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敏辛该文译转自美国双月刊《外交事务》2002年9/10月刊。文章作者裴敏辛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助理。作者正在著书《陷阱中的中国过渡期：独裁发展的终极》。
不仅仅是随着音乐抢座位的游戏
在华盛顿某些圈子里，预测中国谁将上台接班的话题已成为茶余饭后的热点。由于这是一个关系到世界人口最大国的巨大赌注，这一过渡时期所引发的好奇心就不难理解了。如果一切正常，中共计划在今年秋天的十六大上选择新的年轻的领导层，在位的76岁的总书记江氏可能下台，由59岁的副主席胡锦涛接替，全权的政治局常委以及重要的中央委员会中的大部份成员将退休。另外，中国总理朱镕基将于三月下台，全国人大（该国的立法机构）委员长李鹏也可能离职。
在一个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制的国家，接班是玩政治阴谋和改变政策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因此，对江之后领导层的组成，党内斗争，政策内幕的猜测盛行一时。遗憾的是，那些有希望晋升到顶层的人的背景几乎不为外界所知，大多数新面孔基本上是技术官僚，有些人资历不浅，但政绩平平，其余跑在前面的是自称拥有丰富经验的各省党领导，但对在全国范围内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
无论如何，猜测即将发生的领导层变换是否会立即影响到政策是徒劳的，因为江即使在半退休之后，也会施加一定影响。在三至五年内北京可能不会出现一个真正占主导地位的新领导人，而且不管接班过程会如何上演，单纯关注于北京的权力演出却会忽略真正的故事：中国正在面临一场暗藏的统治危机。这一事实将吸引住那些相信北京面临的利害关系远大于一场随着音乐抢座位游戏的人。
北京的统治危机迫在眉睫的说法听上去可能耸人听闻。对外部世界而言，中国是一幅有动力有希望的画，其潜在的市场规模，持续的高增长率，以及最近加入世贸组织，使得该中央王国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目标（2001年为460亿美元）。跨国公司一想到其未来的发展就垂涎三尺。但在这进步繁荣的轻浮画面的背后，却隐藏着不同的事实，这些事实被上海，北京和其它沿海城市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所掩盖。中国的未来及西方在该国的利益，关键取决于北京的新领导人如何应付这一暗淡的现实。
冒牌共产主义及其失败
二十多年改革中的根本矛盾是造成中国当前危机的原因。在这二十多年期间，中共集团令人吃惊地从沉醉于阶级斗争到迷恋于发展速度，这种冒牌共产主义特征是列宁党和带有全球主义色彩的官僚资本主义的联姻，它只是掩盖而不是消除了根本矛盾。相反，这些矛盾正愈发尖锐而无法被忽略。原先被隐藏的过渡期间的代价现在已开始浮出水面：进一步的变革不仅意味着深化开放市场，也要实行政治改革，而这种改革会危及到中共的权力独裁。
涌现出的矛盾根源在于中国统治集团最根本的本性，例如，政府的市场经济政策在独裁和掠夺政治中实行，使得中共看上去象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精英而不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公开宣称要坚持维护其政治领导也同其声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以法治国”相矛盾，因为市场经济和法制的最低要求是用宪法制约政治权力，中共实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决心没能回答一个问题，怎样保证社会自由不受政府反复无常所影响。党对独立的利益组织的一贯担心使其对这类团体在工业化经济中不可避免的出现毫无准备。国家脱离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中延续下来的尚未解决的矛盾成为中国政体，经济和社会关系日益紧张的来源。
在快速发展的1990年代，日新月异的繁荣和相对平静的政治掩盖了矛盾不可调和的本质。经济上，即使某些困难的改革（尤其是影响到金融界和国有企业）停滞不前，不断加速的开放和深化的同世界市场的接轨形成了空前繁荣。政治上，统治集团从苏共的崩溃（“这是因为经济，你这笨蛋”）中吸取教训，紧密团结，采取的策略是优先发展经济而不触及政治体系。
这一政策在头十年起了作用。在该政权内部，反对市场改革的保守派被排斥。中国的民主运动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事件中到达顶峰，在其领袖被流放或监禁之后也变得软弱无力，所造成的平静结束了1980年代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两极争论。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变化同时消除了两派不同意识形态的声音，否则他们会嘲笑那位皇帝没穿衣服。因而，该政权逃脱了用深化政治改革来减缓冒牌共产主义所造成的矛盾的压力。随着财富的日益增加和信口开河的“中国世纪”论调，甚至有些怀疑论者也认为中共已实现了天方夜谭。
然而，外国投资的浪潮并没有解决中国当前政治系统和必需的法制，市场经济，开放社会之间的冲突，实用主义者可能会把这些矛盾看作是在认识上无关紧要的小麻烦。不幸的是，其后果却是真实的：这些矛盾排除了一些本可以对统治集团自身长期有利的改革方案。为使自己放心，中国的实用主义领导者作了一系列政策调整以适应许多社会经济的挑战，如中共最近让企业家入党，但这些变化全然不足以代替真正的制度改革以使中共恢复元气和重新合法化。
泡沫经济
回过头来看，就不得不把90年代看作是失去机会的十年。中共领导层本可以利用经济成长，以1980年代的基调为基础，通过渐进政治改革的方式更新自身。但它没有这么做。如今，十年来的裹足不前所积累的代价变得越发明显，在许多关键方面，中国杂交的新极权主义制度恐怖地体现出政治僵化的病态，既象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又象苏哈托家族资本主义时代的印尼。
这些病态，如腐败蔓延，地方官僚勾结，溜须拍马，普遍丧失信念，都是统治能力退化的标准特征。在大多数政治体系中，衡量一个政权的统治能力是以其推行三项关键任务来衡量的：寻求政治支持，提供公众物资，管理内部压力。这三个治国要素──合法性，政绩和消除冲突──实际上是相互交织的。一个有能力提供充足的公众物资（教育，公共健康，法律秩序）的政权更容易获得普遍的支持并减低内部压力。但是，在一个列宁主义的党国，有效的统治与执政党的健康密切相关。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可靠性，以及拥有广泛号召力的核心价值观是有效统治的必需因素。相反，执政党力量的衰退使其走下坡路，严重地损害这个党国的统治能力。
中国国内的大量迹象表明，这一过程确实在形成对统治的巨大伤害，造成的紧张使得中国统治者的政治经济选择日益减少，可能不久将被迫采取冒险的改革以制止腐败，否则冒牌共产主义不会比网络公司寿命更长。
（待续）
(9/11/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