如它虽然否定文革，但却绝对禁止民间深入反思和讨论文革）。

在中国的官方宣传中，经常出现“社会主义道德”这个词，似乎原本是普世价值的道德在这里具有了阶级性。而是否“热爱社会主义”竟然成了衡量一个人道德与否的标准之一。而且中共自己对道德的定义变来变去，最后似乎变成了只要和党保持一致，就是最“道德”的人，哪怕这个党已经堕落得五毒俱全。

共产党的这种说教是经不起推敲的，更不符合它自己一贯宣扬的“科学”精神，在许多方面无法自圆其说，而它所面对的又是一个具有五千年修炼文化作为传统的民族，和几亿曾经深受“儒、释、道”信仰影响的人群。因此，为根除有神论对中国人的影响，中共除了砸烂传统文化之外，在建政之初，还给寺院、道观、修道院和民间的修行人士扣上种种帽子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并派它的地下党员打入宗教团体，把佛、道、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彻底“统战”在中共旗下，接受中共的领导。中共这种打着宗教旗号反宗教的“宗教灭绝政策”使中共本身成了中国超越一切宗教的准宗教组织。这一极具邪教特征的“准宗教组织”因为知道自己的理论漏洞百出，因此具有鲜明的“排他性”。

一个保持了对神自由信仰的社会是一个“博爱”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爱”（关怀）是社会关系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造物主创造和赐予，因此人心中会知道尊重生命，也会敬畏和爱惜神为人创造的自然界，在神的面前众生平等。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信赖，会形成一种独立于共产政权之外的凝聚力，这是共产政权最不愿意看到的。

对神的信仰，会给人一个不同于共产党说教的价值判断，而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和紧密关系又会使真理的传播变得非常迅速。这会极大地威胁到中共掌权的理论基础，因此中共采取了一个系统的办法把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无论谁说了什么，别人都会怀疑。

其中一大发明就是上面定一个“阶级敌人”的百分比，然后让下面去抓。比如一个单位有1000个人，一定要揪出百分之五的右派，那就是50人。但是人人都知道，在共产党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的国家，谁要是被党定为敌对分子，那就意味着一生幸福的完结，从此在万人唾骂中苟延残喘。但是上面定下来了这个指标，不抓又不行，领导不抓领导就得自己去填补这个指标，最后的结果是大家互相揭发，只有揭发了别人才能保住自己。被揭发的人除了拼命辩白外，还要揭发别人“戴罪立功”。这样仇恨很快就在群众中煽动起来，在政治斗争的大环境下，即使亲密如父子、兄弟、夫妻也无法信任。这一套花招，共产党玩儿得炉火纯青，民间称之为“挑动群众斗群众”。

无神论的宣传灌输使大多数老百姓在人性被中共“异化”、“奴化”的过程中失去了最后的道德防线。尽管有一些有识之士，可以清醒地看穿中共的这套把戏，但是他们的声音却被中共彻底封杀掉了。同时，当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变成一盘散沙的时候，中共强大的专政机器是可以轻易地把他们各个击破的。

在“六四”事件以前，中共还有一些理论说教，蒙骗了一些人。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中共在天安门广场杀人，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已经彻底破产了。中共已经不可能再发明出什么理论学说统一思想，此时中共的策略就变成了让人根本不去考虑精神领域的追求而完全沉迷于物欲的追求和满足中，以免民间或外来的民主启蒙或信仰启蒙会逐渐整合成新的意识形态，挑战中共的权威。

无神论的一个恶果就是人失去了“作恶会遭报”的概念，而敢于为所欲为。穷惯了的中国人在“不管白猫黑猫”的利益驱动下迅速演变为一个“笑贫不笑娼”的社会。这里的“娼”不仅是指那些出卖肉体的妓女，还有那些出卖灵魂为中共政权涂脂抹粉的“知识分子”。同时，为追求利益，中国人开始了对自然界和对同类的疯狂掠夺。对自然界的掠夺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生态灾难，而对同类的掠夺使全国各地假货横行，从毒米、毒面、毒油到假烟、假酒、假药，从商品造假到文凭造假，坑蒙拐骗、五毒俱全，只要能赚到钱可以不择手段。人的自私心理急剧膨胀，一切以个人安危和享乐为中心，缺乏对他人最起码的尊重和关怀。

同时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用卑鄙手段对待别人时，别人也会这样对待自己；当自己看到一个落水求救的人、或者流氓当众强奸妇女而默不做声的时候，如果自己落难，也同样不会有别人施以援手，因此在社会上人人自危。

共产党虽然靠无神论和拜金主义把全体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可以收买、恐吓、各个击破，从而延续了自己的统治，却让整个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生态成本和道德成本。“六四”以后，江泽民用最卑鄙的手段继续延续中共的生命，但却是以彻底毁灭整个民族的前途为代价的。

（待续）

未婚夫深入虎穴 带女友奔向自由（多图）

许多家媒体到现场进行了采访。李迎向众多媒体表示：她是10月15日被劳教所释放的，她非常感谢澳洲政府和驻上海领事馆的官员，使她如此顺利快速抵达澳洲。同时她也感谢未婚夫的冒著生命的危险去上海办理她来澳的一切手续。她的未婚夫李麒忠也在一旁带著幸福的微笑表示感谢澳洲政府和为此事一直努力的法轮功学员。据悉李麒忠爲了营救李迎曾经在去年的圣诞前夕举行过五天的在纽省的“帮助递送节日礼物给被非法关押的未婚妻”的自行车车旅。

同时李迎也向媒体披露了她在狱中的经历，2001年1月被毫无理由抓去洗脑班，有关人员问她二个问题：法轮大法好不好？你还炼不炼？她回答二个字，一个是好，一个是炼，结果就关了四个月，为了抗议这种非法剥夺人生自由的权力她曾绝食一个月，遭到强行灌食，生命垂危。他们甚至还赤裸裸告诉她，我们就是非法关押你，就是软禁你，我们是政府部门，你能怎么样。但她问政府就可以违法吗？他们就不吱声了。后来她被单位保释出来。同年10月16日，她去杭州出差时再次无辜被抓，送往上海青松女子劳教所，判劳教两年。理由是“其他”。因为他们找不到任何法律条文就写上这模糊的“其他”二字。

李迎说：在劳教所我不配合他们，把我吊了三天，有时反扣在铁门上。那时天很冷，也不让我加衣服也不让别人帮我加衣服，照顾我。他们还把我单独关小号半年以上，生怕我的坚定影响他们转化其他法轮功学员。劳教所里一般每天5点就要起床，7点开始干活，经常做到晚上11、12点。手上经常起泡。有些法轮功学员更惨，有的被长期罚坐在小板凳上，屁股都做烂了。有的被罚站，几个月下来，脚肿的连路都不会走。有的被高压电棍电击皮肤几乎找不到好的地方……不同的地方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来对付法轮功学员，有的地区，肉体上的折磨多些，有的地区，精神上的折磨多些，反正是变花样迫害。

当记者问李迎的家人在整个事件中所承受的压力和伤害时，李迎说：我父母承受很多很多，我们家姐姐、我和弟弟三个人被分别关在不同的劳教所里，我母亲要赶不同的地方来看我们，特别是来看我时，他们还对我母亲提了三个条件，第一不许谈我未婚夫的事情，第二，不许谈法轮功的事情，第三，不许送任何食物和生活用品，只能给钱。如果有任何违反的地方马上结束会见。由于我的会见很少，半年一次， 我母亲又是从天津赶到上海，我母亲平时给我的信也基本上被扣压了。

当记者问光她们劳教所关了多少法轮功学员，李迎说：“前前后后有上千名法轮功学员，目前还关了八十九人。各种年龄、各种文化背景都有。”

李迎，家住上海，1992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在上海中路企业管理谘询有限公司工作。她上海青松女子劳教所与外界联系的权利被剥夺一年后，在海外采取积极营救活动之下，才得有机会从狱中打了一个电话给家人，狱中生活也得以改善。澳外交部长唐纳和多位国会议员曾对李迎被关押的事件表示关注并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这次原本未婚妻来澳团聚的正常签证手续要35周，澳洲驻上海领事馆也很快就帮助解决了，使李迎能够提早享受一个快乐而特殊的耶诞节。

李迎的弟弟李良刚刚19日从天津青泊洼劳教所释放，25日又重新被抓。李迎的姐姐李红至今还关在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李迎希望全球善良的人们继续努力，早日结束这场发生在中国的空前浩劫，她也会尽她自己最大的努力使得象她弟弟和姐姐一样至今还在狱中受迫害得法轮功学员获的真正自由。

（大纪元）

我实在不忍心下手－－一民兵被迫执行洗脑班任务的经历

“610”当官的要我们对他们采取措施：可以打除脸以外的任何部位，要打成内伤，不要打成明伤。要他们下跪、罚站、搜身、往身上浇冷水、不准他们说话、不准他们思考问题等。还有就是要他们不停的写认识，看反法轮功的小册子展板和录像。当官的向我们这批民兵许诺：如表现好，可以得到许多奖赏，还可以安置正式的工作并解决子女就业问题。

一开始我还以为法轮功真的象广播电视中宣传的那样。可是同他们接触后，却发现他们一点不象广播电视里精神失常的人，总是那么轻言细语的，总是那么善良慈悲的，最后反而让我们感到自己成天污言秽语的极不正常。

有一次念书时，有6个人拒绝念书遭毒打，拖到内屋连踢带打。其中一人说：“那怕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念侮蔑大法的书。”对他们打了好几次。我实在不忍心下手，但也没有办法。因为还有另外4个民兵打手负责对我们执法。我真不想挣这黑心钱，只想回家和老婆孩子一起。可是，当官的坚决不同意。我因出手轻，不愿意打这些好人，遭到610当官的严厉训斥。出手凶狠的民兵可以得到电吹风、电饭煲等奖品。610的人不但经常指挥我们民兵毒打炼法轮功的人，还提供手电筒指挥我们民兵深夜出动，去偷附近山庄农民的橙子、桔子、柚子。有的偷了水果回来时摔得一身都是泥。

这次“法制学习班”，实际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班，听“610”的人说每人拨款2万元，必须全部转化。但那些炼法轮功的人软硬不吃，他们在威逼、利诱、欺骗面前不动心，我从内心敬佩他们，他们的自由虽然完全被限制，转化班就象是监狱。尽管我们对他们采取了很不象样的手段，他们对我们始终很友善，有机会就给我们讲道理。据说他们写的认识都是讲法轮功好。从他们的言行我看到了法轮功就是好，他们是一个好人的集体。

记得10月18日我们第一次执行命令打他们，当晚刮大风真吓人。过后民兵们便陆陆续续患流感。“610”的人在平地上突然摔倒，右鼻出血。打人凶狠的男民兵出车祸，几天时间在医院就花费了8000多元，还有个女民兵的丈夫突然出了车祸，难道真的象他们讲的遭报应了吗？还是宁可信其有吧！

那一期班原定要办两个多月，不知什么原因，提早了半个月结束。我在心里高兴啊，因为恶梦到头了，压抑解除了，终于可以回家了。

「爱的真谛」与「真善忍」

【明心网】我高中读的是教会学校，所以常常必须唱一些圣歌，有一首人人耳熟能详的歌叫做「爱的真谛」，她的歌词是这样的：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意发怒
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以前在唱这首歌的时后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只是觉得她的旋律很美很柔和，但是现在再唱这首歌时却完全能体会这首歌的意境了，原来真正的爱应该是那样圣洁、无私而且包容的，这和我读的「转法轮」一书中讲的「真」、「善」、「忍」的道理是完全相通的。

歌词中的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及喜欢真理，这样的爱是圣洁的也就是真。恩慈、不嫉妒、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发怒，这样的爱是无私的也就是善。包容、忍耐，这样的爱是包容的也就是忍了。

从高中毕业至今又过了十几年了，这其间经历了许多人生历练，从读书、工作到谈恋爱，从学佛、学气功到修炼法轮大法，直到最近再重新哼唱这首「爱的真谛」，才发现其实歌词中的意境是很高的，但是简单的说也就是「真」「善」「忍」三个字，如果能在自己的信仰中真正实践这份真理，那离古人所说的圣贤之人已不远了。

常常有基督徒会问：「为什么是真善忍而不是真善美呢？」

我的回答是：「如果能做到真善忍那自然就会美了！」@

成语故事：贪天之功

【明心网】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经过一番颠沛流离，终于回到晋国当了国君。为了报答有功之臣，他将跟随自己流亡的人列为一等功，给过帮助的为二等功，迎接归来的为三等功。赵衰、狐偃等因跟随流亡有功，无采地的封采地，有采地的加封。其他帮助的、迎归的一一有赏，连一般的小臣奴仆也赏钱币，皆大欢喜。

晋侯又贴出诏令：“如果有谁被遗漏了，请自己来报。”有个叫介子推的被遗漏了。

他的邻居看见诏令，便来找介子推。见他正在家里编草鞋，便说：“你以后不用再干这一行了，晋侯出了诏令找有功之人。你只要一露面，晋侯就想到你的好处，按功行赏。”介子推笑着没有回答。

他的母亲说：“你跟着晋侯流亡十九年，晋侯饥不择食时，你割下自己腿上的肉给他熬汤喝，没有功劳还有苦劳，你为什么不去见一见呢？”

子推说：“孩儿没有什么要求晋侯的，为什么要去呢？”邻居说：“你去见一见，封个一官半职，也领一些布和米，省得天天打草鞋了。”

子推说：“晋献公有九个儿子，只有主公最贤能。晋国属于主公，这是天意，有些人却误以为是自己的功劳。”“偷盗别人财产的人，被人叫盗贼。到晋侯那儿居功求赏等于贪天之功为己有，更加可耻。我愿意终生编草鞋，不愿意去争这份功劳。”

邻居走后，他的母亲说：“你是廉洁的人，我是廉洁的人的母亲，我们为什么不去隐居呢？”

当晚，介子推背着母亲躲到绵山里去了。

“贪天之功”是指把别人的功劳归于自己。@

（出自《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正见网）

心灵故事：生命需要忍耐

【明心网】10年前冬天的那次采访与往常有些不一样，主编要我去采访一位癌症患者尚奇，他是一位年轻的山村小学教师。因为热爱那些山里的孩子们，他放弃了大学毕业后留在城里工作的机会，可是五年后他却得了肝癌。他在雪山教着一群雪地里长大的孩子，我想去考察一下那儿的雪地。因为我已暗暗下定决心，要在那洁白的雪地将自己秘密地埋葬。

到达雪山小学的时候，村长带我到村小学找他，他当时正在上课。隔着玻璃窗向里望去，我吃了一惊，他站在讲台上，虽然很瘦，头发有些乱，却一点也不像有病的样子，他谈笑风生，气宇轩昂。

下课了，他随着孩子们欢呼而出，我抬起头，他正含笑望着我，那双眼睛像清晨的大海般深邃而宁静。采访完后他陪我去看雪山，望着那一望无际的皓皓雪山，我神思恍惚。

“你怎么了？”他瘦削的手关切地搭在我肩膀上，袖口上还有雪白的粉笔灰。

“这儿真好，能躺在这儿，变成雪，真好。”我忍了很久，泪水终于没有掉下来，可内心深处那种对自己深深的怜悯让我心痛。他望着我，若有所思。

回来写完稿的第二天，我又掉入绝望的冰窟里。悲哀的婚姻生活，纠缠不清的争吵和巨大的失落吞噬着我。心力交瘁的我收拾行装，带着我最爱穿的那身红棉袄还有多年来的日记。别了，所有的一切，生命如此沉重，我想去那雪山之巅，了结这尘世一切烦恼之源。

当我正准备出门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很久，我放下行李包，颤抖的手迟疑地拾起话筒，一个小女孩稚嫩而急切的电话：“你是师红阿姨吗？”

“是的，你是哪位？”

“我是尚奇老师的学生，他给了我十块钱，还有一封信，嘱咐我一定要马上给你打电话和寄信。我花了三个半小时才跑到山脚下的邮局。好了，我终于打通了！”

“他还好吗？”

“他前天早晨去世了……”小女孩在那边哭泣起来，“他临终前跟我说，您的脸上有着一股深深的忧郁，虽然他不知道您为什么忧郁，但是他要我转告您，一定要好好活着，让自己快乐，他要您答应他这个最后的请求。

我的眼瞎了似的坐在那儿哭了起来。尚奇，一个垂死的人还想着一个与他一面之交的我，他走了，却挽救了一个想去雪地赴死的人。

一周后我收到了一封信，上面工工整整写着几个粗笔大字：“师红女士收”。信封里面装着一张水彩画，茫茫的雪原上，寂无人烟的雪原上飘舞着一块红丝巾，两只温和的大眼睛蕴藏在丝巾上。画的下方写着：你是雪中的旗，我是注视你生命的黑眼睛，美丽的冬雪需要寒冷，喜悦的生命需要忍耐。永远坚强，内心宁静。你的朋友：尚奇

热泪溢满了我的眼眶，早已万念俱灰、忘却了爱的心灵豁然敞开，一股热流涌入我的冷漠空虚已久的血液。我把这幅珍贵的画配上象牙白的镜框，挂在我的卧室里。它们向我宣示着默默无言无价的爱，激励起我内心的爱和勇气。这一个26岁山村教师的礼物，一个有着黑礁石般深沉坚毅的眼睛和海浪般爽朗笑声的年轻小伙子，是他教会我如何在命运冰冷的雪地里热情地生活。

是啊朋友，喜悦的生命需要忍耐，忍耐与承受的磨炼才能使对生命的喜悦更加沉静，更加坚韧，更加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羊城晚报》）

幸福外套

【明心网】曾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国王，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挥霍不尽的金钱，宝马香车，红粉佳人，可他却觉得自己不幸福。后来，他听说世上有一种幸福外套，无论谁穿上它都会幸福无比。国王就下决心要得到它，他走了很多地方也没有找到。这天，他来到一处村庄，就上前问道：“你这么快乐，一定是拥有幸福外套的人了？”“幸福外套？”农人嘲弄似地说：“就算给你，你也一定穿不上。”“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贪婪的人，披的是欲望的衬衫，它一个劲儿地向外膨胀，你又怎能穿得上别的衣裳呢？”

只有扔掉欲望的衬衫，才能得到幸福的外套。其实这则故事只是想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世界上的人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幸福。有的人轻而易举就得到了，有的人寻了一辈子却一无所获；有的人放弃手上的幸福去追逐遥远的虚幻；也有的人千里迢迢奔幸福而来却又失之交臂。幸福到底是什么？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答案。幸福与否的关键，不在于你有多少财产，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或你在什么地方，而是取决于你想的是什么。

有一段时间，我在公司里受到几位同事的排挤，爱情上也面临失恋的危险，那时我认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人。后来，出去旅游散心时来到泰山风景区，在一级一级的石阶前，看到十几个跛脚的孩子拄着拐杖正吃力地向上攀登，还不时爆发出阵阵开心的大笑。这欢乐的气氛感染着我，我为他们的举止所惊讶。回来后，我调整了自己，不仅得到了更多的朋友，也把握住了爱情。自那次从生活低谷中走出来后，满足与快乐——这件幸福的外套就始终没有离开过我。

（《健康时报》）

鸡头与凤尾

余樟法：为罪恶立碑

【新生12月1日讯】杜导斌“落网”前夕，曾在《应该入狱的是审判长曹洪光》一文中指出，被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的罗永忠只不过是在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讲出了自己的内心话，“如果行使公民权利要受到法律制裁，那么，这并不能说明该公民有什么罪恶，只能说明罪恶滔天的是那个与宪法精神直接违背恶法，以及依靠恶法维系的秩序和强权”、“这样的恶法，曹洪光之流居然奉若圭皋，只能说明由审判长曹洪光、代理审判员刘兵、陪审员林智琛所组成的法庭违反了宪法”。

曹洪光等人不仅触犯了宪法，而且践踏了人类的良知，即康德所说的道德律令，犯下了双重的罪恶。有人说，在司法不独立的专制制度中，他们不过是无辜的工具而已。当上级命令（或相对于宪法这部母法而言的子法律）与个人良心发生冲突时，他们不得不以上级命令为准。这种辨护虽非毫无道理，却是苍白无力的。

良知，是萌发自内心的一种善良觉悟和道德意识，是所有的正常人－－不分种族、民族、职业分工－－都具有心理共性，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区别于禽兽的根本所在。有古代西哲说过，每一个人都是善恶行为的判断者，一个人违反良知意识和道德规则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罪恶。每个人都有选择的可能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在现代社会法律应是公众的良知意识的体现，是一切合理、公正、美好的事物的保护伞。如果法律明显违背公平正义原则和公众的良知意识，如果政府或上级的指令严重违背道德律令，那么，实施者执行者就有必要作出自己的选择：是服从邪恶的法律、命令还是坚守道德规则正义原则。制定恶法下发恶令是犯罪，遵从恶法服从恶令也是一种犯罪，都是对宪法和良知的背叛。

1989年2月，柏林墙。十岁的克利斯和高定在逃亡时被击倒，克利斯当场死亡，高定足踝中枪。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的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子的结论是：以枪射击高定脚部的士兵判两年徒刑，可以假释；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士兵，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法官这样对被告解释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 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

当政府命令（或法律）与个人良心发生冲突时怎么办？爱因斯坦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很明确：“我相信个人应当根据他的良心行事，即使这种行为势必要触犯国家的法律。我相信他应当这样做，即使他明明知道他会被当局判罪，他也应当如此。这种态度最符合我自己的道德感……盲目服从那些我们认为是不道德的国家法律，只会妨碍为改革这些不道德的法律而进行的斗争。”爱因斯坦在1950年7月19日给美国科学工作者团体的公开信中写道，“一个人，如果政府指示他去做的事，或者社会期望它采取的态度，他自己的良心认为是错误的，那幺他该怎幺办，这实在是一个老问题。很容易这样说：对于在不可抗拒的强迫下所做的事，个人是不能负责的，因为它完全依赖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所以必须受它支配。但这种推理的表达方式本身就说明了这样的概念同我们的正义感矛盾到了怎幺样的程度。 虽然外界的强迫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一个人的责任感，但绝不可能完全摧毁它。在纽伦堡审判中，这种立场实际上被公认为自明的。我们目前制度中存在着的道德标准，以及我们一般的法律和习俗，都是各个时代的无数个人为表达他们认为正义的东西所做的努力积累起来的结果。制度要是得不到个人责任感的支持，从道义的意义上来说，它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为什幺任何唤起和加强这种责任感的努力,都成为对人类的重要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纽伦堡审判法西斯战犯时，各国政府的立场不约而同：不道德的行为不能借口他们是奉政府的命令干出来的而求得宽恕。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界线。英国学者鲍曼在研究纳粹大屠杀《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昭示我们：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并非一群无法无天的乌合之众所为，而是由身穿制服的惟命是从的人完成的；它不是源自秩序的败坏，而是源自一种完好的秩序统治。书中称引麦克唐纳于1945年的警告说，“现在我们必须提防的是守法者，而不是违法者。”

书中问到，忠诚与服从由来是公民尤其是军人的天职，执行命令者的罪恶隐藏在什么地方呢？鲍曼提到米格拉姆的关于“责任转移”的实验，它表明：一旦经过行动者的同意而将责任转移到上级命令的权力之中，行动者就被投入了一种“代理状态”，即把自己看作是给别人执行意愿的状况。代理状态与自主状态是相反的，实质上是逃避个人良知的责问。这样一种连续的、普遍的责任转移，结果造成一种“自由漂流的责任”，造成一种情境，在这一情境之中，组织的每个成员都相信他是受人操纵的。所以，鲍曼说：“组织在整体上是一个湮没责任的工具。协调行动之间的因果链条被掩饰起来，而被掩饰的事实恰好就是这些行动产生效力的最有力的因。”由于纳粹大屠杀的参与者都相信责任在别人那里，在上级那里，或者简直就是命令本身，集体执行残酷的行为便变得更容易了。（《南方周末》2002年6月21日林贤治）。

日尔曼式的清算，让杀人者被迫承担起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罪恶的制度有罪，罪恶的参与者是帮凶，也有罪。有罪，就要得到清算，尽管在清算时也应考虑到时代和环境的局限性。一九八四年。在围墙的脚下。两名士兵射杀了一个名叫米夏的年轻人。法官认为被告有罪，因为他们做了违背良心的事，取人性命，可是判得很轻，十六个月，而且缓刑。法官说，被告在一个极权社会中成长，没有学习到以良知判别是非的能力；而且，大多数人是弱者，怕事、随俗……能够抵抗大环境的只是少数的英雄，我们不能要求大家都是英雄。

而我们中国式的清算呢？给受害者平反，恢复名誉，然后就万事大吉，皆大欢喜。只有受害者，全是受害者，迫害者和实施迫害者全都不见踪影了。只因对反右和批判彭德怀有异见而被捕入狱北大才女林昭，在狱中遭到长达八年的非人折磨，后在上海被杀害。据《林昭，不再被遗忘》披露，自林昭获平反以来，其亲友一直上访相关部门要求查清事实真相。欲查清当年发出钉舌、反铐、虐杀、灭尸等残忍命令的人到底是谁－－即使死了，不能绳之以法，至少也要让世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其实要查清真相并不难，只需在当年任职于上海法院、监狱等部门的人中寻找即可。然而上海相关部门对这一诉求一直采取推诿态度。对新华社记者的公务采访也是采取“不说、不让、不给”的不合作态度，具体的做法就是既不接受采访，也不让别人接受采访，更不提供相关材料。

为此，渔翁先生在《不能向社会发出这样的暗示》（2003、12《杂文月刊》）中指出：“上海有关方面对林昭遗案的态度至少向社会发出了如下负面暗示：一、作为社会基层成员的老百姓，无论如何都不能产生与当权者思想相左的思想，否则，即使真理握在你手里，也难逃被消灭的命运；即使获得平反，也仅仅是平反而已，休想追究具体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二、请在公检法等国家机器部门任职者放心，面对一个‘犯人’无论怎样实施虐杀都无妨，若干年后即使真相大白，证明被害人是无辜的，各位也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你们依然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因为有人会全力保护你们。”

岂止上海“有关方面”？全国各地的“有关方面”在我党统一领导下，都是不允许揭露残暴、不支持实现公正伸张正义的。十年文革千古浩劫，一切都往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四人帮身上一推了事；灭绝人性地对待张志新、李九莲们，对她们割喉钉舌的下令者和实施者，还不都一样“隐姓埋名”？别揪住历史问题不放了，团结一致向前看吧。

为善为恶，是正是邪，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上级命令不能成为超越伦理底线充当恶政帮凶的借口。对丧心病狂的恶人和违反宪法的罪人的纵容就是对良知的犯罪、对人民的犯罪。杜导斌 “揪”出了在罗永忠一案中触法犯罪的审判长曹洪光、代理审判员刘兵、“人民陪审员”林智琛，余杰在《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有感于「新青年」案件维持原判》中“揪”出了新青年四君子案中“专制权力的帮凶和帮忙、罪恶的主动或被动的参与者们”：审判长金星、审判员张永忠和仁民宾、检察员张晓霞，以及安全的线人李宇宙，负责逮捕、关押并折磨四位青年的安全部特务等。余杰说得对，“不能谅解和宽恕这些罪恶的参与者们”。建议海内外有能力的热心肠人士或单位在网上建一个“恶人”榜或罪恶碑，通过各种渠道和民间力量，把那些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破坏国家安全的罪人，把那些滥施酷刑伤人害命伤天害理的恶人，把那些公民权利的剥夺者、国家利益的损害者、民众苦难和志士冤案的制造者，把所有丑类败类凶手帮凶刽子手们的恶名和罪行收集起来，推上道德法庭，钉入历史耻辱柱，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记住他们，并在条件成熟后由独立法院举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审判，还公道于人民，昭罪恶于天下！

东海一枭2003、11、12

附言：本文观点与我全民族大和解的主张并不矛盾。“在一个极权社会中成长而没有学习到以良知判别是非的能力”的罪人也并非绝对不可以得到人民的原谅，但宽容和仁恕应该有个前提，那就是他们必须对自己所犯下的罪恶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忏悔，如柏林墙倒塌之后在街头被人民包围了的莱比锡警总头子那样，对着摄影镜头和电视机前几百万的人民道歉，说：“我错了，我为我过去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中国

（《观察》）

刘晓波：刘荻获释的启示

【新生12月1日讯】不锈钢老鼠刘荻终于获释了！

在文字狱频繁的初冬肃杀中，这无疑是个具有多重积极意义的好消息。

对刘荻本人、对她的亲人，无疑是大喜讯，特别是与她朝夕相处的奶奶刘衡老人，更是莫大的安慰。在与老人通电话时，我能感到老人的喜悦，大有劫后余生的感慨，因为老人本身就曾深受文字狱之苦。老人比任何人都能深切地体验到：与她自己长达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相比，刘荻还是幸运的，中国毕竟再也不能回到极权的毛泽东时代，而只能逐渐走向尊重人权的自由社会，虽脚步迟缓，但决不会倒退。

对于中共现政权而言，虽然，官方不会承认抓错了，只能用取保候审的方式来维护面子，还说这是「念刘荻年轻、初犯、涉案不深，属于可以挽救的对象」，所以给予「宽大为怀」的处理。然而，无论以何种形式放人，即便仅仅是为了缓解压力和改善形象，或为了使温家宝即将开始美国之行，不至于在人权问题上无话可说，都是值得鼓励和肯定的行为。因为，一个独裁政权在大势所趋和民心所向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在人权问题上「伪善」，也就与尊重人权的主流文明接近了一点，起码证明现政权还知道人权是普世价值，知道自己的道义劣势，知道「文字狱」之耻，而不是像毛泽东时代那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刘荻获释的最大意义，乃在于对民间维权的激励。刘荻，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女大学生，变成受到广泛关注的著名良心犯，完全得力于国内外公开的的持续关注，形成了先由内向外、再由外向内的双向互动。刘荻的被捕在大陆民间激起的反抗浪潮，在同类案例中前所未有，藉助于互联网的便利，民间连续三次网上签名声援，总人次接近三千。正因为她得到了国内民间的强烈的持续的声援，才会在国际上引起高度关注。各大媒体、各人权组织的施压，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也向北京交涉放人，内外压力的合流才是刘荻获释的主要原因。

只要民间坚持公开维权，国际主流社会坚持施压，那么，针对个案的每一次群体维权皆是对独裁者的压力，压力的逐渐累积，就会使作恶者所承受的道义压力越来越强，即便不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放人实效，起码会使民间力量得到持续的积累和扩张，也将使独裁者为恶的规模逐渐缩小、强度逐渐减弱，直到来自国内外、党内外的综合压力达到某一临界点，追求自由的民间维权终将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

在刘荻走出黑牢之际，让我们记住发起「我们愿陪刘荻坐牢」的声援运动的杜导斌，继续关注真的坐进了黑牢的杜导斌，关注所有良心犯，直到「文字狱」在中华大地上绝迹。

2003年12月1日于北京家中

（大纪元）

刘路：不信自由唤不回－－祝贺刘荻获释

【新生12月1日讯】11月30日晚，几个律师朋友在我家一边喝酒一边开我的「帮助会」。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承办罗永忠、杜导斌的案子和在海外发表文章，领导、同事、校友、同学、亲属、朋友纷至沓来，或和风细雨、或狂风暴雨、或苦口婆心、或破口大骂的帮助会开了不知多少，直开地我两耳生茧、头大如牛、晕头涨脑、生不如死，以至于连我自己都差点相信自己背叛国家、颠覆政府、罪大恶极、十恶不赦。好在帮助会总有结束的时候，把这些好心人礼送出屋，赶紧上网，关天茶社淮生兄一则《不锈钢老鼠获释回家》的贴子让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赶紧打电话给北京的刘晓波先生落实，晓波先生说：消息应该是确切的，据说同案的其他两个人也放了。紧接著，不锈钢老鼠──刘荻跟贴：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帮助。我非常感动，也为杜导斌等人感到非常难过~~~~~~~~我真希望我还是那只淘气、好玩的老鼠，大家的好朋友~~~~~~~」

千真万确，万确千真，依然是那个诙谐可爱的小老鼠妹妹！依然是睿智、机灵、冰雪聪明的风格。

久违了，老鼠妹妹，黑牢里归来的老鼠妹妹！论坛沸腾了，网友沸腾了，虽然网上是个无声的世界，但我分明听见了那些个伴著泪水的欢呼声：我们自由了！我们胜利了！

刘荻的获释决不是简单的个案的强制措施的变更，而是民间维权运动的重大胜利。有人说，刘荻不过是取保候审，并没有宣布无罪，网友们何以如此高兴？是否高兴过早？我要说：刘荻决不应该简单的取保候审，而是应该宣布无罪。理由是：刘荻被取保候审的原因是定罪证据不足！如果刘荻定罪证据充足，检察院绝不可能长达一年不起诉，并且最近退查公安理由就是证据不足。根据中共的惯例，政治犯是最严厉打击的对象，从没有人取保候审或者判处缓刑，如果刘荻定罪证据充分，绝对不可能取保候审。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刘荻定罪证据不足。根据中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无罪推定原则，犯罪嫌疑人证据不足，应该推定无罪，做出不起诉决定。中共当局所以给刘荻取保候审，不过是想给自己留点脸面。

刘荻获释的重要意义还体现在，这是民间维权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我们知道，刘荻被捕后，大陆知识界先后发起了三次大规模签字抗议活动，参加人数之多，规模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就在今年七月，杜导斌等人还发起了「我愿陪刘荻坐牢的活动」，再次向当局显示了知识界反对以言治罪、维护自由人权的决绝的意志和姿态。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正是这种浩大的民意、民心让大局不得不正视自己日益显得可笑的专政手段的功效：民不畏坐牢，奈何以坐牢惧之？

刘荻获释还启示我们，自由、人权只能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去斗争。一个只有二十多岁的柔弱的小姑娘，面对专制的黑牢坚贞不屈，坚持了自己的人生信仰，维护了自己的人格尊严，走过三百多个漫漫黑夜，终于迎来自由的曙光。貌似强大、面目凶恶的专政机器最终在一个傲然挺立的小姑娘面前退却了。试想，如果刘荻在无数次的蛮横审讯、无数次的欺骗、利诱面前（网上曾流传过一个审讯笔录，相信不日将会再次面世），有一点点软弱，如果她稍稍承认自己的「罪过」，她还可能有走出牢狱的今天吗？

其实，恐惧的产生不是因为牢房的存在，而是因为我们内心的软弱！

坚强的不锈钢老鼠──刘荻妹妹走出了黑牢，同样坚强的罗永忠、杜导斌们也一定会走出牢房！网络上下渴望自由的朋友们，只要我们坚强起来，以言治罪的专制黑牢就会像残冬的冰雪一样，在浩荡的春风中一点点融化，恐惧将被驱散，自由思考、自由言论、自由写作的新时代，就一定会到来！

2003年12月1日5时57分

（大纪元）

昝爱宗：当独立审判的“包青天”遭遇人治

【新生12月1日讯】30岁的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庭女法官、法学硕士李慧娟，因在审判一起合同纠纷案时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而遭遇上面的“人治”，被撤销审判长职务并免去助审员资格。原由是她依据《立法法》“上位法高于下位法”的立法原则行使独立审判权，支持原告主张适用的国家法律，“不予支持”被告主张适用的河南省地方性法规，却被通过该条例的河南省人大常委会认定李法官为首的合议庭判决“严重违法”，“其实质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11月20日《南方周末》报道）
　　
李法官的遭遇，乃是一起几千年来人治化观念和行为与当今法治观念和行为较量的典型案例，不幸的结果却是以李法官失败告终，李法官成为了“祭台上的牺牲品”。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这一原则确立了国家法律与地方性法律具有不同的效力，当地方性的下位法面临着与国家的上位法相冲突的情况，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法庭可以判决下位法自然无效。如果下位法与上位法抵触而得不到及时审查清理，势必会造成“地方保护主义”，破坏国家法制统一。
　　
《礼记．中庸》篇中有言“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短短14个字恰恰概括了人治的最大特点。人治与法治的区别是人治的法律效力有限，对皇帝等特权阶层是摆设，对广大民众是“铁的定律”。人治并非没有法制，而是法制能够管到士大夫一级就相当了不起了。比如一百年前的历朝历代皇帝，法律非但管不了他，而且他的话本身就成了法律，他可以立法、废法、毁法而不需要任何程序，下一个圣旨或“文件”就够了，所谓“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充其量是一种表像或高姿态而已。
　　
如果在面临地方性法规与国家法律抵触的情况下，出于所谓的“立法尊严”和“自身利益”需要，不但不检讨与审查自身的“违法”问题，而且还追究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法官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这绝不是法治精神的指使，而恰恰是人治意识的使然。由此可见人治社会距离法治社会尚是多么的遥远。
　　
几千年来，人治化大行其道，根深蒂固地植入民众的脑海，“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习惯成为自然。当前，虽然“民告官”案例的胜诉率有一定的提高，但权比法大、官比法大、以政策和文件代法、以言代法等各种“超法律”现象却层出不穷，触目惊心，起到的负面作用正如培根所概括的“不但污染了水池，还污染了水的源头”。所以，令笔者感到悲哀的是，一个缺乏法治精神的社会，类似李法官的遭遇可能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