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1997年在西藏旅游
◎赵明
【明思网】编者按：赵明，共产党体制内标准的好学生、学生干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88级高材生，清华大学紫光集团计算机网络中心项目经理，爱尔兰历史最悠久的三圣大学的留学生；在他风华正茂的时候，却因他的信仰，在北京的劳教所遭受到他从未想像到的肉体摧残和精神强暴。
赵明因国际社会的努力重获自由。今天他以泣血的文字，再现了当代中国的《古拉格群岛》：劳教所的内幕，特工和男女警察的种种手段与伎俩，迫害的惨烈，自上而下的重重欺诈……
赵明的认识过程对我们有难得的参考价值。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您会感到他真诚的心。此文的思想性与深度可以与《古拉格群岛》比美。叙述平实，但耐心读下来，您会隐约看到中国的未来。
标准的好学生、学生干部
我是文革中期出生的，上学的时候文革刚好结束了。父母兄弟都是学理工科的，我也是。我在省内最好的中学念了高中，又考上了最好的理工科大学清华，毕业后在一家高科技企业任职。
我父亲是大学教授，我母亲是高级工程师。在中国我父母这一辈人也是属于比较幸运的，他们比文革中挨整的那些老知识分子要年轻，所以没轮到他们挨整；他们比被文革耽误了青春的那一辈知识青年还年长，文革开始时他们已经大学毕业了，所以也没去上山下乡修地球，文革中他们就是跟著搞政治学习。后来改革开放了，生活也还行，我们这几个孩子也都成人了，他们对自己的一生很满足。
我是标准的共产党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好学生，我很早就加入了共青团，在高中我还是年级的团总支部书记，毕业后在一家国营公司勤勤恳恳干了五年。至少在八九年以前，我是笃信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形态。我还记得，我在大学第一学期末学《中国革命史》不考试但要写作文，我在作文中谈了关于对于社会主义是先进社会形态的见解，得了年级唯一的一个特优。
文革的教训使后来的中国人都很厌倦政治，在我们文革以后这一代中国学生的头脑中想的就是要有知识，赚大钱，过好自己的生活，我对政治毫不关心。我也知道文革给那一时代的中国人带来的苦难，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学很大一部分是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但我从不去想共产党怎么样，对不对，好不好，对于我们文革后长大的人来讲，都是过去了，再说（据说）那都是“四人帮”的错，党不是也纠正了吗，所以就算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吧。
但99年开始的这场迫害竟然轮到了我头上，我因为炼法轮功被关进了劳教所迫害了将近两年。我从没想跟共产党对著干，我只是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想有个炼功的基本人权。可是事实看来，在中国不能随便选择自己的生活。出来后，西方人总是不停地问我“到底中国政府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这使我不得不仔细思索这些问题，回顾自己过去的生活，回顾我父母的生活，也回顾中国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地我才看清了共产党是什么。
在这里讲出来这些决不是有什么政治目的，要针对任何人。讲出来是因为我看到共产党的宣传导致的扭曲著人的思维，使人不能用人性的概念去思考问题和相互对待，人被可悲地利用著相互伤害。我所谈的是我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这场迫害的个人的真实感受、感想和思考。
亲历「六四」 爱国梦醒
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上，看到共产党政府大规模的残酷迫害人民，在法轮功被迫害之前只有一次，那就是八九年「六四」事件。
那年我正在清华大学念大一。我在炼法轮功之前，身体总是病病歪歪的，我很小心地照顾自己，但还是小病不断，进了清华第一学期末又得了一场大病，住院了，急性肝炎。第二学期开学后上不了体育课，其他课勉强跟上。不久胡耀帮去世了，纪念活动发展成了反对官倒、腐败等的大规模游行，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了，后来老师们也支持，各大学纷纷停课了，学生至少一半以上直接参与了游行。我也参加了游行，也去天安门广场，但当时身体还很虚弱，也不是参加得很多，处于半参与半旁观的状态。
我觉得当时学生们的愿望是非常朴素的，没甚么可指责的。所有对官倒腐败有意见的市民当然都觉得学生干得好，希望学生能坚持下去，这谈不到甚么被利用。游行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广泛支持，各界纷纷捐款捐物，而且自始至终都非常和平。
我记得有一次游行，走在东二环路上，我跟不上，落在后面的学生稀稀落落的。旁边住宅区里出来站在路边看的人倒显得很多，有的对我们鼓掌加油，有的点头示意。有一位妇女领著四、五岁的女儿，拿著一个铝的烧水壶和一个碗，盛著水端著，游行的学生谁想喝就停下来喝，她虽然不说话，但那种默默的支持和祝福溢于言表。在广场上，有的市民买两瓶雪碧、有的买一箱雪碧递到学生的队伍里就走，整个北京市民的心都拧成了一股绳。后来外地学生也加入，在天安门广场就驻扎下来了，搭了许多帐篷，整个广场上满满的，能有十多万人。
政府这边，赵紫阳到广场看了一次之后，很长时间政府再没人说话。学生们一天天在广场上住著，谁也不知道会发生甚么。这种游行很消耗体力，我的身体还是不太吃得消，到六月初我就开始发烧，很难受。后来我就决定回长春家里了。父母看我回来，也很高兴，说原来肝炎出院后还没完全恢复，正好在家好好修养一下吧。
到家没两天，一天早上起来，我爸跟我说北京开枪了！我赶紧打开收音机短波，「美国之音」里传出自动武器连发射击的声音！我惊呆了，我不知道我要是还在北京还能不能活著回来。中央电视台称发生了暴乱，我们所有在北京的学生和市民都知道我们有多和平，这是造谣栽赃！坦克竟然都开进了天安门广场！我们所有近代史课本上记载的历次国民党时期的「惨案」都望尘莫及。
我至今无法理解那些当权者，有各种方式可以解决问题，怎么也不至于把坦克开到首都的街上来啊？这说明它们没有一个基本的人与人相处方式的概念，而且它们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凶残。学生是基于朴素的愿望希望国家好，可是政府这样屠杀。
从八九年「六四」以后，所有的人对中国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在清华，从那以后，学生们就是专心学英语、考GRE、出国，不出国的就专心赚钱，中国人再也没有人过问国事了。清华大学成立于1911年，当时是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科学校，到了二十世纪末也确实成了名副其实的留美预科学校了，我大学同班同学现在有一半在美国，其实文革以后的这一代年轻知识份子最有才华的精英都去了美国了。
有的人说我们出国的不爱国，其实说这话的往往是没经历过「六四」事件的更年轻的一代或者完全被共产党宣传洗了脑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说的。参加八九学运的，谁不是因为爱国才走出来的？可是有人不允许你爱国，有人怕你爱国，因为他们做的事情是见不得人的，按照爱国的意见办他们就垮台了。
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我当时也想出国，可是在清华课内学习已经很忙了，再花时间去学英语考GRE，我的身体没那么充沛的精力。即使出去了，在国外为了拿到奖学金学习压力也是很大的，我当时的身体状况肯定不行。所以我一直也没考GRE联系出国。
后来毕业了，在北京一家高科技企业里工作。头一年，我是做软件程序设计。我本来睡眠就不太好，做这种工作弄得我彻底的神经衰弱了，躺下两三个小时，大脑还特别兴奋，白天的甚么事包括程序里面的细节都能想起来。睡不好觉，也不爱吃饭，整个身体一团糟，总是感觉精力很差，容易疲劳。身体不好使我一直特别注意自己的生活，注意按时进餐、按时休息、注意季节冷暖的变换，我也很注重营养，也尝试各种适量的运动，但我的身体还是没有任何改善。
大约我开始工作一年后，当时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中国大陆巡回办传授班，听炼的人都说祛病健身效果很好，我就请了假专门去大连参加传授班。我记得李洪志先生在传授班上反覆说，他不给人治病，只为修炼的人净化身体。还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人没有病是甚么感觉了」，说在这个班上身体净化下来就知道到了。那绝非虚言。
从大连参加完班回来我整个身体状况完全变了，以前那种感觉身体很沉容易疲劳的感觉全没了，真是一身轻，精力充沛，睡眠效率极高，胃的不舒服的感觉也没有了。以前对身体的担心使生活很复杂，怕得病、怕吃的不舒服对胃不好、怕著凉、怕累，现在我甚么担心都不需要了。我的生活变得简单了，变得走路、吃饭都极快，总有使不完的劲。我所接触的法轮功习练者中，像我这种情况比比皆是。那是一种来自内在的快乐，是一种完美的身心状态，健康、平和、理性、智慧，全不是外在的物质享受所能带来的。但这只是炼法轮功的效果的一个方面。对于我来说，法轮功最主要的是他还是真正的科学的真理，他解释了我一生中所有的问题。
我每天早晨在清华的校园里炼功，在食堂里吃完早饭去上班。我很胜任工作，我的收入对于我的单身生活来说很富足了，在假期我就回老家看父母或出去旅游，我曾去过俄罗斯、西藏（见图1）。这在我学法轮功以前是不可能的，我那时最怕旅行了，担心吃住，干甚么都感觉没精力。我们炼功点有很多年轻人，我们都那么健康、快乐、充实。开始炼法轮功之后的几年是我这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到98年下半年，我完成了和公司的五年合同，就联系留学。爱尔兰的三圣学院的一个网络研究组答应提供奖学金。
我在28岁时又变成了一名学生，来到这个欧洲大陆外面的岛国上攻读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学位。这是爱尔兰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校园建筑非常古典，环境优美。奖学金足够我生活了，不需要打工。业余我义务教爱尔兰人炼法轮功，也出去旅游。
头道鬼门关：劳教人员调遣处
99年七月，在中国开始的这场迫害打碎了我和功友们的平静、快乐的生活。
99 年底圣诞节我回国休假，去国务院信访办上访，想以我个人炼法轮功的亲身经历向政府反映意见，希望政府停止迫害。（参考资料：《国务院信访条例》（1995 年10月28日国务院令第185号发布）：第二条本条例所称信访，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以下简称各级行政机关）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依法应当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第三条 各级行政机关应当做好信访工作，认真处理来信、接待来访，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结果仅仅因为想和政府干部谈话就被抓了，他们扣了我的护照。我被拘了两天，后送回老家释放了。几个月后2000年5月13日，我在北京和几个法轮功学员在一个学员的宿舍聊天，又被绑架了。
我这次先被投入海淀区看守所，后来经过长春大北看守所、长春市公安局一处、长春苇子沟戒毒所、又转到北京市看守所。他们管那儿叫七处，是关重刑犯的地方，监号里有几个带脚镣的，据说是涉及人命案的。突然有一天，有人提我出去，把我带上手铐押上一辆依维克警车不知去哪儿，一路警笛呼啸著疾驰。渐渐的好像到了郊区，不太繁华。终于到了一个墙很高的大院外，大铁门也很高，门口也没牌子。电动的门开了，押我来的警察把我交给门里的警察就走了。大铁门在身后合上了。
那是一个很大的院，里边有很多趟平房，这时有几个警察拎著电棍过来了，告诉我从现在开始是劳教人员了，要服从命令，然后宣布了几条纪律，一是从现在开始，除睡觉以外要一直低头抱手，不许抬头；二是说话声音要大；三是走路拐弯要拐直角。我还没反应过味儿来，电棍已经「啪啪啪」地电在身上了。他们用的是一种很短的随身携带的电棍，那东西电在身上全身抽搐，电火花的声音很大，我听到院子里别处电棍的火花声也不时地响起。然后说叫我脱光衣服去消毒。我就光著身子站在旷大的院子里。整个过程中警察不时地找碴电我，我看出来他们是在履行仪式，想给人来个「下马威」。就这样，我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守法公民，仅因为炼使我身心受益的法轮功就被不经任何法律程序投入了这个人间地狱，被这些又中国纳税人养著的流氓恶警肆意的凌辱。而且我还不知道我被送到了甚么地方，因为甚么。
后来我才知道，那儿叫「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我记得那天是2000年7月1日。
这个劳教人员调遣处的一切是要让人丧失所有的人的尊严的概念，让人成为一个没有任何人权的木偶。那些恶警逼迫说话声音要大，其实不是音量问题，他们是得让你喊到声嘶力竭丧失人的尊严为止。上厕所和洗漱都限时间，有的人憋不住大便拉在裤子里。低头时间长了脖子想要折了一样，后来我在团河看到一个后从调遣处去的人脖子上套著一个很粗的塑料套来支撑头部，他一定是脖子长期低头出了问题。
这个调遣处是个中转的地方，还不算真正的劳教所。
团河劳教所迫害概况
我在这里呆了不几天就被转入团河劳教所。到了团河劳教首先叫「认罪认错」。我是在和朋友聊天时被绑架的，绑架我、剥夺我的自由才是违法犯罪，我有甚么罪？这就是劳教所的第一件事，由纳税人养著的警察动用一切违法手段逼迫无辜市民承认自己有罪。外面人不知道，他们很看重这件事情，他们就是靠暴力来强迫人们承认这个非法监禁方式的正确性，从而维持其存在。
对法轮功学员不仅如此，他们真正整法轮功的目的其实是要从思想上铲除法轮功，所以在劳教所动用各种酷刑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声明放弃修炼。一开始劳教所恶警最温柔的洗脑方法就是轮番的恶警找你整夜地长时间谈话，不让睡觉。他们讲不出理来，都是强辞夺理，威胁恐吓。我们炼功的最了解法轮功，我们都是身心受益了才炼的，我清楚他们所有对法轮功的攻击都是谎言。没的讲了，后来乾脆就叫非法轮功的人看著我们，不让睡觉，「熬鹰」。听说训练鹰的时候，为了让鹰服从命令，就采用不让它睡觉的办法，熬到它困的不行了就容易训练。这样的鏖战不知过了多少个夜晚。
劳教所平常关小偷小摸和真正的杀人犯的时候，警察整天就是混事。可一到法轮功学员开始被抓进来以后，所有的各级警察都精神起来了，因为从上到下的「转化」率指标下达下来了，大笔的资金开始注入进来了，干不好的升不了官，拿不著奖金，想升官的、想多得点奖金的，整起人来都特卖劲。这时候才看出来，养兵千日，这时才是用兵。这时我才发现中国的看守所、劳教所其主要功用完全不是维护社会安定、惩罚有违法行为的人，而是完全为了对异见者进行精神迫害的机器。
说起来，外国人都没法想像，这个江氏流氓集团动用了所有的各级政府，整个公检法系统，花了巨额的钱整法轮功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把法轮功学员投入监狱劳教所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然后在媒体上造假欺骗群众，来表示其镇压之合理性。我了解我自己，我也了解法轮功。我个人所为法轮功所做的上访请愿等一切活动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政治目的，我身边的所有法轮功修炼者也是这样，我们就是想要一个炼功的权利。他们为甚么非要这么干呢？而且所用的迫害手段完全是违法的。
劳教所里面有一些因偷盗抢劫而被关押的人，这些人在里面就是混到时间释放了事，可对于法轮功学员则是上上下下，费尽心机，用尽一切残酷折磨手段、洗脑，各种流氓手段，软硬兼施，施加精神压力，逼迫其放弃信仰。
在里面一起被抓进去的有教师，有医生，有勤劳致富的农民，有工程师，有公司经理，博士硕士学历的大有人在，甚至还有教授、博士生导师！说这些人凑巧都蓄意攒到一块颠覆政府、威胁政府？这是纯粹的谎言！里面有一个很瘦的年轻人叫孙天同，是个水利专家，有一次一个著名的水库出了问题，一架飞机专门拉著他一个人飞往水库所在的城市去解决问题，他在团河劳教所多次被多个警察电击折磨。林澄涛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基础所助理研究员，国家「863」计划「疟疾疫苗研制」、「新疟原虫抗原候选基因筛选」和美国中华医学基金CMB项目的课题骨干（见图2林澄涛和妻儿合影），在团河被电击折磨的精神失常了。还有张允弈（见图3）是北京中西医结合医院年轻的主治医师，在劳教所时和我在一个班呆过。我今年在报上看到他的死亡的消息，说他劳教到期释放后又被抓了，在跳楼逃走时摔死了。我知道他是宁可冒险逃走也不愿再被关到劳教所去了。
劳教所那些恶警羡慕我们的学历、职业等个人素质，后来，因为法轮功学员被抓进来的多数都是高学历的，警察系统开始给狱警搞进修，提高学历，不两年，考了两次试，狱警就都拿到大学文凭了！其实都是做假。他们怕我们瞧不起他们，跟我们说话很费劲地板著不说脏话。他们完全知道我们都是好人，完全知道我们没有政治目的。可是在文革以后的中国社会里，人传统的道德、人性、伦理概念都已经被清洗没了，这时你才能看出文革的真正用意和作用——这种状态的人最容易利用。虽然这些人不像文革时的人那种政治狂热，但当给他一个来自上边的行政命令，再结合以经济利益，这些人甚么他都干。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