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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天的故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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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浩

藍天像風雪中的寒梅,傲雪綻放,是什麼鑄就她正信的底蘊?讀完她的故事,或許你就會理悟。


藍天是位奇特的女子,人生經歷坎坷但性格陽光四射,她的堅韌與無畏,就像風雪中的寒梅,傲雪綻放,是什麼鑄就她正信的底蘊?讀完她的故事,或許你就會理悟。

以下是藍天的故事:

我生長在大躍進年代,3歲時餓得不會走路,又生了天花、麻疹、水痘差點死掉,四歲的時候就常常想,我從哪裏來?我來到地球之前是不是在天上?那年,家裏一位親屬死了,媽媽在哭,我問:媽媽人都要死嗎?媽媽說:是,人都得死。我說:媽,我不讓你死。我要找一個“道”,我要上天上去,我不是這兒的。尋找一個解脫生死的“道”是我從小的夙願。

十歲那年我上二年級,正趕上文化大革命。有一次,班上搞活動,喊口號“打到蔣介石,保衛毛主席”,同班有個男生跟老師打小報告,說我喊反了,喊成:“打到毛主席,保衛蔣介石”。

遊行時小學生都是一人拿一朵大紅花,因為老師說我反動,就讓我一個人拿一朵大綠花。全校師生對我嘲笑、侮辱、批鬥,並讓我拿著綠花在全縣遊街。回家也不敢跟父母說,只好一個人默默忍受,給我的精神造成了永久的傷害,以致後來在人多的時候不敢說話。幼小的心靈,第一次感覺人心的險惡。1969年我們搬到了另外一個省,上戶口的時候,我就自己改了名,不想記起那些痛苦的事情。

11歲時,我被開水燙傷,右眼睜不開,燙傷的右邊臉和頭化膿,嘴張不開,右臂和手都是大泡,醫生說我容易感染得敗血病,隨時都可能死掉。在醫院裏搶救了兩個月,才逃出死門關。然而,從那以後,我右邊的頭不再長頭發,右邊臉及右臂也留下疤痕。

1969年我13歲時得了頸椎結核,發燒、昏迷、呼吸都困難,奶也喝不了了,每天早晚要從口腔抽出兩大管膿。兩家醫院聯合搶救我兩個月,做手術把頸椎骨頭割去半根,打了一年多石膏,流了很多血也輸了很多血,這一次我又逃過了死神,然而我的身體對藥物產生排斥作用,我的手指甲經常爛掉,手經常出泡,非常疼痛......

19歲那年我下鄉勞動,做在馬車上,不知怎的就被顛下車,摔到地上,當時就昏死過去了,好一陣子才被人發現救醒。

21歲時參加高考,在考場昏迷,被搶救過來了。26歲時又在家昏迷,同學把我送醫院搶救,四大黴素一起打點滴,晚上連續打了8個小時,半夜才醒來。從那以後產生抗藥性了,吃藥打針都過敏。

27歲出差,走在北京前門大街的路上就昏倒在地上,被陌生人送到附近醫院打了一大管葡萄糖我又活過來了。

29歲差一個月要生小孩時,兩天休克三次,一般醫院看不了,到婦嬰醫院也看不了,快下班時趕到了軍隊醫院,一檢查說我是妊娠闌尾炎,當時專家正在給醫大的研究生講這類病例,說三年了沒有看到這樣的病例。當時就做手術,用的是針刺麻醉,醫生說晚來十分鐘母女都沒命了。

32歲時在商場上班,音響聲音大我就休克暈倒,單位同事把我送到醫院,因為打針過敏,沒辦法就只能把我送回家。

我不僅身體不好,婚姻也是不幸。

33歲時因為生個女孩,經常受丈夫和婆婆氣,打罵侮辱不斷,我幾次想要尋死,因為看孩子小沒媽可憐也就作罷了。

孩子一歲時她爸借酒撒瘋,雙手掐孩子脖子,孩子臉憋得青紫哭不出聲了,丈夫要把孩子從二樓扔下去,我沖上去拚命把孩子奪下來。孩子也經常跟著挨打受罵的,那個家對我們娘倆兒就是像個墳墓,我帶著孩子常常在外邊徘徊,不想回家。

為了從那種恐怖中解脫出來,孩子六歲的時候,我們離了婚。孩子曾經跟我說:“媽,咱就是喝米粥吃鹹菜,上街要飯也要離開他”。離婚後孩子跟著我,法院判他每月給10塊錢撫養費,他只給了一次。後來孩子在北京上大學的時候,她爸爸去北京出差看過孩子一次,也什麼沒給。

1995年6月1日朋友向我介紹法輪功,我用兩個小時看完《中國法輪功》,很興奮,當時就說“我就要學這個,在哪學?”第二天早晨和朋友來到公園,學了功,喜得一本《轉法輪》,我一天一宿看完,我知道這就是我要找的。

煉功前,我有敗血病、肺結核、心膜炎、腰脊勞損等20多種病,動不動就休克,動不動就昏迷,加上我吃藥打針過敏,醫生對我都沒辦法了。修煉後這些病都不翼而飛了,特別是27年的頭部燙傷竟長出頭發了,我覺得這個法太好了,想讓所有的人都來學,就在我家成立了個學法點,那是我住的城市第一個學法點,當時有20多人,床上地下都坐滿了。

記得煉功前,我在單位裏做出科研成果來,別人拿走獎金去吃喝,同時還給我整出一大堆罪名,差點把我逼瘋。修煉前愛生氣,記恨別人,經常抱怨世道不公,自卑又自負,虛榮,愛面子,怕人說,自私,小心眼,膽小,懦弱,不敢多說話,怕受傷害。

學了法輪大法後,修煉心性,不生氣,不記恨別人,不報怨,不自卑,不虛榮愛面子,不怕人說,不自私,不小心眼,不懦弱,也敢在眾人面前多說話了,也不再怕受傷害。大法使我變成心胸寬廣、身心健康道德高尚、勇於承擔的人。按照真善忍做,我的生活快樂無比。

然而,1999年7月20日,在江澤民帶領下中共發起了迫害法輪功運動,我要告訴政府我修煉法輪功後,身心變化的奇跡,於是我四次進京上訪。

從1999年7月到2004年,我被拘留兩次;被送到遣送站一次;被關在蘇家屯看守所一次;被關在大北監獄醫院一次;被關勞教所一次,在北京、沈陽都在兩個派出所被關過。那段時間我很少在家,幾乎都被非法關押。被判勞教二年。

1999年9月在拘留所裏,我被帶上手銬電擊兩次,然後罰站一天一夜。

當時因為我一直堅持不轉化,那些專門看著我的人經常到警察面前打報告,所以經常開我的批鬥會,她們經常一圈人圍著我,攻擊法輪大法師父,想淆亂人心達到轉化我的目的。我不聽她們的,她們對我就連打帶罵的,沒親身經歷過的人很難感受那種日復一日的險惡和艱難。

警察看她們轉化不了我,就用電棍電我。一個50多歲的女警察,膀大腰圓的從頭到腳電了我兩圈,電棍閃著藍色的火舌在每寸肌膚上撕咬。一邊電一邊叫:“你死硬分子,還帶孩子兩次去天安門,你見到江某某了嗎?你還煉不煉了?”

我當時想我是修煉人,不能給大法丟臉,一聲沒吭。旁邊的囚犯看了都受不了,一個普通囚犯給那個女警跪下說:張媽,別電了,別電了,她沒煉。剛開始時,警察就電我一個人,後來把二十多個大法弟子都拉出去在走廊裏,挨個電。電完後罰我們站著,一直到第二天下午2點多鐘才給我們放開。當天晚上我繼續煉功。

第三天警察到監舍問誰會熨衣服,我舉手,到警察辦公室後邊熨衣服邊給她們講法輪功被迫害的事實真相。她們問我:你恨我們嗎?我說:“不恨,但你們不應該電人,做壞事造業會有報應的。修法輪功的都是好人,你們應該去抓壞人,我們沒犯罪。修煉法輪功按真、善、忍做好人對個人、家庭、國家都有百利而無一害。江澤民鎮壓法輪功他才是壞人,你們應該保護好人。”我說完了,她們對我豎起大拇指,並說:“共產黨大官大腐敗,小官小腐敗。”

2002年1月19日我被兩個派出所聯合綁架,遭到暴力毆打至全身受傷,耳朵打裂,頭破血流。兩手被成大字型銬在暖氣上一天一夜。

警察一邊打一邊叫:若在街上看到你,立馬整死你;上你姐家、你妹家去騷擾,讓她們都恨你,和你斷絕關系;這回給你送大牢裏,給你打到底眼(即:永遠關在裏面),你想出都出不來。

之後我被送到沈陽蘇家屯看守所。到沈陽蘇家屯看守所後,我想絕食反對迫害,服刑犯人就勸我說:你千萬別絕食,她們打你,要過年了,我們看了心裏難受,就哭就想家;更主要的是沒被打死的,拽出去的法輪功人就沒有回來的。

後來警察把我和另外四名煉功人送到一個黑監獄的醫院裏。醫院沒有牌子,是一排平房,進門就抽血,放到一個個玻璃管裏,貼上標簽,寫上名字。他們拿手電筒筒照我的眼睛,還給我照X光,又把我按到一個床上要打吊針,我抗義。我說:我打針吃藥過敏,我死在這你們就是殺人犯,你們叫什麼名字?無奈,他們才罷手。

2002年9月27日我被綁架到沈河看守所進行第二次洗腦。洗腦班就是為我一個人辦的,幾十個人一天24小時輪班對我進行洗腦,兩個月後,看我還不轉化,要給我判勞教。當地610辦公室主任黃麗說:全區就你一個沒轉化了。有一個勞教名額。我說我不接受,你們這是非法的!當時一名警察說:死活都得給你勞教,這是上邊定的,我們也沒辦法。

那時,我已經被折磨的有九天沒吃東西了,身體極度衰弱,在這期間我寫了給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兩封信:“憂思”和“歸正”。

當地分局的警察和街道的官員都知道我不轉化,也知道我有個孩子在外孤苦伶仃的沒人管,我寫的“憂思”和“歸正”都是為了國家好,為了人民好。他們也感動,但迫於上面的壓力,他們也沒辦法。那名警察對我說:我姓王,你孩子上大學找我,我供她。

第二天我身體出現危險癥狀,他們打120救護車把我送到遼寧省醫院。在醫院對我進行了抽血、化驗、照X光。醫生還拿著手電筒扒開我的眼皮照我的眼睛,當時我很奇怪,為什麼看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沒病,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當局已經開始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了。醫生看著我說:肺有病。給我打吊針。我說:我打針吃藥過敏,他們說打的是鹽水和糖,但是打完我就吐血,血是黑色的。一個政法委的科長王寒玉對我兇狠地說:你死了就是一條狗,共產黨有的是錢和時間和你鬥;共產黨不怕你,你就折騰吧。

晚上從醫院回來後,第二天就把我送到龍山勞教所判刑兩年,罪名就是我寫的給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兩封信,“憂思”和“歸正”。

在勞教所遭受精神和肉體折磨時,我經常出現吐血、便血,休克等現象。一個了解法輪功真相的警察含淚給我讀一篇文章,暗示我一定要活著出去。

從2002年至2004年被勞教期間,警察逼我寫放棄修煉法輪功聲明,威脅我不轉化就給我判無期。

孩子九歲的時候跟我一起煉法輪功。迫害發生的時候她正在上初中,我多次被非法抓捕、勞教,孩子一個人到處流落,有時在同學家住兩天,有時去學員家住幾天,有時去車站待著。當時學校組織全體師生簽名反法輪功,全班同學都簽了,就她沒簽,老師就把她送校長室去了。校長問她:“政府都定性了,你怎麼還不簽?”孩子說:“政府定的就是對的嗎?”文化大革命也是政府定的,政府定的很多事過後不都是錯的嗎?我媽媽因為修煉法輪功身體好了,能養活我了,要是不修我可能就沒有媽媽了。那時她十四、五歲左右。

是法輪大法給我們力量,讓我走出一個又一個死關,我又活著出來了。後來我和女兒輾轉來到了海外,按照真善忍做人處事,我的生活依然快樂無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