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与“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连载之二)

沈尧

三、自称非官方民办报纸的《世界经济导报》

一九八九年“导报事件”发生前几个月,钦本立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对《世界经济导报》是怎么样的一张报纸,作了较全面的阐述:“我认为,《世界经济导报》是民办的。第一,《世界经济导报》不是由那一级政府或党的部门创办的,而是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这样的学术团体和机构创办的;第二,在经济上它自筹资金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第三,《世界经济导报》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总编负责制,理事会由一些知名学者组成,如钱俊瑞、宦乡、汪道涵等,还有一批高级顾问,如陈翰笙、薛暮桥、许涤新、于光远、马洪、徐雪寒、孙怀仁、褚葆一等。我一直担任总编辑。有关办报方针等重大问题,均由理事会讨论决定。因此可以说,《世界经济导报》是一家非官方报纸。”

非官方的民办报纸,所遇到的困难自然要比官方报纸多得多。当时,最突出的困难是与报纸性命相关的信系渠道不能畅通,尤其是不能及时看到执政党和政府当局按照森严的等级制度所发的“文件”。有鉴于此,《世界经济导报》社长钱俊瑞委托当时上海市长、《世界经济导报》名誉理事长汪道涵,帮助给《世界经济导报》一个名义上的正局级编制,与《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电视台并列为四报二台的正局级单位。但《世界经济导报》的总编钦本立却不是按组织规定由市委任命,《世界经济导报》经济亦依然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尽管如此,《导报》同仁称此举为接受当局的“招安”,唯一的好处是,在中国官本位的社会环境中,《导报》可以及时看到一些体现高层精神的文件和参加一些比较高级的社会活动。

按照惯例,每个单位尤其像报社这样涉及意识形态行情的单位,都要为自己找一个婆婆--挂靠单位。汪道涵想,《世界经济导报》即将是报道世界经济为主的报纸,就做工作让《世界经济导报》挂靠在上海市政府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下面,上海市外经贸委不知是没有弄明白汪道涵的意思,抑或是急于借机安插自己的亲信,马上就派了一个工作小组进驻《世界经济导报》,不久,背着钦本立和《世界经济导报》同仁,向上海市委和北京的老人们打了一个报告,指责《世界经济导报》“以夏伯阳部队自称,绝非民间色彩,同仁办报,邹韬奋式办报”,“要突破框框”,并断言《世界经济导报》“党的观念、政策观念薄弱。”意欲取钦本立而代之。

当时,钦本立团结《世界经济导报》同仁,克服种种障碍,对工作组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的行为,奋起反击,并向有关领导报告了事实真相,争取到有利的支持。使《世界经济导报》安然渡过了第一次颇具威胁的危机。同时,《世界经济导报》也变祸为福。事实上突破了“挂靠单位”的框框,此后《世界经济导报》就成了没有婆婆、相对自由和独立的报纸了。

同时,在一九八三年底,钦本立又组织《世界经济导报》同仁对办报方针继续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讨论。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经济改革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为改革开放服务的《世界经济导报》除了对经济改革继续加以报道外,必须根据实际需要不断扩大报道范围,如亟应增加教育、科技、文化、学术理论、政治法律等方面的报道;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国现在是办经济报纸的黄金时期,无论以深度还是广度上看,《世界经济导报》还大有施展的余地,同时对中国前景应有一个冷静而清醒的认识,中共可以让你在经济上发表不同意见,决不等于它也同意你在报纸上公开讨论不同的政治主张。

四、钦本立“打擦边球”的办报思想

办报就是要对决策“起点作用”和探索中国新闻业走出中国极权专制困境的新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钦本立毅然决定根据实际需要不断扩大报道范围,并从一九八四年开始了版面改革,扩大了报道范围。同时,钦本立根据自己的办报实践,在实现他的新办报方针上,明确提出了“打擦边球”的思想。他说:“我们打的是擦边球,球虽然落在球台的边线以内,可是方好压边,差一点就出线。”

《美国之音》记者曾问钦本立,“你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用过一个比喻:‘打擦边球’,即在界内把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运作到当时所允许的最大限度。可是您是怎样掌握这个‘边’的?”

钦本立回答道:“应当承认,中国新闻界长期存在‘舆论一律’的束缚,有些限制不会合理,新闻自由是有限度的。这有历史的原因,也与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政府官员对新闻自由的认识有关。正因如此,新闻界才有不断突破框框、突破禁区的任务,才提出了新闻改革和制定新闻法的问题。显然,这需要时间,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世界经济导报》坚持有利于改革与开放的基本原则,把握住一个‘度’,即把我们的报道推进到可能容忍的最大限度,把‘风险’减到最低程度,同时把握住一个‘时机’,即随着新闻自由的不合理的限制的被突破,即时扩大报道的范围和深度。当然,在有些人看来,《世界经济导报》有时把球打出了‘界’,但《世界经济导报》的生存与发展本身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到了一九八六年,《世界经济导报》通过《读者论坛》和《读者议政》等栏目,逐步体现了钦本立增加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编辑意图。各种观点和建议,直指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敏感焦点。事实上,《世界经济导报》在钦本立的领导下,已把中国新闻改革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同时,也为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推出的政治改革方案作了舆论准备。大陆新闻界的一位权威人士赞扬钦本立打的擦边球,把新闻改革和开放的这张球桌,越打越大了!

同时,钦本立自己对中共一党专政的极权式统治,也进行了越来越大胆的抨击。后来成为他的一条主要罪状,就是那时他在接受香港《镜报》杂志采访时提出的一个观点,‘党领导一切的观点必须改变’,他质朴的问道:党难道还能领导太阳吗?

“开顶风船”触礁记

一九八七年初,中国的改革形式开始逆转,北京的老人以学潮为借口,通过非正常程序把胡耀邦、朱厚泽一批开明的领导人赶下了台;并开始清查《导报》对政治体制改革所作的报道。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条件下,钦本立不改初衷,只是在战术上作了调整,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归列在学术版上,在标题上作淡化处理,并加强苏联东欧改革的报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连载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专栏文章《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意图“用二十一世纪的思想来换换读者们的脑筋”;利用各种渠道,采访国外的高级官员,用老外之口来表达《世界经济导报》的观点,并且继续突破外交部对外事新闻采访活动设置的禁律。有一次,《世界经济导报》在同一期上同时刊载了英国前首相希思访问《世界经济导报》社长钦本立的谈话、和本报记者采访瑞士首相卡而松、东德首脑昂纳克的报道,令大陆同行啧啧称奇,羡慕不已。

钦本立这种有进无退的“开顶风船”的态度,令中共高层的僵硬保守派极为不满,左王胡乔木指斥《导报》完全在搞政治阴谋;邓力群则表示:什么经济《导报》,完全是一张政治《导报》!他们终于在是年二月二十三日,《世界经济导报》第三二八期头版发表的记者综述《克里姆林宫频频吹出改革旋风》一文上找到了茬,批评《世界经济导报》“任意对苏联领导人及苏联的改革公开品头论足”,“尤其在国内展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时候,’综述‘突出报道了戈巴卓夫扩大民主,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仁慈态度等在政治上容易引起消极影响的内容,在国内外造成极不好的影响。”

在反改革政治保守派的巨大压力下,被视为《世界经济导报》后台老板、当时任中共代总书记的赵紫阳也不得不作出让步,批评《世界经济导报》继续违反外事纪律,必须追究处理。尽管他把对手称之为“政治阴谋”的《世界经济导报》,局限在“违反外事纪律”的一般性问题上,当时上海比较开明的市委书记、后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芮杏文,也表示《世界经济导报》可以边整顿,边出报;但已经由陈至立负责的上海市委宣传部,还是派了以副部长龚心瀚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世界经济导报》,开始整顿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