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釋、道和中國傳統文化（上）

打印機版 | 【投稿／反饋】

文/心緣

春秋之後的兩千五百多年中，對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最深的是儒家、釋家和道家。這三家的鼻祖：孔子、釋迦牟尼和老子也因此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受到後人的景仰。

不知是歷史的巧合還是天意的安排，孔子、釋迦牟尼和老子處於同一時代。老子的出生年月不詳。公元前566年4月初八，釋迦牟尼出生在今天的尼泊爾。又過了十五年，即公元前551年9月27日，孔子出生在山東曲埠。中華文明也因了這三位聖人而熠熠生輝。

孔子・儒家・中國傳統文化

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在魯國。他名丘，字仲尼，姓孔氏。孔子家裏很窮，社會地位也很低。他長大後，做過小吏。為了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他用了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帶領弟子周遊列國，奔走遊說。但是他的主張一直沒有得到重視。在六十三歲的時候，孔子回到了魯國。魯國最終也沒有重用孔子，孔子也不再要求出來做官了。

此後，孔子潛心於授徒講學，編撰典籍，儒學作為一種思想體系在這遲暮的九年裏最終形成了。最為著名的是：孔子完成了被稱為“六藝”的《詩》、《書》、《樂》、《禮》、《易》、《春秋》的編修。除《樂》後來遺失外，其它經書一直是後世王朝學校裏的基本教材。

孔子還根據魯國的史書作了《春秋》，上起魯隱公元年（前722），下止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共包括魯國十二個國君。以魯國為中心記述，尊奉周王室為正統，以殷商的事跡為借鑒，推而上承夏、商、周的傳統，文辭簡約而旨意廣博。吳、楚之國自稱為王的，在《春秋》中仍貶稱為子爵；晉文公與諸侯會盟，實際上是召周襄王入會的，而《春秋》中卻避諱說“周天子巡狩來到河陽”。依此類推。《春秋》就是用這一原則，來褒貶當時的各種事件，後世稱之為《春秋》筆法。

孔子是中國教育史上私人授徒講學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學在官府，孔子興辦私學，廣收門徒，把教育對象擴大到了平民，把文化知識傳播到民間，為古代的教育做出了巨大貢獻。

孔子就學的弟子大約在三千人，其中能精通禮、樂、射、禦、數、術這六種技藝的有七十二人。至於多方面受到孔子的教誨卻沒有正式入籍的弟子就更多了。

孔子死後葬在魯城北面的泗水岸邊。他的弟子和魯國其他人，相繼前往墓旁居住的有一百多家，因而就把這裏命名為“孔裏”。魯國世世代代相傳，每年都定時到孔子墓前祭拜，而儒生們也在這時來到這裏講習禮儀，舉行飲酒禮，以及比射等儀式。

孔子的墓地有一頃大。孔子故居的堂屋以及弟子們所居住的內室，後來就改成廟，收藏孔子生前穿過的衣服，戴過的帽子，使用過的琴、車子、書籍等，直到漢代，二百多年間沒有廢棄過。

後來孔子的弟子們根據孔子的言行編成了《論語》，它成為今天我們認識孔子最直接可靠的資料。孔子創造了以“仁”、“禮”、“中庸”、“教”與“學”為主要內容，包括政治、倫理、道德、教育等思想在內的完整學說，期望規範上自君王，下至黎民百姓的行為。他告訴了人們什麼是中庸，什麼是仁、義、禮、智、信等，對中國，乃至東南亞的歷史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

那麼孔子的儒家思想包含哪些主要內容呢？

一、“仁”是孔子思想學說的核心：

孔子明確提出，“仁”即“愛人”（《顏淵》），並進一步闡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雍也》）。為“仁”，應該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顏淵》）。這種思想貫穿了孔子思想學說的各個方面。

孔子更具體指出“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這五者就是“恭、寬、信、敏、惠”。因為“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陽貨》）。這五種品德，都建立在對人的尊重關心和體諒上。“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即學生要在這四個方面學習：學問、言行、忠恕和信義。

孔子特別強調“仁”的價值和作用。他認為，“仁”既是每個人必備的修養，又是治國平天下必須遵循的原則。對於為政施治，他倡導立足於對人的關心愛護，以教化的方式來達到治國安邦的目地。提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其所謂“德”，就是“仁”的精神體現。

他在倡導“仁”、“德”的基礎上，進而提出了一種“大同”的社會理想，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禮運》）這種“大同”的社會，實際上就是“仁”的精神得到充分而全面體現的社會。

“大同”的理想難以實現，孔子退而提出“小康”社會的理想：“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裏。……刑仁講讓示民有常……是謂小康。”（《禮記．禮運》）這是初步貫徹“仁”的精神的社會。

二、“禮”是孔子思想學說的另一個重要範疇：

“禮”作為一種社會行為規範，由來已久。孔子認為，到了周代，“禮”發展得最完備，因此，他最為崇奉的是周禮。

在孔子看來，“禮”是從天子到庶人，人人必須遵守的行為規範。孔子所謂的“禮”，包含內在精神和外在形式兩方面。其內在精神是維護當時的宗法等級制度及相應的各種倫理關系。

“禮”的外在形式，包括祭祀、軍旅、冠婚喪葬、朝聘、會盟等等方面的禮節儀式。孔子認為，註重“禮”的內在精神固然重要，而內在精神終究還要靠外在形式來體現。所以對這些禮節儀式，孔子不但認真學習，親履親行，而且要求弟子們嚴格遵守。

因為“禮”的內在精神是維護宗法等級制度，所以和每個人的地位名分又是相通的。行為上恪守自己的名分就是守“禮”，越出自己的名分就是違禮。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不能“自法侯出”更不允“陪臣執國命”。在家庭方面“父為子隱，子為父隱”。

因此，孔子不但明確提出“正名”的主張，而且還通過編修《春秋》，對種種違禮僭越的行為進行了譏刺貶斥。

三、孔子還提出了“中庸”思想：

其要點有二：第一是“中”，第二是“和”。孔子所謂“中”，不是折衷與調和，而是指在認識和處理客觀事物時，要做到“適度”、“恰如其分”，而“適度”和“恰如其分”的基礎就是從實際出發。

孔子還提出了“和為貴”的觀點。“禮”本來是用來顯示不同等級之間人們身份差別的，強調“和為貴”，就是強調差別之間、不同等級之間關系的協調與和諧。對於這種“中”與“和”的思想，孔子主張不僅要作為一種認識和處理事物的方法來看待，而且還應該通過修養和鍛煉，把它融入自己的性行和品質中，成為人的美德。

四、孔子一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經驗豐富，“教”與“學”是他思想學說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孔子學無常師，一生虛心好學。　他提倡“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為政》）。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又說要“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孔子也向他的學生學習，提倡“當仁，不讓於師”（《衛靈公》）。

當子夏問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孔子回答說：“繪事後素。”又問：“禮後乎?”孔子說：“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八佾》）他在總結自己的學習經驗時說：“吾常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衛靈公》）

他提倡奮發學習，講求學習方法。在知識的形成積累上，強調學與求的重要性，稱自己是“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要求弟子“發奮忘食”，“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他說：“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述而》）又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一方面要求把思考分析建立在學習探求的基礎上，另一方面又要求把學到、聽到和見到的東西加以分析研究，變成自己的知識，豐富提高自己。他還強調學與行結合。他說：“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認為只說不做是可恥的，“恥躬之不逮也”（《論語．裏仁》）。“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憲問》）。 孔子的教育實踐與經驗，為中國傳統教育理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可以說，孔子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奠基者。他的上述思想成為後世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之一，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以及社會心理等各方面都產生了深遠影響。以“仁、義、禮、智、信”為基礎的儒家思想重視人的道德修養，講氣節，重道義，關心別人，提倡寬忍平和、豁達樂觀；關註國家、人民的整體利益，講求修齊治平，這對於提高人們的道德修養，保持和諧的社會關系，穩定社會等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許多朝代的有道國君都遵循孔子的思想治國平天下。

對於孔子，漢代史學家司馬遷的評價是：《詩》中有這樣的話：“像高山一般令人瞻仰，像大道一般讓人遵循。”自古以來，天下的君王直到賢人也夠多的了，當活著的時候都顯貴榮耀，可是死了就什麼也沒有了。孔子是一個平民，但讀書的人都尊他為宗師。從天子王侯到全國談六藝的人，都把孔子的學說作為最高準則，可以說孔子是至高無上的聖人了。因此，知中華者必知孔子，不知孔子就不能真正的了解中華傳統文化。

發稿：2014年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