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輝
“話雖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說呢？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盡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來算，甚至不能按星期來算了……我願意趁這余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
這是早期曾擔任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瞿秋白臨死前寫的遺作《多余的話》中的開篇語。也正是因為這“多余的話”，瞿秋白死後三十多年被中共打成“叛徒”，妻子慘死，孩子被關，父母墳墓被掘。
瞿秋白在《多余的話》中說了哪些“多余的話”而讓中共不滿呢？
1935年，被國民黨逮捕後瞿秋白，在被處死前的一個多月中，完成了《多余的話》，深刻剖析了一個知識分子如何被共產主義終極理想所欺騙走入共產黨，之後在真實的現實中，面對共產黨殘酷的對外對內鬥爭，在黨的忠誠、服從原則下靈魂分裂，直至成為放棄獨立思想的“演員”，一邊宣傳著共產黨的主張，一邊懷疑著用階級消滅階級，用不美好到達美好的邏輯。
在文章中，瞿秋白坦言自己不過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參與政治運動，乃至成為中共的領袖完全是一個“歷史的誤會”。他在《我與馬克思主義》章節中稱自己根本沒有系統研究過馬克思主義思想，《資本論》更沒有讀過，僅有的常識，機會都是從報章雜志上的零星論文和列寧幾本小冊子上得來的，但因為很少有人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所以他才“偷到所謂‘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虛名”。
認為當中共領袖是個歷史誤會的瞿秋白還認為，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的現代社會是個“更重要的誤會”，因為這是由他這個對馬克思主義一知半解的所謂“專家”開始的，這樣的研究能有什麼結果？
在最後的“告別”中，瞿秋白稱自己的人生是一出“滑稽劇”，因為自己始終無法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而他最終的自我認定是一個“文人”。在人生的最後，他沒有推薦任何馬列斯毛的學說，而是推薦了包括《紅樓夢》、《安娜‧卡裏寧娜》的幾本文學作品和中國白色的豆腐。
瞿秋白亦在“代序”中寫道：“我不怕人家責備、歸罪，我倒怕人家‘欽佩’。但願以後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不要以為我以前寫的東西是代表什麼主義的。”
瞿秋白並不“多余的話”不為辯白，也不為求生，而是表明他對馬列、中共都產生了深深的懷疑，而這樣的懷疑除了其自身的經歷外，還與其身上濃濃的知識分子情懷有關。
也正是因為《多余的話》，本已被中共認定為“革命烈士”並安葬在八寶山的瞿秋白死後也不得安寧，其家人也是備受磨難。
據大陸《文史參考》2010第10期的《“瞿秋白冤案”不始於“四人幫”的迫害》一文透露，1962年香港自聯出版社出版了司馬璐寫的《瞿秋白傳》，書後附錄《多余的話》全文；1963年，《歷史研究》第4期發表了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斥李秀成為叛徒。學界和中宣部都對戚文提出了批評。
然而，當1962年後重提“階級鬥爭”的毛澤東看到《多余的話》與《評李秀成自述》後，下了如下斷言：李秀成是“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忠，不足為訓”，認為瞿秋白“無非是向敵人告饒，自首叛變”，並表示：為什麼不宣傳陳玉成而宣傳李秀成？為什麼不宣傳方志敏而宣傳瞿秋白？應該說，此時的毛將其與他想要解決的“黨內叛徒問題”緊密聯系了起來。在那樣的年代，既然毛下了這樣的短語，其他人只能遵旨行事。本已進行的瞿秋白故居陳列展停辦。
1966年文革爆發後，“抓叛徒”的浪潮席卷全國各地，《多余的話》被稱為“瞿秋白叛黨宣言書（自白書）”。1967年4月22日，江青在一次講話中說：“八寶山也不都是烈士，還有瞿秋白嘛！”5月6日，北京政法學院、北京市法院紅色革命造反總部合辦《討瞿戰報》第一期出版。5月12日北京政法學院紅衛兵沖進八寶山，砸壞了瞿秋白墓，其屍骨被扒出拋揚，而且強迫瞿秋白的遺孀楊之華對著丈夫的森森白骨進行批判。
文革爆發後，隨著瞿秋白被打成“叛徒”，楊之華也被隔離審查，後被撤銷北京戶口，轉到關押重要政治犯的秦城監獄。在監獄中，她沒有名字，只有一個號碼。1973年10月20日淩晨，72歲的楊之華含冤病逝。而與瞿秋白的女兒瞿獨伊則被關在牛棚中。
地下有知的瞿秋白，估計最無法忍受的就是逝去的父母不得安息。1967年1月19日，紅衛兵沖進江蘇常州西門公墓，砸壞了在那裏的瞿秋白的母親的墳墓。而其曾在濟南教書的父親瞿世瑋1932年去世後，就被葬在濟南南郊。文革中其墓碑被毀，墳被平掉，後來成為了一處果園。
生前對人生進行反思但至死並沒有與中共決裂的瞿秋白，死後大概沒想到中共會如此對待自己，如此對待自己的妻子、孩子，如此對待自己逝去的父母。瞿秋白“多余的話”並不多余，一定是希望曾經被自己毒害的年輕人遠離中共。
（摘自大紀元，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