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溪6.社会问题像定时炸弹
除了纯经济问题外，中国社会问题庞杂，失业洪水、贫富悬殊、道德沦丧、贪污腐化、社会不公等等现象，都像是个定时炸弹，可能间接引爆经济崩溃。
失业洪水 2002年3月1日那天，「工业学大庆」的东北黑龙江省工业重镇大庆，有几千工人上街示威游行，到6日已有5万之众。上街的群众除了普通工人外，还有科级和处级干部。有些机关被他们占据，铁路交通也受到影响。当地警力不够用，驻军的坦克团已在一旁待命，如果任何一方出现差错，就可能发生流血事件。3月11日，辽宁省辽阳市不同行业的5千名工人也上街示威。这次示威，由辽阳铁合金厂、辽阳纺织厂、辽阳活塞环厂、辽阳仪表厂、辽阳皮革厂及辽阳精密元件厂等六家工厂的工人组成，这六家工厂都是濒临破产和已破产的国企。这是在中国首次出现不同行业工人的联合示威(凌锋2002)。之後，抚顺、乌鲁木齐、吉安、广元、北京等城市先後爆发了规模不同的工人示威、罢工等抗议活动。十六大期间，大庆又有工运重现的报导。
自从1997年9月对国企进行改革以来，已有数以千万的劳工失业，再就业机会极低：1998年还有五成的机率，1999年四成二，2000年掉到三成五，2001年则是三成，而到2002年上半年跌落到仅有9％的机会。大庆的工潮是因为下岗工人被「买断工龄」後，原还保留一些福利被干部污掉；辽阳工潮是由於企业领导贪污，且拖欠工人大量工资，逼使这些工人走上街头。
由於失业问题恶化，以及贫富悬殊加剧，社会问题之严重如同一颗「定时炸弹」。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提出警告，都市地区的失业率正不断上升，极有可能从现在的10％攀升到15％，且都会的贫穷人口达3,700万人，占现有都市人口的12％强。而中国在加入WTO之後，情况将更为严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长张左己表示失业人口高峰期在2005以前随时会出现。根据世界银行在2001年底所做的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在未来的十年里必须创造一亿个就业机会，才能解决下岗工人、移民人口、社会新鲜人等的就业问题。
贫富悬殊 中国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世界最高，吉尼系数(专门用来衡量所得不均程度的指标，介於零与一之间，指标愈低代表越平均)在中国官方统计，2000年是0.417，超过九十年代平均数0.338；民间估计，近年实际上应该已超过0.5了。一般的说法是，贫富悬殊到引起社会不安的国际警戒线是0.4的吉尼系数。台湾过去三十年的不均度都在0.28～0.32之间。
中国的贫富悬殊，实在是太明显了。城乡差异、沿海与内陆差异、农与非农的差异似乎已到了难以打破的「两元」经济。由於吉尼系数实在太高了，据闻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大教授厉以宁居然建议将城乡分开计算吉尼系数。这实在是匪夷所思，因为本来「不均度」就是要来衡量这种差异的，把所得高的与所得低的它分开计算，显示问题已严重到难以解决。
不公平 农民世代「农子农孙」：中国以户籍法规定农人不能在城市设籍，实质把农民绑在农村。农民在农村干部的压榨下，过的简直是奴隶的生活，许多农村暴动，大都是因为农民负担过重。
事实上，农民受到不公平待遇，不只没有居住与择业的自由、租税负担较重，连上学、政治代表、社会保障，甚至生活等层面，都受到歧视。例如，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最高的权力机关，但1998年第九届人大，占人口70%的农民只有占8%的人大代表。农民没有社会保障，甚至连电费、电话费都比都市贵。而农家子弟唯一脱农的途径，即教育，对农人更是歧视。例如，1999年国家考试北京市第一批文科院校最低分数控制线，北京466分，湖南556分；换言之，在湖南连专科都上不了的学生，在北京已达到第一批院校标准了。每年，全国教育经费200亿，主要用於城市，农村得自己解决。农民专有的负担「三提五统」已包括教育统筹费，但每当缺乏教育经费，农民还要独自负担「教育附加费」。
贪污腐化 2002年7月中旬，中共十六大筹备小组转发各处一个由中共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完成的《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调查报告。根据这个调查，大陆私有财富85兆人民币，其中超过96%是由占38%的城市人口所有；占总人口62%的八亿农人，仅拥有不到4%。相对富有的城市人口中，有将近五百万人是千万富豪；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城市，以及江苏、浙江、广东、山东、辽宁及福建等沿海省份。
调查这些千万富豪，赫然发现有九成以上是来自有党、政、军干部背景，以及在政坛、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高干子女与亲属。他们的财富怎么来的呢？该报告披露，主要是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不断的官场操控经商、盗买盗卖国家计划分配的物资、盗买盗卖进出口物资的批文、炒作国土、靠有来头的人物批条从银行得到千亿元免息免担保的借贷、炒作上市股票；以及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操控、包揽国家大型基建工程合约，从引进外资中、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等。报告中说，国家级、省级工程中，高达40～60%的工程费，实际进了私人口袋。
何清涟(2001)在检讨中国九十年代官僚与国企主管全面性轰轰烈烈的掏空国家财产(所谓「自发性私有化」)的过程後，强烈驳斥中国流行的「腐败有理」论。为了改革开放时减少既得利益者的阻力，中国创造出「以腐败来消灭旧体制的顽抗」的论调；结果发现，腐败消灭的不是旧体制，而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页381)。腐败自上而下，社会各阶层都倾向腐败，「有肉的卖肉，有灵魂的出卖灵魂」成为社会的客观写照(页384)。
浪费 在产权不清下，社会资源大量的浪费；在贪污腐败中，国有财产也可怕的流失。
郑义在《中国之毁灭》的生态崩溃紧急报告中，描述森林如何被盗伐、矿产如何被糟蹋、耕地如何流失等等惊人的浪费。举一矿产耗竭为例：太西煤素有「煤中之王」美誉，是低灰、低硫、底磷、高发热优质的无烟煤。因为产权不清，自燃加乱采滥掘，煤田大火处处。据估计，从1966年起的二十年间，用掉了储存量7,000万吨，实际开采出来的只有1,500万吨，丢失5,500万吨，利用率仅21%。
何清涟(2001，页385)论及贪污腐化造成的浪费，可能不比滥伐森林、耗竭矿产逊色。她说，国有资产流失到个人口袋的「成本」是7：3，即每流失一万元国有资产，其中70%是用来作为掩饰这种贪污的「成本」，在无尽的中间环节中流失(结果刺激了黄色产业的畸形发展)，而那剩下的30%也还不一定转化为有用的国内生产资本，更可能卷逃出国，成为国外资本。
据「南方网」2002年9月份引述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一项专题调查显示，1997至1999年的三年内，中国累计资本外逃530余亿美元，平均每年177亿美元。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此一资料已十分惊人，但北京经济学家樊纲指出，仅2000年资本外逃总额就高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
《争鸣》杂志2002年10月刊报导，9月12日中纪委、中央金融工委，在内部通报：2001年全年外逃资金达4,530亿元人民币，合540亿美元；2002年至6月底的不完全统计，外逃资金达2,550亿元人民币，合305亿美元。9月初，中纪委、中组部、公安部，在内部通报：至2002年7月底，失踪、潜逃、外逃党政干部9,440多人，已证实潜逃到外国的有6,500多人，公安部门已发出通缉令6,275份，有关当局现已掌握另有200多名高干正准备外逃。
不道德 1999年7月中共中央开始打压法轮功，集中全国所有媒体，铺天盖地的污蔑、造谣，用公权力对无犯罪的法轮功学员打、抓、监、关、押、劳改、酷刑、判刑、送精神病院、开除学籍、开除党籍、抄家、没收财产，对女学员性虐待，甚多学员被刑求致死。至2002年11月已有超过五百名学员受害身亡。
社会贪官污吏横行，上行下效，社会道德沦丧。在官场上，贪污纳贿、包庇走私、包揽工程、挪用公帑、勾结黑社会；在商场上，假冒伪劣泛滥、不顾损害人命，制造毒米、毒油，诚信全失；在民间，教育界抄袭、剽窃成风，假新闻、假文凭，路见事故集体围观、见死不救，鄙视私德与公德。
7.中国内部的看法──泡沫化
很多人会认为，看衰中国只是外国人的歧视，中国政府与学者都对中国满怀信心。一味称赞中国经济的当然有，还包括日本的专家。但即使在中国内部，已有许多警告之声。
三位被认为对中国决策颇有影响力的学者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发表的报告(2002)指出，中国在繁荣的经济表象下，隐藏著极严重的社会危机，因为中国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成长最快的所得分配不均；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最大经济损失；以及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他们发现，经济情况相对很好的五亿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1～2亿人，占各城镇人口的22～45％。迅速扩大的不满情绪，正在积累演化成社会动荡的导火线，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不满情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成为「燎原之势」。
2002年10月中旬，中国国务院召开了一个有关当前经济工作和形势的研讨会，会议长达四天。总理朱镕基亲自主持，重要政治人物、财经单位、五大名校与研究机构都有代表参加。会中，朱镕基坦承中国的泡沫经济正在形成，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和腐败局面得不到收敛，失业、下岗工人和农民要起来抗议。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危机随时可以爆发……。
院校的经济学专家、学者，在会上论证了中国大陆泡沫经济的基本状况如下：违规入市资金持续，据不完全统计达8,000亿元以上，约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9%；积极扩大内需市场政策五年基本上是停滞，受阻於产业结构、低效率；金融不良资产、贷款坏账高达40%，超越了金融破产的界限；国民经济产值成长，主要依靠加大对基础建设的赤字预算和外资投入的拉动；国债、外债具有高度的政治、社会风险，其中，中央和地方的国债，共累积4,580亿美元(另一说为9,000亿元)，外债为2,300亿美元；中长期国内市场是供给大於需求；社会失业率以15%上升，农村剩余劳动力达二亿五千万人；出口增长和比例，外资由1990年占15%，上升到60%，而国有企业积压产品年达千亿元以上；资金外流失控，年达500～550亿美元，相当於2001年引进外资额的120%。
研讨会中，有人比较中国泡沫经济和日本泡沫经济，认为中国经济泡沫更严重。有的意见指出：中国泡沫经济如恶化将是大灾难，很可能如巴西、阿根廷式泡沫经济转变为政治危机；因为中国大陆不具备日本相对稳定的政治体制，不具有日本科技、工业、经济综合性力量的基础，不具有日本有85%中产阶级的基础，不具有日本社会的凝聚力、能承受著十年泡沫经济所带来的通缩压力。日本没有外债，而持有的外汇储备量却居世界第一，这都是中国不能相比的。
对於这个当前金融困境的泡沫经济，各单位也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例如，财政部、央行提出：动用2,500亿美元外汇储备中的1,500亿美元，约为13,000亿元人民币，分期注入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一次性解决银行积压的坏账、不良资产。问题是，此一方案可能造成人民币的政治性贬值。
国务院研究中心提出的办法是：凡在银行以假名帐号存款都是非法的，或是挪用公款转移的，一律没入国库，估计资产额达二万亿以上，占目前银行存款的25%以上。这个方案，中纪委在二年前也曾建议过，在政治局也曾讨论过多次，但无下文。有的意见指出：这个决策，百姓会拥护，但社会会震荡，直接涉及到官场千丝万缕的关系；有人会藉此制造意想不到的政治事件。中国的银行容许用假名开立帐户。据估计，目前中国大陆，以假名开立帐号的存款上高达四兆人民币，其中疑是公款的约二兆元。
朱镕基在会上表示：好的意见不一定适用，因为「国情」的关系。他说：「我坦白地向在座的各位交个底：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也都研究过泡沫经济的问题，担心泡沫经济正在形成和它的後果。谁都打不了保票，泡沫经济带来的将是一场大的灾难。」办法呢？采取加大力度投入，拉大国民经济增长持续在7.5～8%以上，积极财政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等政策是正确的，没有其他良方。他承认经济形势、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具有爆炸性；党政腐败局面还得不到收敛：下岗、失业数以千万的百姓在骂政府、骂共产党，农民面对沈重的负担要起来造反。这三大问题再处理不好、解决不及时，政局危机随时会爆炸。到时可能不是几个城市，而是几万、几十万人上街示威，要共产党下台……。
8.失控：中央政府令出不行
中国各省发现，纵使对中央命令置之不理，也不会遭到处罚，地方遂有自行其是的态势。中央政府不得不积极巩固本身权力，以调动省级官员、严刑峻罚、甚至语言暴力来试图控制地方(Studwell 2002，Ch.11)。由於毛泽东时代即开始的地方分权，使各省甚至各县市财政自主。县市、甚至乡镇可以自行开徵新税，以及许多不合法的「费」。这导致後来中央难以调控地方。
不少人以为中国经济不会出问题，至少在短期内(例如十年)不会崩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中国中央控制严密。事实不然。由於新闻封锁，外界很难了解中国真相，特别仅从官方统计或观察几个橱窗城市(何清涟2002)。最近因为东北大庆油田工人示威，外界略知工运状况，但是事实上中国内部农人工人抗议事件层出不穷，有些规模甚大，只是不为外界所知。
白沙洲在《中国二等公民》(2001，页9～10)开宗明义，就记录了中国农民在2000年8月间发生的几次大规模暴动：首先是江西省四万农民集体进行五天暴动(多维新闻网)；8月19日，河南省南阳市发生大规模的警民冲突，焚毁十辆警车、一个警亭，十二名警察受伤(多维新闻网)；8月中旬，江西省丰城爆发两万农民抗税大暴动，当局出动两千武警镇压(香港《开放》，2000年10月)；8月17日，江西省万名农民起来造反，要求减轻农民负担(New York Times，9月17日报导)；8月31日，江西省二万农民暴动(合众社8月29日、法新社8月31日国际报导)。文内还提到，抗争事件中产生了不少「农民头领」「减负英雄」等一呼百诺的农民领袖。
总部设在美国的华文网站多维新闻网，援引中国内部消息说，2000年中国各地共发生十万件民众抗议事件，比1999年增加了70%；但一般相信，实际案件远高於此。
为了解决三农问题，「费改税」在安徽省试办一年，据说取得了可观的效果，准备从2001年全国逐步推广，并有配套措施。但2001年2月检讨成果，并宣布要全国通行後，6月突然喊停；表面理由是配套措施准备不及，实际上是地方反弹，威胁说一旦施行「费改税」，要把国民教育停掉。因为「费改税」使农人负担减轻四成，相对的，乡镇村收入锐减，地方官员说没有经费办理国民教育了。原来农村教育占县级政府财政开支50％以上，占乡镇级政府甚至高达80～90％。惟认真访查，发现各级政府都超编，反对「费改税」，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
改革开放，往市场经济发展，照理说应该减少政府管制，公务员也应减少。事实却相反，公务员人数增加，公务预算提高。1978年邓小平上台，公务员及共党党工人数430万人，1990增加到900万人，1998年逼近1,100万人；对应的行政费用占政府预算比例，从4%一直增加到15%。中央政府体察到要在人事案减肥，但各级政府阳奉阴违，先把公务员调往国企单位，再以契约聘回来，并不断续约，使得统计上公务员减少，但名不符实(Studwell 2002，Ch.8)。
杜拉克(Drucker 2002，中译本页180～181)预期十年内中国将分裂，因为现在就有许多像是自治区的地方，对北京「好话说得多、上缴的税少」，只想从中央得到对当地国企的补助。
9.中国会不会崩溃？
「中国会不会崩溃」是个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因为它早就应该崩溃了！从各种数据，不论是金融性或实质面、经济面或社会面、微观或宏观、国内专家或国际观察家，大都认为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Studwell(2002)以「中国梦」(The China Dream；中译本译为《中国热》，有违作者本意)为书名，配合详尽的资料，从「奇迹出现」的第一篇，到第二篇「奇迹幻灭」，到第三篇「面对现实」，具体地讨论中国改革开放的种种问题，以及投资中国虽然大都铩羽而归，但却毫无畏惧地前仆後继，像是朝向光明的扑火飞蛾，最终将发现这恒久的期待，只是大梦一场而已。其最後一章指出蠢蠢欲动、伺机吞噬猎物的两个危机：一是结构改革未见成效，落得债台高筑，成长蜗牛化；这其实与事实相去不远。二是比低成长更令投资者与人民胆战心惊的，即对银行或股票失去信心，引发挤兑；这可导致比拉丁美洲更可怕的後果，一旦人民终身储蓄化为乌有，共党政权也将一并告终。
章家敦的《中国即将崩溃》(2001)，书名已道尽一切。在他长期担任跨国公司律师，与中国国企与官员的接触中，发现窘态毕露的国营企业、深陷泥沼的国有银行、债台高筑的政府财政，加上双轨制改革带来的贪污腐化、脱离群众，使中国无力进行体制的变革，只能一再强调「安定至上」。就在魂不附体、摇摇欲坠时，中国不幸登上了WTO列车，注定要被震得四分五裂，导致经济与政治同时崩溃的结局。
管理学大师杜拉克在他九十三高龄出版的《下一个社会》，简短的提到中国。他以观察到的官方控制与自由市场混合下的混乱，认为整顿国企而不引起社会动乱，是中国最大的挑战。目前的情势发展下去，终将使中国分裂。
外国人对中国经济前途的观察，两个日本人，大前研一(2002)与黑田笃郎(2002)，算是有比较正面的评价。大前研一研究中国沿海的工业区，认为中国将分裂成六国国家，或说六个新加坡，并成为世界工厂。他认为经济发展就是「租位子」的游戏，只要你愿意出租，就可以顺利发展；而中国正有六块分区出租。黑田笃郎也是著眼於中国沿海省份的竞争优势，预期它会成会世界工厂。
大前研一完全不考虑整个中国的大环境，而他对江泽民与朱镕基高度评价，简直到了阿谀奉承的地步。黑田笃郎最後还是检讨了中国的总体表现，并质疑其成功的可能性；他称中国为「世界工厂」只是作为有备无患的思考策略。
最後回到中国人自己的看法。何清涟的《中国的陷阱》，完整的记录分析中国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原始累积」。原始累积原本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早期压榨工人的评语；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著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所描绘的这个资本原始累积现象，可能不太适合真正的资本主义；但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官僚疯狂累积财富的过程，就像是量身订制一般适配！何清涟这本《中国的陷阱》，忠实地记录了大批这些现象。她说，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可以称为「权力的市场化」，或说「权钱交换」、「自发性私有化」。地方干部和其党羽，利用经济改革开放，但法制机能尚未建立的空档(即双轨制)，手执公共资源的锁匙，利用摊派费用、贪污、回扣、夸大帐单、转售公家廉价货品、公帑炒作房地产和股票等等手段，获取了庞大的国家财富。其结果引发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包括贫富差距、犯罪、三农问题、黑社会等，非常严重。
小说家郑义出版了《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钜细靡遗地记载了中国从森林毁灭、水土流失、荒漠化、地质灾变、耕地流失、水资源枯竭、江河湖库乾涸、水污染、大气污染、垃圾、近海之死、物种灭绝、矿藏耗尽。从制度面分析中国的生态灾难，郑义认为，主要是因为产权不清、「公有私营」的结果。他预测中国不久将有生态的浩劫。
白沙洲的《中国二等公民》，副标题「当代中国农民考察报告」，述说中国在户籍政策下，农民变成农奴的悲惨情境。他与李昌平(2002)都记录了农民如何入不敷出。这些中国本土人士，披露中国问题之深切，令人读後仍心有余悸。
10.乱邦不入，危邦不居
中国经济崩溃只是时间问题，而且随时可能发生。台湾怎么办？我想有两个做法：了解真相，宣导真相。
真相是什么呢？对外资而言，虽然也有赚钱的，但因中国社会极难预期，很多跨国企业大举投资中国，最後却认赔撤出。
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在中国投资漳州电厂亏本，投资大型医院则是胎死腹中。其实，世界有更多大型跨国企业，同样在中国阴沟里翻船。麦道飞机制造公司在中国布椿20年，本来想一击胜过波音公司，结果除了造就了四十椿中美联婚之外，一事无成，最後还被波音并购。百事可乐1981年率先投资中国，先後成立十五家合资公司，经过20年的惨澹经营，虽然创造了百事可乐在中国销售超过可口可乐的佳绩，但一直没有赚钱，2002年终於与中国合资者决裂而去。
日本零售钜子「八百伴百货」的和田一夫，深信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在九十年代投入香港、中国的零售、娱乐市场。九十年代，一向保守的美国投资银行高盛也进军中国。新加坡、香港、台湾、日本、欧美等国商人蜂拥而入，炒高房地产、炒热股票。中国经济发展佳评如潮，政商名人纷纷往北京朝圣，络绎於途。在一切讲「关系」的中国，中共太子党成为炙手可热的拉拢对象。於是，建立关系、抢执照，横跨汽车、金融、百货、发电工业、医院等行业。
1993-94年中国通货膨胀，政府宏观调控，政府支出减少，一下子荣景不再，股市下跌。高盛投入电力开发，一败涂地。和田一夫如日中天的事业，在中国阵亡，最後连他在日本的八百伴也赔了进去。连精明能干的李光耀，也在中国栽了跟斗，在苏州市的造镇计画，九十年代一路亏损，到2001年终於放弃。
虽然商人仍旧前仆後继，不少国家改由政府出面访问兼签订商业契约。这些金额庞大的商机，到头来还是一筹莫展。
更多真象相继出世。日本第一互惠人寿公司（Dai-IchiMutualLife）和德国格宁集团（Gerling），分别在2001年底和2002年8月很艰难地获得中国政府颁发营业执照。但两公司在2002年11月18日不约而同宣布撤资。这对刚刚加入WTO、锐意向外资逐步开放金融业的中国，无异是一记丧钟。
台湾以小家电掘起的灿坤集团，十五年来在全球家电市场斩获颇丰，惟独在大陆内需市场败阵。大陆《中国企业家》杂志报导，灿坤集团在大陆市场十多年来亏损三亿余人民币(4,000多万美元)，仅2001年就亏损了2,000多万。
更多但却很少报导的，是外商受骗。担任重庆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的新竹市民鲍扬波，在重庆遭吞噬二亿元资产，血本无归落寞回台。中国合资者由入股、霸占到完全吞并，使他十年的心血付之一炬。他说：「投资前大陆政府百般承诺，投资後冷漠对待」。另一位受骗的台商林志升，最後居然要用「偷渡」的方式回台！有谁会想到，在大陆兢兢业业从事教育事业，最後居然发现有生命危险，乃弃1亿5,000万人民币投资如敝屣，从四川成都展开三千里惊心动魄大逃亡，最後像偷渡犯一样由金门抢滩回台(见林志升2002)。从学术界转行到实务界的台商高为邦，在天津建立玻璃纤维外销工厂，最後却被一手提拔的中国青年连骗带抢，侵占整个公司(高为邦2002)。这些案件有一个共通的特色，就是中国商人都夥同法官、检察官与警察人员，共犯作案。
何清涟(2001，页386)讨论中国九十年代的「权力市场化」「权钱交换」时，就认为腐败必将渗透到司法部门，导致公义退位。被称为社会公平正义的「阿基米德支点」的司法系统，一旦也制度性地沦陷腐败时，社会道德、人民公义也没有什么防线了。这个社会将伊於胡底？
参考文献
大前研一(2002) 《中国，出租中》，许晓平译，台北：天下。
于祖尧(2002) 〈中国经济的内忧〉，《战略与管理》双月刊，第4期。
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2002) 〈最严重的警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定〉，《战略与管理》双月刊，第3期。
白沙洲(2001) 《中国二等公民：当代农民考察报告》。香港：明镜。
田君美(2002) 〈中国严重的失业问题〉，《大纪元周报》，67期，7月11日。
何清涟(2001) 《中国的陷阱》，二版。香港：明镜。
何清涟(2002) 〈中国的统计不可靠〉，《大纪元周报》，87期，11月28日。
李昌平(2002) 《我向总理说实话》。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岳山(2002) 〈中国泡沫经济正在形成〉，《争鸣》，11月。
林志升(2002) 《从中国大陆出逃》。台北：雍尚数位。
周良(2002a) 〈贪官外逃及其它〉，《议报周刊》，67期，11月11日(http://www.chinaeweekly.com/history/gb02110207.htm)。
周良(2002b) 〈基尼系数与贫富差距〉，《议报周刊》，68期，11月18日(http://www.chinaeweekly.com/current/gb11.htm)。
胡少江(2002) 〈中国的失业统计与国际失业统计有何不同？〉新世纪网(http://www.ncn.org/zwgInfo？ID=15763&ad=1/25/2002)。
高长(2002) 〈由统计数据看中国经济表现的虚实〉，《经济前瞻》，84期，11月5日，页72-77。
高为邦(2002) 《大陆司法迫害台商实录》。台北：星定石文化。
凌锋(2002) 〈大庆怒火 恐延烧全国〉，《大纪元周报》，3月30日。
峻宏(2002) 〈警惕中国经济出现灾难性下滑的可能〉，博讯新闻网
(http://66.250.115.216/news/gb/china/2002/09/200209301603.shtml)。
章家敦(2001) 《中国即将崩溃》。台北：雅言。
黑田笃郎(Kuroda Atsuo)(2001) Made in China, Toyo Keizai.《中国制造：揭开「世界工厂」的真
相》，宋昭仪、李弘元译。台北：经济新潮社，2002。
刘晓波(2001) 〈朱槠基善政的又一次搁置：评农村费改税的缓行〉《民主中国》，11月4日。
郑义(2002) 《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紧急报告》。香港：明镜。
萧愉佩((2002) 《李嘉图比较利益学说之评析》, 政大劳工研究所硕士论文。
Buruma, Ian(2001) Bad Elements: Chinese Rebels from Los Angeles to Beijing. NY：Random House.
Clifford, Mark L. (2002) “Commentary: Are China’s Bank Caught in Quicksand?” Business Week, Nov. 25.
Drucker, Peter F.(2002)Managing in the Next Society. NY：Truman Talley.《下一个社会》，刘真如译。台北：商周。
Lague, David(2002) “On the Road to Rui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 14, 32-35.
Lardy, Nicholas R.(1998) 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Liu, Melinda(2002) “Party Time in Beijing,”Newsweek, Nov. 25.
Pei, Minxin(2002) “China’s Governance Crisis,”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Rawski, Thomas G.(2002) “Measuring China’s Recent GDP Growth：Where do We Stand?”Aug. 29 http://www.pitt.edu/~tgrawski/papers2002/measuring.pdf.
Sachs, Jeffrey, Wen Woo and 杨小凯(1999) 〈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杨小凯经济学文集》(台北：翰芦, 2001, 页102-154)。
Studwell, Joe(2002) The China Dream: The Quest for the Last Great Untapped Market on Earth. NY：Atlantic Monthly Press.《中国热》，齐思贤译，台北：时报文化。
Wolf, Charles, Jr.(2002) “Uncertain Times for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4.
（大纪元）
(12/20/2002 12:30: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