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政要》與《康熙政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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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秦山　

（二）《康熙政要》

康熙大帝，愛新覺羅氏，名玄燁，是清朝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後第二位皇帝，年號“康熙”，取萬民康寧、天下熙盛的意思。康熙大帝奠定了清朝興盛的根基，開創出康乾盛世的局面，被後世學者尊為“千古一帝”，廟號聖祖，謚號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功德大成仁皇帝，通稱為“聖祖仁皇帝”。

《康熙政要》主要記載了康熙大帝平時為政處事時的一些訓誡和言談以及和大臣們的對話等，其中包括君道、任賢、寬仁、儉約、誠信等諸多方面。

《康熙政要》的編纂者是章梫（1861-1949），名正耀，字立光，號一山，浙江省三門縣海遊鎮人，著名學者、教育家、書法家。章梫出生於書香門第，6歲入私塾，18歲應試中秀才，復至杭州詁經精舍深造，師從江南名師俞曲園，得俞親與面授，研學經史，兼學數學、天文、地理，學業日進。曾到四川、江西、湖南諸省謀事，考察民情風俗，以廣見識。光緒三十年（1904），章梫進京考取進士，殿試授翰林院檢討。以後，歷任京師大學堂譯學館提調、監督，翰林院國史館協修、纂修，功臣館總纂、德宗實錄館纂修，郵傳部丞參上行走。又兼京師大學堂經科、文科提調，郵傳部、交通部傳習所監督，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校長等職。

章梫在“觀歷代興衰之故，考列朝因革之原”的基礎上，認為康熙之治冠於“百王之治”，章梫在《康熙政要》“題識”中給予了康熙大帝極高的評價，“竊以為百王之治，無有過我聖祖之盛者。聖祖仁如堯，儉如禹，文如舜，武如湯，好學如殷宗，敬勝如周考，而其治似因實創，其實似安實危，運以神謨，廓乎大定，享國久遠，蔔世綿長。”

基於康熙盛世的恢宏和對康熙大帝的欽佩敬仰，章梫於是萌生效仿唐朝吳兢的《貞觀政要》而作《康熙政要》的念頭。為了實現這一宏願，章梫利用自己的任職條件，廣泛搜集正史材料慎重甄錄相關文集，對稗官野史則抱著“非敢雜廁”的嚴謹審慎態度。同時，他又主動地同講習館同僚諸臣“朝夕討論”，“再易寒暑”之後，終於編纂成《康熙政要》二十四卷，合四十二篇。章梫認為康熙大帝“聖學之大、德量之閎、規模之遠，實即萬年有道之治所由啟”。

《康熙政要》一書仿照唐代吳兢《貞觀政要》體例，分門別類，選輯各種文獻中有關康熙事跡的資料，其篇目較《貞觀政要》增加了“遵法祖制”、“優禮大臣”、“勤學”、“恤勛舊”、“尚廉”、“理學”、“輿地”、“歷算”等。據作者“題識”，《康熙政要》完成於宣統二年（1910），亦當於此時刊刻行世。這裏僅摘選以下四段與讀者共享。

卷二·論政體第二：康熙二十五年（1686），聖祖皇帝吩咐大學士等官說：“我認為自古以來帝王撫綏統禦百姓，政治清明，教化通暢，與其以刑罰懲治民眾，使人畏懼法網，幸免無罪，不如以道德感化，使民眾純一向善，不忍心為非作歹。《尚書》上說：‘天下萬邦調和融洽，黎民百姓變得良善和睦。’又說：‘皇帝對臣下簡明易行，對民眾寬宏大量。’唐堯、舜禹的時代，依從人們的願望來治理，像風一樣鼓動四方人民，其效果就驗證了這一點。我曾經傾慕上古的興隆，努力推行教化，希望以此感發人們的天良，與他們一起走向正直之道。”[註]

卷十一·論寬仁第十四：康熙三十五年（1696），聖祖皇帝吩咐議政大臣等說：“天下應當以仁德感化，而不可只以威勢懾服。如今我親征噶爾丹，都是噶爾丹咎由自取。況且噶爾丹兇惡殘暴，我則以寬仁對他；噶爾丹奸詐狡猾，我則以誠信對他。我曾經看到經史文獻上說，只有仁者無敵。現在噶爾丹已經窮途末路，派遣使者格壘沽英前來乞和，我的意思仍然是安撫。”諸位大臣上奏說：“皇上真是天地好生之心，實在是從古以來所沒有的。”聖祖皇帝說：“古代的將帥，即使善於用兵，但多殺戮已經投降的敵人。有的其自身不得善終，有的子孫不昌盛，這都是好殺的明確警戒。古代的君主，有的窮兵黷武，好大喜功，我的意見則不以為然。我只希望天下和樂，四海升平，家給人足，人民各得其生罷了。噶爾丹的使者格壘沽英，可以仍舊遣返。”[註]

卷十六·論理學第二十八：聖祖皇帝禦撰《性理大全序》寫道：“上古時代的聖王，之所以能夠繼承天子之位，作為天下萬民的君主和老師，不僅僅在於治國之法的嚴明完備，而在於心法、道法的精微。執中之道的訓誨，開始於唐堯、虞舜，帝王之學，沒有不是由此生發開來的。談論人心，就說：‘人心自私危險，道心幽昧微明。’談論人性，就說：‘順從人的自然天性，找到安定他們的辦法的就是君王。’按照天性相同的道理，人心中固有的良知，是各種善念的淵源所自。以此為本建立至高無上的統治原則，則成為純正的天德王道；以此誘導教化民眾，則成就治理的一道同風。想要修養身心，達到理想的治世，離開這個大道還有何路可走呢？我繼承太祖、太宗積累的完美典制，繼承世祖章皇帝的宏圖大業，日夜恭敬戒懼，嘉惠海內，以期達到隆平之治。每每想到唐堯、虞舜與夏禹、商湯、周文王的政治以道義為本，而他們的道義則以心性為本。認真辨析心性之理，以輔助闡釋六經、發揮聖王之道，沒有比宋代各位大儒更加詳盡的了。”[註]

卷十七·論經史文學第二十九：《四書解義》刊刻完成，聖祖皇帝禦撰序言寫道：“我考慮天生聖賢，作為人民的君主和老師，千秋萬代道統的承傳，也就是統治所系的關鍵。自從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之後，則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而《易經》、《書經》、《詩經》、《禮記》、《春秋》之外，還有《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這四部書。就好像日月之光經行於天空，五嶽四瀆之山水流淌和峙立於大地。多麼重要啊！有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四子，而後堯、舜、禹、湯、文二帝三王之道才得以傳承下來。有了四子之書，而後《五經》的理論體系才得以完備。四子之書，首先是得到了《五經》的精義，然後加以闡發議論。孔子以人類誕生以來從未有過的聖明，與春秋列國的君主、大夫以及他的弟子討論政事與學問，天德王道的全部，修己治人的關鍵，都在《論語》一書之中。《大學》、《中庸》都是孔子思想的薪傳，曾子、子思獨得其正宗。明德新民，止於至善，這是國家天下之所以得到治理和安寧的原因；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以及致中和，這是天地萬物之所以生長創造、九經五達道之所以通行天下的根本。到了孟子，繼承往聖的道統，開創後來的儒學，破除異端邪說以端正人心，使得人性本善、仁政仁義的宗旨能夠顯明於天下。這些聖賢的訓誨言論，都是為了千秋萬代的人民所作的。儒學的道統在這裏，天下的統治也在這裏。”[註]

實錄館總裁、軍機大臣、體仁閣大學士徐世昌在《<康熙政要>序》中，贊道，“檢討章梫，績學深思，覃於掌故，故仿唐史臣吳兢《貞觀政要》之體，為《康熙政要》卷二十有四，目四十有二，擇精語詳，使二百年以後讀者，如見先正王氏熙、馮氏溥、李氏光地諸臣一堂拜揚之盛。”同時高度評價康熙盛世為“歷年之永，作人之盛，弗祿之康，蓋自漢以來所未有也。”另一位給《康熙政要》作序的協辦大學士、外務部尚書瞿鴻輯盛贊康熙大帝，“聖祖《庭訓》嘗曰：‘心法為治法之原。’此所以上接堯舜之心傳，而克成堯舜之治道也。”

結語

吳兢和章梫以史學家的嚴謹態度為後世留下了信史，讀了兩部古籍，可以看到一條主軸，那就是，修心向善，仁心仁義，順應天理，棄惡揚善。


文獻參考及出處
1. 吳兢，《貞觀政要》，唐
2. 唐太宗李世民，《帝範》，唐
3. 康熙大帝愛新覺羅·玄燁，《覽<貞觀政要>》，清
4. 章梫，《康熙政要》，清

[註]此處為白話譯文，原文古文請參閱原著。

發稿：2016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