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编者按〗：本网昨天刊载的谢泳的《纸币上的文明》一文，被论坛上的网友评论为是一篇“项庄舞剑意在佩公”的文章。读罢余杰此文，亦是弦外之音铮铮，不由感慨万端。提起前苏联，提起苏共的历史，提起那几位中国人最熟悉的专制独裁者；看看今天已走上民主之路的俄罗斯第一位总统的自述，怎能不让人慨叹中共十六大前的弥漫硝烟？
《午夜日记》是叶利钦继《我的自白》、《总统笔记》之后最新的一本自传。这本厚厚的自传，记述了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九年叶利钦执政后半期风风雨雨。这一时期，俄罗斯的社会结构持续突变，政治事件频频发生，经济危机险象环生，党派斗争如火如荼，车臣战争烽烟四起。而身处漩涡中心的“舵手”叶利钦，居然临危不乱、从容自如，带领着俄罗斯这架庞大而破旧的马车，安全行驶到了二十世纪最后的一个驿站。这本“绝对主观”的“个人纪录”，与官方历史和媒体报道相比，更接近于事件真实的内核，也更接近于主人公心灵的感受。对于俄罗斯民众来说，书中第一次公开呈现的许多高层决策，都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对于那些异国的观察者来说，这本回忆录是重要的历史文献，每一章节都富于传奇性。它对中国这样同处变革中的国家来说，则更具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镜鉴意义。因此，在这本自传热销俄罗斯之后不久，它的中文版本就在中国出版了──这一次，中国出版界展示出了罕见的高效率。
最后的忏悔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叶利钦抢占了世界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这次，不是惊天动地的政变消息，不是宣布总理和内阁的更换，而是叶利钦自己真正急流勇退了。在尚未结束总统任期的时刻，在新千年对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刻，叶利钦却毅然决定提前辞职，将权力交给年轻一代领导人。自古以来，没有不热爱权力的领袖，叶利钦当然也不例外。但是，他深思熟虑之后，还是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们以及那些已经当政多年的人们应该引退”。他希望、并且实际也是如此：对于制度逐渐完善的俄罗斯来说，最高领导的去留将不再引发一场地震。就好像在一艘素质优良的轮船上，舵手的更换并不影响其航向一样。在极权主义体制下，领袖的去留、生死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令整个国家陷入动荡的危机之中；而在民主体制下，领袖的变动是最正常不过的现象，政府照常运转，百姓照常生活。叶利钦改变的苏俄“人治”的历史，尽管他本人堪称一名“政治强人”。
新世纪的俄罗斯需要新的面孔。这一天，叶利钦向全国人民发表了辞职的电视讲话。这个讲话既没有总结自己的历史功绩，也没有炫耀自己的巨大贡献；既没有辱骂长期仇视的政敌，也没有对未来提出宏大的展望。那么，他讲话的重点是什么呢？
是歉意，是真诚的歉意。
是忏悔，是最后的忏悔。
叶利钦在电视讲话中说：“我想请求你们原谅，因为有许多我们共同的愿望都没有实现。那些我们曾认为很容易的事情完成起来实际上却十分艰难。我请求你们原谅我，因为我没有实现某些人的愿望，他们相信我们可以轻易地从灰色、停滞、极权的过去，一跃而进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我自己也曾相信一切都可以一蹴而就，仿佛轻松一跃就可以越过所有困难。事实上没能一跃而过。在这一点上我太幼稚。有些问题极其复杂。我们是在不断犯错误和经历失败的同时向前迈进的。在这一时期许多人都受到了震荡。你们每个人的痛楚都引起了我心中的苦楚。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心力交瘁，我总在考虑，为了让人们能够过得更轻松一点、更好一点，我应该做些什么呢？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任务。”
叶利钦请求他的人民原谅他。也许，依然会有不少人不会原谅他──那些在叶利钦时代失去权力和财富的人，以及生活质量有所下降的人。然而，更多的人会原谅他、会理解他、会支持他──那些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的人，那些呼吸着自由的空气的人。我相信，后者的人数会是前者的若干倍。希望回到那个一听见夜半的敲门便跳楼自尽的时代去的人，是极少数。
忏悔需要勇气，忏悔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呼唤。毕竟，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叶利钦是第一个公开忏悔并请求谅解的领导人。在长达七十年的苏联政权中，每一代领导人都是全能的独裁者，他们或者牢牢掌握权力直到死亡，或者在阴谋诡计中丧失权力、甚至丧失生命。他们被官僚机器吸去了灵魂，他们本人也成为绞肉机上的一颗螺丝钉。
权力来自于阴谋，而不是来自于选举和宪法。以斯大林为代表的独裁者们，不必对空洞的“人民”负责──“人民”像渔网中的鱼儿一样，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无所不在的克格勃特务们监控着。一旦哪个“人民”有了不听话的倾向，专政机器立刻便将他送进集中营。从此，他像大海中的一滴水一样消失了。古拉格群岛遍布帝国的每一个角落──索尔仁尼琴的巨着所描述的，仅仅是它冰山的一角。因此，领袖是不会害怕“人民”的，只有“人民”害怕领袖。“人民”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都把领袖的头像挂在厅堂里──很久以前，那儿是悬挂上帝圣像的地方。
当人间的领袖僭越了天上的上帝地位，将自己塑造成为无所不能的“神”的时候，老百姓的灾难也就降临了。差点成为神职人员的斯大林，残害了数以千万计的民众，至死也不曾忏悔。他死去的那一刻，双目圆睁，似乎还想紧紧抓住那被鲜血浸透的权力宝杖。他带着他的罪孽直入地狱的最底层。
相比之下，叶利钦的讲话让我深受感动。叶利钦将自己恢复到一个有限的“人”的地位上。既然总统也是一个普通的人，那么他也会犯错误，他也有自己的盲点和误区。叶利钦“退却”的这一步、“还原”的这一步，是平凡的一步，也是伟大的一步。这一步，在俄罗斯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有人说，叶利钦玩弄的是政治家的手腕，他是在作秀。也有人说，叶利钦以退为进，目的是让自己执政期间的失误不被追究。对于这些说法，我都不敢苟同。我认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的成功依靠的是胸襟和气魄，而不是权谋与机巧。作为俄罗斯第一任民主选举的总统，叶利钦深刻地意识到，他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宪法，来自于荣耀的上帝。因此，他避免了像那些独裁者一样，“一不小心”就自我无限膨胀了，就把自己当作人民的恩人和父母了。
那天，我从电视上看到了叶利钦讲话的场面。他因为悔过而自信，他因为坦率而真诚。他的眼神温和，他的银发“一丝不苟”。他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他的愧疚也正是他的光荣。我想起了《圣经》中所说的：凡事受了责备，就是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以弗所书5：13》）
是的，作为一个领袖人物，要让民众恐惧，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要让民众爱戴，却难于上青天。后者，叶利钦部分地做到了──至少，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没有一个领袖能够做得像他这样好。
俄罗斯的将军们
叶利钦在书中写到了若干名俄罗斯的着名将领，有褒有贬，评价不一。像列别德、科尔扎科夫等身兼将军和政治家两重身份的高级官员，与叶利钦之间时亲时疏，有分有合，关系错综复杂。对那些已经分道扬镳的朋友和部下，叶利钦试图心平气和地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在俄罗斯的历史上，一直维持着一种政教合一的、军事独裁的权力体制。沙皇要保持绝对的权威，首先必须获得军队的效忠。而那些被推翻的沙皇，十有八九都是因为没有跟军队搞好关系，而被自己豢养的近卫军拉下马、甚至处死了的。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也是首先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军队的哗变开始的。末代沙皇尼古拉，由逊位到被幽禁，由被流放到被枪杀，这样的命运，事前他岂能有所预料？
在斯大林时代，独裁者对待将军们的政策是“恩威并施”。对斯大林个人无限忠诚的、没有野心的将军，即使平庸和愚昧，也能够平步青云，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比如伏罗希洛夫；而那些个性鲜明、独当一面的将军，即使战功赫赫，也会招来功高震主之嫌，最后惨遭处死，比如图哈切夫。
军队与特务机关之间，相互独立而对立。两大势力都争着向斯大林献媚。就好像两个淘气的孩子，争先恐后地向大人撒娇、告状。斯大林正是通过这种巧妙的平衡术，有效地控制住了军队、控制住了桀傲不逊的将军们。他让克格勃监视军队，又让军队威慑克格勃。斯大林掌握着最高的决定权，或者听从军队的汇报，削减克格勃过度膨胀的权力；或者听从克格勃的汇报，将叱 风云的将帅投进监狱。总而言之，宪法是一纸空文，选举也是走走过场，这个庞大的帝国，根基却是军队和特务的暴力统治。
叶利钦在书中谈到一部俄罗斯着名影片《太阳灼人》。这部影片以冷峻的风格，细致入微地反映了斯大林时代对人性残酷的戕害，也揭示了斯大林“平衡术”的秘密。叶利钦特意描述了影片中那个震撼人心的场面：一位红军将领被送往克格勃总部，他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鼻梁骨也断了。就在半个小时前，此人还是一个民族英雄，可是现在什么都不是了：精神完全崩溃，禁不住地嚎啕大哭，鲜血、鼻涕、眼泪。这是谁干的呢？不过是叁个克格勃人员。
叶利钦追问道：“怎么会这样？这是什么时代？一个勇于指挥千军万马、不畏世界大战，甚至期望这场世界大战的强人居然在瞬息之间变得一钱不值，消失了，而他的全部希望就是给斯大林打电话！”
原因在哪里呢？叶利钦有自己的回答：“如果颇有名望的红色将领不枪杀平民、不宣布对造反的农民和哥萨克采用全面的恐怖手段、不将某些社会阶层整个儿连根清除，也许，而后他们也不会可耻地被送上囚车？”说到底，还是将军们自作自受。他们背弃了人民，他们自己也沦落为独裁者的玩偶。
那么，在新的俄罗斯，将军们应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一九九一年的“八月政变”，是一次企图将苏联拖回旧时代去的、不得人心的尝试。军方的高级将领们正是策划、支持与实施这次政变的主力。政变失败以后，军队逐渐退出国家的政治生活。在新宪法的规定中，军队成为一只真正的国防力量，而不再是国内权力斗争中的关键砝码。
叶利钦指出，在九十年代初期，万能的克格勃垮台了，政治自由在俄罗斯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于是许多戴着肩章的人各自采用自己的方式利用了这种自由。叶利钦揭示说：“九十年代初确实存在着军事叛乱、国内战争的危险。”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避免了这种危险呢？
还是叶利钦解开了这个谜底──“是社会的内部稳定性起了阻碍的作用”。军人干政是专制制度自身孕育的一颗毒瘤，专制制度本身无法克服它。它将与专制制度相伴始终。而它的天敌正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一道牢固的“防火墙”，正像叶利钦所说的那样：“年轻的民主国家很快就具有了抵制将军‘病毒’的内部免疫力，这些病毒就是骚乱、笼络平民的手段、立即成为众人统帅的欲望。新俄罗斯的言论自由和政策法规，的确构成了对这种危险真正的抗衡。”
适应新时代的新政治家，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有坚定的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旧日在权术运作中成长起来的将军们。叶利钦认为，“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政治家，需要具备的品质不是善于跟踪敌人和把政界分为‘自己人’和‘异己人’的这种能力。”当民主制度逐渐巩固之后，将军们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岗位上。人民安居乐业，将军和士兵也各居其位。而叶利钦所期望看到的具有“高尚的气度、文化修养、某种内在的精神支柱”的新型的将军们，正出现在俄罗斯的地平线上。
(7/9/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