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葉蓁
“中國畫以意境、氣韻、格趣為最高境地。”這是國畫大師潘天壽對國畫的總結，也是他一生求索並捍衛的理想。傳奇的成才經歷、恢弘奇險的水墨風格、堅守傳統的教育理念，讓他名垂青史，成為20世紀傳統國畫四大家之一。
他仿佛是藝術道路上踽踽獨行的勇士，在西風東漸的思潮中延續傳統繪畫的傳承，開創中國畫的大格局。潘天壽的人品亦如畫品，不通人情世故卻又自得其樂，被家鄉人叫作“阿壽”；他自制印章“一味霸悍”，將振興民族藝術的自信與自尊展現得淋漓盡致。
就在他知天命之年，中國大陸山河易主，他的倔強和強悍，卻敵不過流氓政權的殘害手段。這樣一位不世出的藝術天才，若生活在自由寬容的環境，一生的成就將不可限量；他卻遭遇文革的滾滾紅禍，兩三年間在淒慘和屈辱中離世，畢生心血也被汙為“黑畫”。
以書為師，自學中國傳統畫
與一般名師出高徒的成才之路不同，潘天壽幾乎是憑借個人天賦，自學、自練，探索出一條獨一無二的繪畫之路。在28歲結識“海派大師”吳昌碩之前，他甚至沒有一位真正意義的導師。
出身清末浙江海寧的耕讀之家，潘天壽的家境並不富裕，從小一邊讀書一邊做農活，其繪畫天賦卻逐漸萌發。家鄉的湖光山色滋養了他對自然美的領悟，心靈手巧的母親又時常帶他做些剪紙人、制燈籠的手工，給予他傳統美術的熏陶。
在私塾讀書時，潘天壽已能臨摹《三國演義》《水滸傳》等線裝書的人物插畫，而且形神兼備廣受同學好評。十三四歲時，他來到縣城讀“小學”，街市文具店出售的古代字帖與畫冊成了他的心頭好。其中，他最珍愛的便是《芥子園畫譜》。在無人指導的條件下，他以書為師，寒暑不輟自學中國傳統畫，並立下終生鉆研國畫的志向。
五年後，潘天壽在親友的支持下，步行600裏到省城杭州，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浙江第一師範（一師）。這座省內最高學府，匯集了一大批著名學者，校長經亨頤重視人格教育和美育，而教授美術的李叔同是著名藝術家和教育家。潘天壽正是在他的繪畫課堂上，首次接觸專業訓練。
李叔同擅長西畫，與潘天壽追尋的國畫有著根本區別。他總是在課堂上草草應付，甚至用國畫方法完成西畫作業，平時更把所有精力投註到國畫的自學中去。他每天都要作畫二三十幅；流連裱畫店，觀摩名家畫作的用色、構圖、題款。他這一切“叛逆”的行為，都在李叔同的包容與學校寬松的學術氛圍下，得到最充分的保護。
在一師五年，潘天壽自行琢磨的作品在草率中透著一股野氣，留下《晚山疏鐘》《疏林寒鴉》等作品。他更在這裏得到人格、學養、藝術的熏陶，奠定一生的藝術教學理念。畢業後，他在堅持練習國畫的同時，開啟一生傳道授業的國畫教育事業。
身處亂世，堅守傳統藝術
1923年，26歲的潘天壽來到全國經濟、文化中心上海，很快被上海美專聘為教師，講授中國畫技法。有感於當時中國畫教育的缺失，潘天壽耗時兩年時間，編寫著作《中國繪畫史》，作為課堂講義。這本書，為中國藝術院校開創中國繪畫史一課。而潘天壽在此後的生活中，也在努力構建傳統中國的獨立教學體系。
27歲是潘天壽的轉折期，他遇到人生中唯一的老師——80歲的畫壇宗師吳昌碩。兩人一見如故，吳昌碩更贊他的畫有風骨、見地，可謂“天驚地怪見落筆，街談巷語總入詩”。潘天壽得吳派畫風真傳，同時研究石濤、八大、揚州八怪等歷代名家畫作，在恣意狂放的畫風中註入沈穩大度的氣質。
技藝越精深，承傳國畫藝術的責任感也越發強烈。1928年，潘天壽任國立杭州藝專的中國畫教授，度過抗戰前一段安穩時光。然而校長林風眠主張國畫系與西畫系合並，令中國畫教學瀕臨消亡。潘天壽的國畫課堂上，經常只有一個學生在場。他卻始終堅信：“國畫，數千年來自有特殊之成就，及深遠之造詣，為全世界所不能非議。”
抗戰期間，潘天壽隨學校輾轉流亡到昆明，曾寫下“烽火連年涕淚多，十分殘缺漢山河”等悲憤詩句，並有感於山河破碎而封筆不作山水畫。或許是國仇家難激起人們對民族藝術的珍視，新任校長贊同潘天壽捍衛國畫的理念，將繪畫系重新分科，加強國畫教學的獨立性和專業性。後來，潘天壽繼任校長，銳意整頓校務，令亂世中的國立藝專出現中興局面。
1945年，潘天壽把藝專帶回杭州。這時，學校裏又興起西畫與傳統國畫的爭論，刮起一陣“倒潘風潮”，本就厭倦學校俗務的潘天壽便於次年辭職，潛心於筆墨世界的教學與創作。
經過人情冷暖與戰火的磨礪，知天命之年的潘天壽逐漸錘煉出穩定畫風。他在花鳥與山水畫中，善用極簡的筆墨，勾勒出一種奇險形勢下的“穩固感”，具有強大的藝術張力。他還自制“一味霸悍”“強其骨”印章，表達了希望中國藝術以強悍姿態屹立世界的殷切之心。
遺憾的是，知藝術之命的潘天壽卻看不透中國與個人之命運。在中共建政前夕、國民黨撤離臺灣時，曾有人勸他一同離開大陸。耿直而不通政事的潘天壽直言回絕：“我沒有做過虧心事，為什麼一定要逃呢？”
富貴不長久，是非一夜顛倒
中共占領大陸，百年紅禍愈演愈烈，藝術家的噩夢也真正降臨。1949年，國立藝專被中共軍管會接管，新任校長兼黨組書記甫到任便“抨擊”國畫。他說國畫不能畫大畫，無法和宣傳畫相比；也不能畫領袖像，不能和油畫相比。於是，國畫與西畫系又一次合並，國畫教學愈發萎縮。
藝專在開學儀式之後，潘天壽等一批國畫老教授不得不面對無課上的窘境。1950年，民族美術研究室成立，這些閑置的教授便被分派來整理民族文化遺產，其中潘天壽任主任。在研究室七年，潘天壽繼續以振興國畫為己任，致力於古畫的收藏與研究，其藏品達到全國美術院校之最。
為消除中共對傳統國畫的偏見，捍衛國畫的傳承，潘天壽決議挑戰前所未有的巨幅水墨畫，他時常把大幅宣紙鋪在地上，揮毫潑墨，畫出《松梅群鴿圖》等作品。他還自信地告訴旁人：“一個民族的藝術，就是一個民族精神的結晶。”
1957年，國立藝專的國畫系再次恢復，潘天壽也重新被請回執教，一度走向事業的“頂峰”。之後，國立藝專更名“浙江美術學院”，出任院長的潘天壽更提出中、西畫應拉開距離的著名學術觀點，采取增加國畫系文化課分量、定期舉辦畫展等一系列舉措，全面提升國畫教育。
1961年，潘天壽在全國性的教材會議上，提出中國畫系下分人物、山水、花鳥三科的意見，強調基礎教學，為學校爭取到分科教學試點的機會，對傳統藝術的復興起到重要作用。至文革前夕，該校都是國內外中國畫教學的翹楚。
1963年，中國美術館展出潘天壽創作的91幅水墨大畫，其崇高的氣象、宏大的格局一舉震撼美術界。第二年，潘天壽“衣錦還鄉”，回到家鄉海寧視察。對於他來說，實現畢生志向，又得“器重”，似乎別無他求了。
豈料就在兩年後，是非黑白顛倒。文革的爆發，讓德高望重的潘天壽一夜之間變成“反動學術權威”“文化特務”，批鬥與迫害的厄運接踵而至。
是非在羅織，自古有沈冤
文革初期，浙江美院打響了“打潘戰役”，潘天壽成為第一批被批鬥的對象。他卻坦然以對：“沒有做過壞事，所以不用怕。”9月的一個雨天，他被拉上街頭揪鬥，強迫他自報罪狀。潘天壽只說自己在“創新”方面沒有做好，而拒絕認罪，當晚回家便高燒不止。
耿直不屈的性格，讓潘天壽在劫難中吃盡苦頭。他被關進“牛棚”長達3年之久，還被勒令寫認罪的思想匯報。1967年初，他被帶到嵊縣參加批鬥大會。1968年，《浙江日報》整版發表汙蔑他的文章，引發社會鋪天蓋地的批判。“革命幹將”們也群起而攻，把他的家抄得底朝天，抄沒的書畫、文稿有六七車之多。他們還把他的作品批為“黑畫”肆意踐踏，踏上一個個鞋印。
長期的關押批鬥、身心折磨，讓他的身體迅速垮掉，體重驟減30多斤，出現發燒、浮腫等癥狀。然而潘天壽始終堅守道德底線，批鬥時絕不說一句假話，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更不承認莫須有的罪名。
1969年初，紅衛兵不顧潘天壽病弱的身體，強行把他押解回家鄉海寧，讓他跪在雪地上，接受父老鄉親的批鬥和羞辱。紅衛兵逼他喊“我是反動學術權威”，他立刻回絕：“拿掉反動兩字，我是學術權威。”結果，他的臉被塗滿墨汁，還被拳打腳踢。
海寧，這座讓他萌生繪畫夢想的地方，最終成為粉碎他夢想的地獄。在返回杭州的火車上，潘天壽趁看管人員熟睡時，小心翼翼地撿起一枚香煙殼，顫抖著寫下生命中最後的詩歌：
“千山復萬山，山山峰巒好。一別四十年，人老山未老。
莫嫌籠狹窄，心如天地寬，是非在羅織，自古有沈冤。”
回到“牛棚”，他更把詩句寫於“思想匯報”中，附上說明“我應當用無話不可對人言的態度寫出來，以示真實而無隱晦”。
1969年4月，潘天壽又被押往工廠參加勞動，因心力衰竭而昏迷。因得不到及時治療，他於1970年8月出現血尿病癥。1971年5月，有人向臥病在床的潘天壽宣讀他的定案結論，說他是屬於敵我矛盾的“反動學術權威”。他依舊傲然說：“去掉反動，我不反動。”1971年9月5日淩晨，75歲的國畫大師在黑暗中淒然離世。
潘天壽在最後一篇“思想匯報”中說道：“我是中國人，生在中國，長在中國，將來還要老在中國。我是多麼希望中國欣欣向榮、繁榮強大！”作為傳統中國畫的堅實捍衛者，他至死都保持著振興中國及中華文化的志向和情懷，令人感佩唏噓。而他賫志而歿的悲慘結局，大陸傳統文化幾近消逝的雕零現狀，都是中共肆意破壞中華文明而制造的人間慘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