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锋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八月二十七日发表《假如媒体缺席---》的署名文章，於是有些人又为中共大讲好话，认为这是中共改革的先声，有的更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挂钩，似乎中共真的要推行政治改革了。
看来，除了一些有意拍中共马屁者外，也只是一厢情愿的善良愿望而已。因为类似的愿望在中共建政五十多年里反覆出现过，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例如八九年要求改革、反官僚却换来六四屠杀；九八年中共签署国际人权公约、放出放松社团管制和新闻管制的信息而被号称“北京之春”，接下来的却是镇压民主党人士和虐杀法轮功成员。
《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是在第四版的《人民论坛》上。《人民日报》的高论有三个层次，论坛是社论、本报评论员之下的层次，固然要代表“主旋律”，但不能完全代表中共，也不能完全代表报社。当年中共用粗言秽语谩骂末代港督彭定康和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就是由论坛版不知何人的署名文章发表的。因此也不必对中共放宽新闻管制寄予太多期望而自作多情。其实就从《假如媒体缺席----》这个题目来看，也是有很大的缺陷。应该指出，中国大陆不论发生什麽重大事故，媒体并不缺席而都是在场的，问题是扮演什麽角色而已。要扮演什麽角色由党来决定，因为媒体是党的喉舌，也就是工具。沉默也是一种角色，那也是奉命行事。
而且也应该看到，这篇文章讲的只是对“特大事故”的监察，也是因为今年以来在中国大陆几乎每天发生的各种爆炸或矿山的灾变引发的话题，特别是最近在广西南丹发生的导致两百人死亡的矿山灾变，黑白两道采用恐怖手段千方百计封锁消息，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而除了监察事故以外，为什麽这篇文章不提官员的腐败和恶吏的横行也需要监察？可见这篇文章严重的局限性。小小的“宽松”更多的可能只是制造假象来平息群众的不满而已。
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很明白，他们打江山坐江山，就是靠枪杆子和笔杆子，特别是后者，可以起到枪杆子所起不到的“攻心”作用，比枪杆子更可以“长治久安”。人们对枪杆子重要性有所认识，对笔杆子则认识不足。但是我们看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共“导师”们，就知道他们是如何重视笔杆子，特别是在还没有掌握枪杆子的时候。而笔杆子的作用则必须通过媒体发表。因此控制媒体成了中共的重要使命。
共产主义的开山鼻祖马克思一八四二年在科隆时就是《莱茵报》主编，因为宣传革命思想在第二年被封。一八四八年德国发生反对封建王朝的革命，马克思就同他的战友恩格斯回到科隆办《新莱茵报》，继续宣传革命思想。第二年革命失败他们才被驱逐出境。
中共的第二代导师列宁在流亡国外时也出版《火星报》，他校阅每一号报纸，亲自撰写文章，拟定论文题目，物色作者，同通讯员通信，筹集经费把报纸秘密运回国内，以传播他的革命主张。
列宁的传人斯大林，在一九○一年就同他的战友在家乡出版格鲁吉亚文的《斗争报》，据说是当时《火星报》之外最好的“马克思主义”报纸。一九一二年，他亲自编辑了俄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第一号。以后苏俄党报“真理报没有真理”，政府报纸“消息报没有消息”。
中共的毛泽东也是办报出身。他在湖南创办的《湘江评论》是五四时期在地方上有一定影响力的报章。在担任主席之后，他一直关注喉舌的取向，例如作过《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后来更常常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编者按语和修改社论。最着名的是为公布“胡风反革命集团”资料所写的按语。在开展阶级斗争时，报章也是他的首要目标，例如五七年反右时亲自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判》。
邓小平二○年代留法勤工俭学时，参与中共青年团留欧总支部《少年》(后改《赤光》)月刊的刻印和编辑工作。三○年代，他是工农红军军委会机关报《红星报》主编。
江泽民不会办报纸，但是很会封报纸，或用各种法西斯手段控制报纸。江泽民获得中共元老赏识提拔为“核心”，就是因为在八九民运时封掉了当时在全国来说意识形态最开放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虽然后来他也曾诚惶诚恐的向赵紫阳认错，显露他的投机取巧面目。
江泽民上台以后，严控媒体更是他的拿手好戏，除了要营造对他的个人崇拜之外，更要防止“异端”思想的出现。因此这些年来大陆文字狱不断。例如中共十四大时江泽民的政治报告因为早一天被新华社编辑吴士琛透露给香港记者，吴就被江泽民判处无期徒刑！这些年来先后被捕的还有高瑜、席扬、施滨海等。
今年以来，在江泽民亲自主导下，中共对媒体的管制愈演愈烈。除了有关部门一再下达文件之外，具体是通过以下几个办法来对付不太听话的媒体。
一，以经济目的为理由进行吞并。例如组织大媒体集团来应付进如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竞争，把一些较小规模，因此也比较出位的媒体吞并来加强管制。例如比较受欢迎的晚报就并入各省市的中共机关报为主的媒体集团。上海、广州就是这种模式。
二，明令停办。如四川的《蜀报》和《商务早报》四月被停刊，前者据说有民营资本进入，后者强调独家新闻和民间色彩；五月广西的《广西商报》被要求并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中共机关报《广西日报》，但是在被拒后被下令停办；六月，南京市的《经济早报》因为有文章讽刺江泽民也被停刊。
三，整顿班子。广州的《南方周末》一向比较敢於揭露社会的阴暗面，虽然广东省委一直抵制来自中宣部的压力，但是前年终於还是撤换了总编辑江艺平，但是上头还不满意，因此今年五、六月间大改组，又撤换了一批人员，屁股还没有坐热的总编辑钱钢也被迫下台。《成都商报》被整顿是因为报导一位县委副书记赶赴“三讲”撞死人引起省委书记周永康的不满而批示曰：“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也不会有如此给政府抹黑的新闻自由。”这个周永康是江泽民的亲信，作为省委书记，对资本主义和新闻自由竟是如此的无知！
四，打压甚至逮捕编采人员。今年三月河南销量最大的《大河报》副总编辑马云龙被撤职，因为发表过有关投资环境差及卫生部门腐败的报导。江西《都市消息报》新闻部主任姚小红因为报导五月份该省一宗死刑犯还没有断气就被摘除器官出售引起家属不满的消息而被解雇；七月，广西《南国早报》因为刊登一个私营工厂雇佣数百童工的消息引起南宁市劳工监察大队的不满而被审查，有关一度失去人身自由。而触犯高官的就面临牢狱之灾了。国际保护记者协会公布去年全球有八十一名记者被捕，其中中国大陆就有二十二位，为全球之冠。例如香港《文汇报》前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姜维平因为在香港《前哨》杂志发表《薄熙来搞廉政抓小放大》，以及渖阳市和大庆市领导人的腐败而在去年十二月被捕，面临重刑；但是这些领导人的腐败也是中共所无法否认的事实。
为了明年中共十六大权力接班的平稳进行，在江泽民亲自主导下，今年六月中宣部已经下达长约两千字的文件，列举了出版物严禁刊登的内容，即：揣测党政领导人职务的变动文章及报导；要求中共十六大实行多党制或其他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及报导；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文章及报导；抵触党和国家重要政策的文章及报导；涉及暴力、淫秽的内容；涉及军事机密及其他国家机密的内容；危害社会稳定或反对中共民族政策的内容；其他捏造事实的文章及报导。文件还禁止媒体集中报导重大贪污腐败丑闻、重大犯罪案件及各种天灾人祸，这类新闻只能采用新华社的消息。
不久前的一连串的报导，还披露了北京对媒体的多种苛刻要求，计有“三不准”、“四严禁”、“八要求”、“十宗罪”等等。
其中“三不准”就是禁止收集大陆腐败丑闻、重要犯罪案件和天灾人祸。相信是总结了“教训”才做出这些规定的。例如对远华集团走私案的报导牵扯出江泽民的亲信、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干扰了江泽民的接班大计；而犯罪案件和天灾人祸往往也透露出中共内部斗争和腐败、颟顸、草菅人命的情况，影响中共英明、伟大的形象而导致人民的不满。
而“八要求”更徒显中共草木皆兵的心理。其中的几条如：第四条，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生日的五月二十一日要避免在媒体广告中出现“祝贺日”等字句。看来凡是这一天生日的中国人都要更改自己的生日日期，免遭无妄之灾。第七条，出版社在出古书时，要注意影射现实的倾向。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和千变万化的现实，可要难倒编辑了。
这些中央的文件和通知之类，有些是江泽民亲自口述的，并且提醒媒体工作者，一犯错误就没有改正的机会，报刊出版社将永远关闭而不是“整顿”，意味着整个机构的成员失去“生存权”。这是类似对付法轮功的“连坐法”。那是江泽民对政权感到很深的危机感才会下达上述威吓性的文件和命令。因为媒体也可以说是维持中共统治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这个情况下又怎可期望中共可以开放新闻自由？特别是肤浅、保守的江泽民还在台上。
但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江泽民不一定不知道中国的这个古训，然而江泽民为了保护他的特权利益，非得严控媒体不可，不见棺材他是不会落泪的。
(10/16/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