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 时序已到初夏，但中国四周的政治气候似乎刚刚进入隆冬。
四面楚歌
美国先进的防卫武器正在美国装箱，货运清单上的目的地是台湾基隆；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布莱尔也许正在夏威夷进行沙盘演习，以便在必要的时候落实布什总统保卫台湾的决心；而布什，正忙于会见欧盟领导人，说服他们支持美国主要针对中俄两国的NMD计划。
台湾前领导人李登辉还在日本治他的“政治病”，他的西服口袋里还装着前往美国的签证；陈水扁的夫人或许已在轮椅上为丈夫打点行装，准备他的美国之行。
日本通过了美化历史的教科书，对中国的抗议置若惘闻，这还不过瘾，右翼新首相更毫不含糊地表达对抗中国的决心：在美国介入亚洲战事时，日本决不袖手；日本还要修改宪法，把自卫队改成正规军。
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刚刚在白宫巧遇布什，连澳大利亚的三艘小军舰也公然不顾中国抗议，在最敏感的时期驶过最敏感的台湾海峡。甚至还有越南，有亲中嫌疑的阮可漂下台之后，又有一艘中国渔船在南中国海被越南海军带走，至今下落不明。
放眼望去，美国在亚洲“围堵”和“吓阻”中国的战略态势似乎已基本形成。
“大国外交”自酿苦果
中共上台执政以来，似乎很少在国际上陷入如此孤立的局面。毛泽东与美国对抗时，与苏联东欧结盟；与苏联对抗时，与美国结盟。邓小平则更是与东西方全面和解，裁军百万，压缩军费，让改革中的中国经济休养生息。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从未与美国和日本同时对抗，胡耀邦和赵紫阳更是从防止美日和俄日联合对付中国的战略高度，小心呵护中日友好关系。现在倒好，同时与美日对抗。中国传统的外交智慧“远交近攻”或“唇齿相依”被统统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远也攻，近也攻：远攻美国，近攻日本；大也抗，小也抗：大抗日美，小抗台湾。
使中国陷入这种外交危局的，是江泽民政权的所谓“大国外交”的“鹰派”政策。这种政策要求中国在国际上要享有与其综合国力相称的发言权和国际威望，以亚洲老大自居，要在亚洲发挥超过美国的影响力，甚至还要与美国到欧洲角力。科索沃战争期间，江泽民正在欧洲访问，公开谴责北约的科索沃政策，结果导致大使馆被炸事件，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受辱。
这种外交政策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吗？非也。象苏联和东欧那样强大的华沙集团，都在与美国和西方的争霸中耗尽实力，至今一蹶不振，何况中国？刚刚喂饱了几天肚子，就要和美国争霸？然则这项外交政策符合前两代中共领导人的遗愿么？非也。毛泽东说，中国永远不称霸。邓小平则要求江泽民韬光养晦。
“暴发户心态”误国害民
那么，所谓“大国外交”是否只符合中共一党专政私利？也不见得。与美国对抗固然可以动员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对于非民主的统治者从来都是双韧剑。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最终埋葬了它的动员者清王朝；俄国的民族主义最终也推翻了沙皇统治。只要专制政府不能战胜它制造的敌人，它就会被当做卖国政府被打倒。
只有一个人能从这一外交政策中获益而不付代价，那就是江泽民本人。江在六四中连升数级，从一方诸侯，变成一代帝王，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暴发户。他把自己的暴发户心态变成了中国的国家心理，要让中国象一个经济暴发户那样，瓜分世界势力范围。而他本人，不仅要成为中国国内政治的暴发户，还要成为国际政治的暴发户，成为“大国领袖”和世界领导人，在美国演讲，在土耳其抢勋章。自己风光无限，而国家的遭遇，则如本文开头所描绘的那样。
鸽哨又起
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紧张局势宣告了所谓“大国外交”政策的彻底失败。但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政府这次对美国强硬政策的反应，却是一反常态地低调、冷静和克制，不仅没有采取非理性报复，反而允许美国专家赴海南检查被迫降在那儿的美国侦察机。
这可能是中国受国力限制，可供当局选择的反应措施和有效性十分有限；另一种可能是，大国外交政策的鼓吹者和鹰派在中国决策中心失势，邓小平所开创的务实外交和韬光外交路线的信奉者重新开始左右中国外交政策的制订，他们应当包括朱容基、胡锦涛、温家宝、钱其琛等人。
看起来十分有趣。当美国制订中国政策的“红军”和鸽派在克林顿政府里设立办公室时，在中国得势的却是鹰派；当美国的“蓝军”和鹰派从白宫里收复失地时，中国的鸽派反而送来橄榄枝。
这是一种平衡效应，没有这种平衡，这个世界就只会有冲突，而没有和平，或者，只有屈服，没有抗争。(2001年5月1日于美国麻省康桥。)
(5/5/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