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者死 60年的難忘記憶(2)

文/石元裕
接上文

和鳳鳴:拒絕遺忘

和鳳鳴生於1932年,原籍甘肅會寧。因受到丈夫牽連,於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4月下旬,和鳳鳴與丈夫王景超分別被下放到酒泉安西縣十工農場與夾邊溝農場勞教改造。

作為少數幾名勞教的女“右派”,和鳳鳴在三年勞教生涯中遭遇丈夫離世、家庭破碎後,歷經三十年也拒絕遺忘,用一本耗費十年心神與眼淚寫就四十萬言自敘:《經歷——我的1957年》。

女“右派”數字或無法可考,僅以夾邊溝農場為例,3000多人中只有19名女“右派”。而和鳳鳴所在的安西十工農場,幾百名“右派”中也僅有兩三名女性。

根據1980年中央有關部門聯合印發的《關於處理反右鬥爭遺留問題的工作總結報告》,經歷過上世紀50年代末的“反右”運動後,全國得到改正的“右派分子”數量為五十五萬兩千八百七十七人。

怎麼會出來這麼多“右派分子”?是應黨的強烈要求(毛澤東後來稱為“引蛇出洞”“陽謀”),而天真的真心為黨好的、給黨提意見的知識份子。

和鳳鳴書寫女“右派”的生活,早於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記錄夾邊溝的苦難,又早於楊顯惠的《夾邊溝記事》。

《經歷》出版十年後,和鳳鳴由一個親歷者化作一個記錄者,儼然已成為全國夾邊溝難友、受難者親屬的聯系樞紐。這些年來,好多經歷過那個年代的大齡讀者相繼去世。和鳳鳴一一報出他們的姓名,間或補充幾句某人的事跡,表情竟也平靜如煙。

雖然時間悄然流逝,但歷史拒絕遺忘,時時翻出的記憶固執的鐫刻著中共的罪惡。

因言獲罪

按照竊國的中共的標準,和鳳鳴的家庭出身不好, 1949年前國民政府當政時期,她父親在國民黨中統機關工作,中共非法當政之後,因此判過刑遭下放,失去工作權利。但和鳳鳴正當青春歲月被下放到農場勞教,卻是因受丈夫牽連之故。

中學時的和鳳鳴認同孫中山所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適逢《甘肅日報》創刊,和鳳鳴放棄了到蘭州大學外語系就讀的機會,向報社遞交了兩頁自傳並被順利錄取。

報社工作開啟了和鳳鳴作為新聞人的職業生涯,也令她結識了未來的丈夫王景超。王景超是參與《甘肅日報》創刊的元老,報社內公認的一支健筆。熱戀時的和鳳鳴,曾收到他長達16頁的情信,令焦灼的思念融於字裏行間。健筆用來寫情書可以,用來為共產黨抨擊國民政府可以,但決不容忍對“偉光正”有意見。正因為此,毛澤東要“引蛇出洞”一網打盡。

當王景超這支健筆迎上“大鳴大放”的誘餌時,寫出了幾篇批判黨員“官本位”思想和濫用“行政手段”的雜文後,被結結實實的扣上了“大右派”帽子,被迫了結了自己的新聞生命,還令妻子和鳳鳴受到牽連。

“反右運動”整的都是各個部門各個領域的精英,中共不需要精英,只需要奴才;不需要國家富強興盛,只擔心非法政權旁落。對知識份子精英瘋狂打擊近一年後,1958年4月下旬,和鳳鳴與王景超分別被下放到酒泉安西縣十工農場與夾邊溝農場。這對恩愛夫妻沒想到此時此地一別竟是生離後的死別。

王景超在酒泉下車,帶著和鳳鳴為他購置的新臉盆、一塊五一柄的牙刷、結實耐用的帆布箱、八成新皮大衣,奔赴夾邊溝。

和鳳鳴在“值得全國的‘右派’份子們羨慕”的十工農場養雞飼兔,王景超在令人聞之色變的夾邊溝農場挖排鹼溝。當王景超們光腳泡在鹼水溝裏勞動,任憑皮肉被蝕破時,和鳳鳴們還有機會吃大包子吃到撐。與丈夫迥異的遭遇,令和鳳鳴的牽掛與痛苦加倍。

此外,夾邊溝農場對“右派”們的態度也十分嚴苛。從夾邊溝發出的信,每人每月限制兩封。需經管教人員檢查,確認無有害言論,方能投遞。起先和鳳鳴還試圖反抗,挑釁般在信裏暗示道:“上次的來信為什麼沒有封口?望下次註意封口。”但什麼也沒有改變,丈夫的信依舊簡短、平淡。 “小嬌嬌”與“吻你”之類的字眼,再也不可能出現。

和鳳鳴曾在信中與丈夫談及“右派”應有“高度的自尊心”,不偷吃農場食物。此時她追悔莫及,擔心丈夫受此影響,死要面子,但自知救援無力,又逼迫自己“冷酷地不去想他”。

她時刻不忘自己的“右派”身份,多年後才明白,這種狀態是被中共成功洗腦的結果。

自下放後,和鳳鳴的工資被降級,由102元減到58.24元。但她每月寄35元給父母,以照顧兩個兒子,又寄10元給王景超,改善生活。然而,到改造後期,王景超所在的夾邊溝農場,已根本買不到任何食物。

1960年11月,勞教“右派”的口糧定量驟減為每月15斤。夾邊溝農場將尚未餓死的人集體遷往高臺縣明水分場後,大批人沒能把命熬下去。 1961年元月,中共中央召開了西北局蘭州會議,“搶救人命”,糧食定量才有所回升。然而,當和鳳鳴終於鼓起勇氣請假,前往夾邊溝解救丈夫時,一切都太遲了─王景超已於一個月前死在夾邊溝。出於“高度的自尊心”和為家人避禍的考慮,他甚至沒有發出一通求救電報。

天人永隔

有甘肅民謠道:“出了嘉峪關,兩眼淚不幹。”夾邊溝一行後,和鳳鳴成了寡婦,亡夫也屍骨無著。三年時光倏忽逝去,分別那日誰也料想不到的天人永隔,空降和鳳鳴的人生。她勞教時為他準備的幹辣椒,他還小心收在遺物箱內,沒舍得吃完。他三年來積攢的兩本日記,卻令和鳳鳴如獲至寶。 “他再也想不到,這兩本日記對我是多麼貴重的一筆財富啊!”

忍著悲痛回到蘭州後,和鳳鳴總算與兩名幼子團聚,她未對王景超作任何祭奠,畢竟和鳳鳴自己還戴著“右派”份子的帽子。

在先後遭遇外祖父母、父親三位親人的離世後,和鳳鳴恢復了寫日記的習慣,用筆與心靈進行對話。

“文革”期間,所有這些曾寄托著思念、告慰與情感的字紙,均在擔憂、疑慮與恐懼之下,被和鳳鳴付之一炬。包括丈夫王景超的日記、小說底稿,他寫給和鳳鳴的信,和鳳鳴的養雞兔日記等,灰飛煙滅,無一留存。被搜查、被抄家的和鳳鳴,再度戴上“右派”帽子,開除公職,遣送原籍監督勞動至1978年改正。

直到今天,這沿襲自“革命年代”的謹慎,仍著痕於和鳳鳴的言行中。當被請求閱讀她的日記時,和鳳鳴婉拒。

直到80年代,和鳳鳴才重新開始記日記。“不寫,有些事情就忘了嘛。”

她的日記裏還記錄著與導演《夾邊溝》的王兵初次見面的情形:2005年8月某天的大早,楊顯惠帶著王兵這個“很年輕”的小夥子,還有幾名將參演電影的年輕演員,到家中拜訪她。當時鳳凰衛視制作的《社會能見度》節目正在播出夾邊溝專題節目,而蘭州市普通家庭收不到這個臺,他們便專門到街上找了家賓館,包一個房間看節目。

這才催生了長達3小時的紀錄片《和鳳鳴》。王兵帶著助手與攝像機到和鳳鳴家中,連著去了3天,只取了7、8個小時的素材。攝影機背對陽臺,有時聊到黃昏,室內光線暗淡到已看不清人物輪廓,也無人開燈。這部摒棄了所有戲劇性敘事可能的紀錄片,後來拿下了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大獎。

2010年9月,紀錄片導演王兵的首部故事片《夾邊溝》在威尼斯電影節上映。電影《夾邊溝》是根據楊顯惠小說《告別夾邊溝》改編。

王兵自幼喪父,看《夾邊溝紀事》後,才知道父死於夾邊溝,屍骨無存。楊顯惠的原著雖然大多有原型和真人真事做基礎,但畢竟反右是“偉光正”幹的惡事,中共現在仍然在當政,所以不可能把真相完全揭示出來。

王兵在創作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素材和數據,他之前拍攝的長達3個小時的紀錄片《和鳳鳴》,就是以夾邊溝事件的幸存者和鳳鳴口述作為載體,記錄了個體數十年的人生經歷。

《夾邊溝》是一部冷峻、直接的電影,幾乎沒有任何回避的回顧了那段歷史。王兵將紀錄片創作的美學引到故事片中,用獨特、自信的視聽語言展示了在1960年前後,人間地獄一般的夾邊溝勞改農場發生的故事。影片在2008年10月開始拍攝,2009年1月完成,歷時75天,積累了130小時的素材。

電影中有極其直接的描寫,比如勞改犯由於過度饑餓吃下其他人吐出的食物,死人被隨意暴露在戈壁沙漠,有人從側面說出人吃人的事實。但相對於小說所描寫的更嚴苛的情況而言,電影的表現還是較為收斂。但即便如此,還是有為數不少的觀眾忍受不了電影《夾邊溝》的寫實描寫,選擇了提前退場。

電影冷冽之處在於,幾乎所有的鏡頭都沒有感情,只是選擇合適的方式冷靜的記述,常年的勞動和精神打擊,以及食物的短缺讓勞改的“右派分子們”極度麻木,在這裏死亡每天都會出現,其他人要做的,只是用被子把他們裹起來,然後扔掉或者掩埋,甚至把他們的衣服扒光,換成吃的。勞改的“右派”居住的壕溝外面,是一望無際的戈壁,沒有盡頭,沒有希望。人們在這裏死去,在這裏煎熬,找不到任何出路。

王兵把拍攝紀錄片的制作方式延續到了故事片《夾邊溝》中,電影中幾乎所有的演員都有著讓人印象深刻的“出現”,而非表演。其中曾親歷夾邊溝事件的李祥年還在電影中出演了一個角色,他幫助許多人更深刻的了解了這個故事。

《夾邊溝》最大的意義在於,用電影的方式直面了那段殘酷的荒唐歷史,雖然無法呈現全部事實,但也足以讓人難以忘記。

和鳳鳴30年後重返夾邊溝

自1961年探訪丈夫卻連屍骨都未見著後,和鳳鳴再也沒有去過夾邊溝。直到1991年,有難友與她通信,提起夾邊溝分場高臺明水的大片墳地——丈夫王景超的遺骨正是葬在那裏。於是,8月30日,和鳳鳴在大兒子陪伴下,於30年後重返夾邊溝。

這30年來,夾邊溝的雪化了30次。祁連山脈的雪水融化後,或匯入巴丹吉林沙漠裏的湖泊,或滲入夾邊溝鹽堿與沙粒覆蓋的地表。總也有雪花隨西北風而至,輕輕落於夾邊溝茫茫白沙堆裏的暴屍之上。

當年的墳頭基本已被風沙抹平,曾記錄每位死難者姓名的碑石、磚塊上的字跡,也已經無法辨識。盡管如此,和鳳鳴還是拍下了當年“右派”們挖下的水井,缺了頂的地窩子,大張著嘴的骷髏骨,甚至紅白相間小格襯衣的殘片。

誰料回到家後,她發覺相機裏的膠卷並未掛上,所有影像都沒有拍照下來,這等於30年前在此勞教的“右派”們的一切生命痕跡都沒有底片,也意味著夾邊溝的這段歷史將在此荒漠中悄然湮滅,如同從未發生。

和鳳鳴坐立難安,終於在整一個月後的9月30日,二度重返荒冢。這一次,她掩埋了前月所遇見的曝露於空氣中的屍骨,又在每幅照片背後,悉心留下說明文字:“這位死難者在臨終前,還在大聲呼喊,他在呼喊什麼?他的雙眼會是閉住的嗎?死不瞑目的他,在30年後,將他臨終前的慘狀昭示世人。大概是要我們思考些什麼吧。”

那時她已經從西北民族學院退休兩年,與小兒子分開,獨自生活,開始寫書,起名《經歷——我的1957年》。和鳳鳴想,哪怕不能發表,這段歷史都應該存留下來。

起初寫得斷斷續續,眼看著近十年過去,1998年,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和從維熙的《走向混沌》出版,和鳳鳴突然受到了激勵。戴煌曾是新華社總社記者,早在1957年便辨別出“神化毛澤東”的傾向;從維熙則是著名作家。“他們都是名人,我不是名人,但我的經歷跟他們又不太一樣。”

和鳳鳴開始加緊寫,除了每天看一眼《新聞聯播》外,取消了一切活動。從1998年秋後急趕到1999年,原本高度近視的她,引發了眼底病變,視網膜甚至出現裂孔。可她邊治療邊寫作,並未放棄書稿。

王景超在臨死之前,曾對難友陳群說,“你是生活的強者,你一定能出去。你出去後,一定要寫本書,把這裏的一切都統統寫出來。為了吸引讀者,你不僅要寫我們的苦難,還要穿插寫上愛情。”

王景超去世後,和鳳鳴建立過新的家庭。孩子們的繼父陪她度過了“反右”後的60年代與整個“文革”時期,於1983年去世。然而王景超的作家夢,他的要她堅持記日記的叮囑,並未隨“文革”中那把焚燒的火而灰飛煙滅。

40年後的2001年,死者的遺願終於付諸實現。但不是借助別人的筆,而恰恰是靠妻子和鳳鳴的獨自努力,受難者的私人記憶與時代烙印緊緊融合在了一起。

續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