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歷史學家，他的《史記》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至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四年間共三千多年的歷史。
說到《史記》，許多人都知道。當年司馬遷專心致志寫作這部煌煌大著時，曾因為得罪了當朝皇帝漢武帝，被判了宮刑。悲憤交加之下，他幾次想血濺墻頭，了此殘生。但想到《史記》還沒有完成，便打消了這個念頭。“人總是要死的，有的重於泰山，有的輕於鴻毛。我如果就這樣死了，不是比鴻毛還輕嗎？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寫完這部史書！”想到這點，他盡力克制自己，把個人的恥辱、痛苦全都埋在心底，重又攤開光潔平滑的竹簡，在上面寫下了一行行工整的隸字。就這樣，司馬遷在屈辱之中發憤寫作，用了整整18年時間，在他60歲時，終於完成了52萬字的巨著——《史記》。
那麼，司馬遷究竟為什麼要耗盡畢生的心血，用自己的生命來寫完這部《史記》呢？用他自己的話說，目的就是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漢書·司馬遷傳》）
所謂“究天人之際”，就是探討天人之間的關系。其實，這不僅是司馬遷和以他為代表的古代中國歷史學家研究歷史的一大目標，也是貫穿整個中國傳統文化始終的一根主線和一大主題。
君不見，董仲舒在回答漢武帝問題的對策中，一開始就說：“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天人相與之際”，也就是天人之際，是董仲舒這個對策的基本內容。和董仲舒同時，以治《春秋》位登宰相的公孫弘，在建議漢武帝開辦儒學教育的時候說：“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史記·儒林傳》）但是，一般的官吏不能懂得這些，所以需要培養儒學的人才。這就把通天人分際，也就是天人之際，作為儒家學問的基本方向。西漢末年著名儒者揚雄也說：“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法言·問神》）”到三國漢魏的時候，何晏稱贊王弼，也是說：“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世說新語·文學》）。何晏著有《論語集解》，也是當時的儒林領袖。北宋著名哲學家邵雍也曾說：“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皇極經世書·觀物外篇》）
幾千年來，圍繞著天人關系這個主題，中華民族進行了長期深入的探究，構建了一套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思想觀念體系，人們通常稱之為天命觀，或曰天命思想。而夏商周上古三代則是中國天命觀發展歷史上有確鑿文獻資料可考的最早階段，也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天命觀的源頭。
那麼，那時的中國人究竟是怎樣看待天人關系的呢？
和現在的中國人不同，上古三代時期的中國先民都信神，他們信的神中，既有自然神，也有祖先神，而在這些神靈中，又有一個他們認為起著主宰作用的無所不能的至高無上的神，也就是所謂的至上神。但在商周兩代，人們對這個神的稱呼卻不完全相同，商人一般稱至上神為“帝”，有時也稱“上帝”，而周人則更多稱“天”。盡管叫法不一樣，但“帝”、“上帝”與“天”的實質內容卻是相同的，都是指至上神。
在三代先民看來，“帝”、“天”作為諸神中的至上神，不但哺育、滋潤著萬物，而且主宰決定了大千世界的一切，無論是自然界的風雨雷電、水澇旱災，農作物的生產和收成，還是王朝的興盛衰敗、人的富貴貧賤、吉兇禍福，無一不取決於冥冥之中上“帝”、“天”的安排，取決於天意、天命。這種認識構成了上古三代時期天命觀的核心，也可以說是它的“第一原理”。
以商代為例，那時的國王和貴族不僅用甲骨占蔔，而且還把占蔔的結果刻在甲骨上，這些甲骨蔔辭是中國最早的文字，也是研究商人天命觀的可靠資料。由這些文字可見，商人生活在萬物有靈的時代，信奉天神、地神、人鬼。其中天神就是天上所有自然物的神化者，主要包括日、月、星辰、風伯、雨師、雷神等；地神就是地上所有自然物的神化者，包括土地神、社稷神、山嶽、河海以及百物之神；人鬼則是歷史上的人物死後神化的，包括先祖、先師、功臣，以及其他的歷史人物。而“帝”、“上帝”則是自然神與社會神的綜合、抽象和升華，超越了自然與人間社會，位居天神、地神、人鬼之上的祂，是絕對權力的化身。正如已故著名學者胡厚宣先生所說：“在殷人心目中，這個至神上帝，主宰著大自然的風雲雷雨，水澇幹旱，決定著禾苗的生長，農產的收成。祂處在天上，能降入城邑……帝雖在天上，但能降人間以福祥災疾，能直接護佑或作孽於殷王。帝甚至可以降下命令，指揮人間的一切。殷王舉凡祀典政令，必須揣測著帝的意志而為之。”
具體而言，“帝”首先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可以令風令雨，支配自然界。如武丁時期的蔔辭說：“上帝……降……旱”。祖庚祖甲時的蔔辭說：“……兄……上帝……出……”“唯五鼓……上帝若王……有佑。”如“貞，今三月帝令多雨”“貞，帝其及今十三月令雷。”“翌癸卯，帝不令風，夕霧。”可見蔔辭中的“上帝”，神力很大，日、月、星、風、雨、雷、電等諸神，俱聽其指揮，他可以命令下雨、刮風、打雷。
不僅如此，“帝”還控制著人類社會，他可以發號施令，指揮人間的一切，還可以傳呼命令，幹涉人間的一切，從而為害或福佑人間。如蔔辭說：“戊申蔔，爭貞，帝其降我黑，一月。”“帝降其摧（摧，原指鳥害，引申為災害之義）。”“帝唯其終茲邑（終絕此城邑）。”“貞，帝其作我孳。”意思是說“帝”給人制造災難或為害人。蔔辭又說：“貞，唯帝肇王疾。”“王作邑，帝若（佑）我。”“來歲帝降其永（美善之義），在祖乙宗，十月蔔。”“帝受（授）我佑。”意思是說“帝”可以福佑人。因為上帝主宰著對外征伐的勝敗，能保佑與作祟於殷王，掌握著殷王的吉兇福禍，故殷王毎有軍事行動，必先貞問上帝授佑與否。
商亡周興，商人對“帝”、“上帝”的信仰也隨之轉變為周人對“天”的信仰。盡管後者與前者字眼不同，但實質都是指全能的至上神。
既然是至上神，“天”在周人心目中的地位當然是至高無上的，周人祭天的習俗便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去過北京天壇的人都知道，那是清朝皇帝祭天的地方。不過，作為華夏民族最隆重、最莊嚴的祭祀儀式和人與天的“交流”形式，祭天的歷史遠比清朝要悠久得多，一直可以追溯到包括周代的上古時期。
在周代，每年冬至之日天子都要在國都南郊舉行祭天的正祭。“圜丘祀天”與“方丘祭地”，因為都在郊外，也稱“郊祀”。圜丘是一座圓形的祭壇，古人認為天圓地方，圓形正是天的形象，圜同圓。祭祀之前，天子與百官都要齋戒並省視獻神的犧牲和祭器。祭祀之日，天子率百官清早來到郊外。天子身穿大裘，內著袞服（飾有日月星辰及山、龍等紋飾圖案的禮服），頭戴前後垂有十二旒的冕，腰間插大圭，手持鎮圭，面向西方立於圜丘東南側。這時鼓樂齊鳴，報知天帝降臨享祭。接著天子牽著獻給天帝的犧牲，把它宰殺。這些犧牲隨同玉璧、玉圭、繒帛等祭品被放在柴垛上，由天子點燃積柴，讓煙火高高地升騰於天，使天帝嗅到氣味。這就是燔燎，也叫“禋（yīn）祀”。隨後在樂聲中迎接“屍”登上圜丘。屍由活人扮飾，作為天帝化身，代表天帝接受祭享。屍就坐，面前陳放著玉璧、鼎、簋等各種盛放祭品的禮器 。這時先向屍獻犧牲的鮮血，再依次進獻五種不同質量的酒，稱作五齊。前兩次獻酒後要進獻全牲、大羹（肉汁）、铏羹（加鹽的菜汁）等。第四次獻酒後，進獻黍稷飲食。薦獻後，屍用三種酒答謝祭獻者，稱為酢。飲畢，天子與舞隊同舞《雲門》之舞，相傳那是黃帝時的樂舞。最後，祭祀者還要分享祭祀所用的酒醴，由屍賜福於天子等，稱為“嘏”，後世也叫“飲福”。天子還把祭祀用的牲肉贈給宗室臣下，稱“賜胙”。可見周人不但祭天，而且儀式極為隆重。
那麼，周人為什麼要祭天呢？目地無非就是通過這種儀式來表達對於天哺育、滋潤萬物的感恩之情，並祈求皇天上帝的保佑。這表明在他們眼裏，不僅世間萬物都是由天哺育、滋潤的，而且天還具有保佑他們的能力。如果不是這樣，他們又何須感恩與祈求上天呢？！
既然在三代時期的先民看來，“帝”、“天”不但哺育、滋潤著萬物，而且主宰決定了大千世界的一切，無論是自然界的風雨雷電、水澇旱災，農作物的生產和收成，還是王朝的興盛衰敗、人的富貴貧賤、吉兇禍福，無一不取決於冥冥之中上“帝”、“天”的安排，那麼就必然會引申出一個結論，那就是人要想得到上天的福佑，就必須感恩、敬畏和祈求上天，否則，不但不能得到上天的護佑，反而會受到上天的懲罰。
說到對上天的感恩、敬畏和祈求，祭天固然是一種重要的形式，封禪也是一種重要形式。
在中國古代，最盛大的國事莫過於在泰山封禪。封為“祭天”，禪為“祭地”。
古人認為群山中泰山最高，為“天下第一山”，因此人間的帝王應到最高的泰山去祭過天帝，才算受命於天。在泰山上築土為壇祭天，報天之功，稱封；在泰山下梁父或雲雲等小山上辟場祭地，報地之功，稱禪。這是古代帝王的最高大典，而且只有改朝換代、江山易主，或者在久亂之後，致使天下太平，才可以封禪天地。
古籍中最早提及封禪的是春秋時期的《管子·封禪篇》，書中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雲雲；虙羲封泰山，禪雲雲；神農封泰山，禪雲雲；炎帝封泰山，禪雲雲；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雲雲；帝嚳封泰山，禪雲雲；堯封泰山，禪雲雲；舜封泰山，禪雲雲；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雲雲；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意思是說，古代封泰山祭天，禪梁父山祭地的有七十二家，而我所能記得的不過只有十二家。這就是古代的無懷氏封泰山祭天，禪雲雲山祭地；伏羲封泰山祭天，禪雲雲山祭地；神農封泰山祭天，禪雲雲山祭地；炎帝封泰山祭天，禪雲雲山祭地；黃帝封泰山祭天，禪亭亭祭地；頗項封泰山祭天，禪雲雲山祭地；帝倍封泰山祭天，禪雲雲山祭地；堯封泰山祭天，禪雲雲山祭地；舜封泰山祭天，禪雲雲山祭地；禹封泰山祭天，禪會稽山祭地；湯封泰山祭天，禪雲雲山祭地；周成王封泰山祭天，彈社首山祭地。他們都是承受天命然後才舉行封禪大典的。由此可見，封禪之儀在“三皇五帝”時便已有之。而在三代帝王中，夏禹、商湯和周成王都在泰山封過禪。
那麼夏禹、商湯和周成王為何要封禪？《五經通義》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天命以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於天，報群神之功。”就是說古代帝王封禪的目地是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時向天地報告自己重整乾坤的偉大功業，同時表示接受天命而治理人世。而古代帝王之所以要通過這種極其隆重的方式向天地報告自己重整乾坤的偉大功業，同時表示接受天命而治理人世，則再清楚不過的表明了一點，那就是在他們看來，上天是包括自己在內的所有人必須感恩、敬畏和祈求的對象。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