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靡常，惟德是輔。意思是說天高高在上，無所不能，可以把“大命”賦予某個王朝，也可收回它，給與另一個王朝，他只輔助有德行的人。所以天命不是永恒的，是會更改轉移的。
但在周人看來，天命的更改轉移又不是偶然的、隨意的，而是有原因、有根據的。那麼導致、決定天命更改轉移的原因和根據究竟是什麼呢？既然更改轉移天命的權力是掌握在上天而不是君王手裏，那麼君王對天的態度，或者說他們敬不敬天，理所當然就成了導致、決定天命更改轉移的原因和根據。敬天，君王就能得到上天的佑助，獲得、保有天命，王朝就會延續；不敬天，君王就會受到上天的懲罰，丟失天命，王朝就會滅亡。
據《尚書·甘誓》記載，討伐有扈氏之前，夏啟召集了六軍的將領，發布了戰爭動員令。他說：“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意思是說：六軍的將士們，我要向你們宣告：有扈氏違背天意，輕視金木水火土這五行，怠慢甚至拋棄了我們頒布的歷法。上天因此要斷絕他們的國運，現在我只有奉行上天對他們的懲罰。可見，上天之所以要懲罰有扈氏，是因為他違背了天意，也就是不敬天。
據《商書·仲虺之誥》記載，商湯取代夏桀之後，大臣仲虺在解釋夏朝滅亡的原因時曾說：“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於下。”意思就是說夏桀假托天命以行虐民之實，也就是不敬天，犯下了大罪。
那麼商朝為何會亡呢？據《尚書·泰誓》記載，武王伐紂時對各路諸侯說，“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天”，所以，現在我姬發要恭敬地執行上天的懲罰。《逸周書》也說，武王伐紂時歸罪紂王的就有“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祗不祀，昏暴商邑百姓”，意即商王帝辛不祭上帝，侮辱神祗性質十分嚴重，武王伐紂是為了申明天命。可見，導致商亡的是同樣是因為不敬天。
正因為如此，商湯的賢相仲虺才對他進言道：“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商書·仲虺之誥》），意思就是只有恭敬崇尚天道，才能永遠保有天命。這也是周朝天命思想有別人前人的一個新內容。
既然上天更改轉移天命的依據在於君王敬不敬天，只有敬天才能永保天命，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上天究竟又是根據什麼來判定君王敬不敬天的？怎樣才叫敬天，怎樣才叫不敬天？在周人看來，關鍵就在於君王有沒有德。王有德是為敬天，才會受天命；王無德，就是不敬天，就會丟失天命。所以周公說：“天命靡常，唯德是輔”（《尚書·康誥》）,“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尚書 ·蔡仲之命》）。
意思就是說，天命是會轉移的，上天不會親近任何人，他只輔佐有德的人。如此一來，天的意志就與君王的行為聯系了起來，形成了一種對應關系。這是周人對天命觀的又一大貢獻。
或許有人會疑惑：周人在談論天命時，既強調敬天，又強調有德，這兩者之間是否矛盾？其實不矛盾。因為德是上天對君王的要求，是上天衡量一個君王合不合格的標準，因而有德乃是敬天的具體體現和展開，而敬天則是有德的內在本質和最終歸宿。換句話說，在天人關系中，“德”是聯結兩者的紐帶。通過強調德的重要性，敬天便不再是抽象空洞的，而有了十分具體的內容。
在周人眼裏，夏商兩朝之所以到後來都丟失了曾經擁有的天命，不是因為別的，就是因為夏桀和商紂都不敬天，之所以說他們都不敬天，就在於他們都無德，從而最終都失去了上天的輔助。
據《尚書·周書》記載，周初成王欲遷都洛陽，先派召公去經營。周公視察洛陽時，召公委托周公上書，告誡成王，應當敬德，使天命長久。“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意思就是說，我們不可不鑒戒夏代，也不可不鑒戒殷代。我不敢知曉說，夏接受天命有長久時間；我也不敢知曉說，夏的國運不會延長。我只知道他們不重視行德，才過早失去了他們的福命。我不敢知曉說，殷接受天命有長久時間；我也不敢知曉說，殷的國運不會延長。我只知道他們不重視行德，才過早失去了他們的福命。
而據《尚書·多士》記載，周公告誡商朝的遺民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於罰。”意思是說，上帝不把大命給予不勉行德政的人，凡是四方小國大國的滅亡，無人不是怠慢上帝而被懲罰。可見，在周人的價值天平上，有德與無德、敬德與不敬德已經被置於決定國家存亡與否的頭等位置。
那麼德為何在周人的價值天平上位置如此重要呢？據《尚書·金縢》記載，周武王克商後生病，周公以璧、圭禱告於先王，願以身代武王，並將禱辭置於金縢之匱，而後武王病愈。及至武王去世，周成王聽信讒言一度懷疑冷落周公。
結果上天發怒，為周公鳴不平。“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可見在周人眼裏，天不僅高高在上，無所不能，而且也是有德性，有是非愛憎的。
換句話說，德也是天的內在本性和本質要求。所以一旦人間有“不德”之事，上天就會降下不祥之兆。不難想像，這樣的天挑選和輔助的君王必定都是有德之君。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