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行之【明見網9月2日訊】一
我幼年是在一個偏遠山村度過的，那是一段極為短暫的時光，它在我心靈幕布投射了這樣一幅田園詩般的美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傳統農耕方式；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淳樸民風；溫馨自然、樸素和諧的鄉民交往；不管富裕還是貧窮都被嚴格執行的傳統“家規”……這種文化給我童年生活留下了夢幻般的色彩，剛剛睜開眼睛看世界的我從這種文化當中得到了禮儀訓練和道德熏染，這包括尊重他人、孝敬長輩、對窮人富於同情心、幫助你能夠幫助的任何人，不說謊，不張揚，平和順遂……等等。
在我的記憶裡，最值得回味的是大年初一早晨，把餃子端上炕桌以後，按照“規矩”先給爺爺磕頭。父親、母親站在炕沿下面鼓勵和威脅著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我和哥哥十分窘迫，笑著，幾乎是滾在炕上完成這一過程的。爺爺笑得滿臉都是皺紋，連連說：“行了行了行了。”把幾毛錢塞到我們手裡作為壓歲錢，這以後全家才聚攏到桌子周圍吃年飯，吃飯是不允許說話更不允許吧唧嘴發出聲響的，否則你會受到斥責。
我長大以後──整個社會已經由於連續的政治運動變得極為野蠻──嚴格說起來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才突然發現幼年時代那種讓人著迷的生活狀態和準則都被古人寫到了《三字經》、《顏氏家訓》、《菜根譚》之類蒙學讀物裡，也就是說，我過的樸素無華的鄉間生活其實是有淵源的，它就淵源於傳統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農耕文化，這種文化直到上個世紀50年代初雖經戰亂飢荒也還沒有受到擾動，它就像空氣一樣氤氳著這個並不富裕但是充滿了人性和道德的小小世界。
（順便說一下，從章詒和先生的《往事並不如煙》中，能夠嗅到一種目前已經極為罕見的貴族氣息，它也同樣淵源於這種傳統文化，與我在鄉間感受到的東西相比，只是處在不同層級而已。）
後來家鄉開始和全國一樣搞初級社、高級社，農民的土地被“國家”掠奪，私有制壽終正寢，與之對應的文化也就扭曲了，變形了，再經由完全瘋狂了的“大躍進運動”，它終於在一個被政治折騰得喪失理智的所謂“禮儀之邦”中解體，轟然倒塌成為一堆齏粉。從此，中國人過上了與以往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不相同的生活。
我現在也經常回家鄉去看一看，目前那裡竟然發展到豬被仇家毒死、果樹被嫉妒的人砍斫、房子被人點燃燒得趴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關在高大院牆裡面的牛竟然也被人不留痕跡地偷走──據說是把兩根長桿架在院牆上，一頭伸到牛肚子下邊，另一頭用重物拉拽，結果牛就被橇起來，悠揚地滑落到院子外面；為了幾分承包地，兄弟姐妹反目為仇；講究孝道的鄉間，竟然也出現了不豢養父母、不給父母飯吃、甚至毆打父母的事情……偷偷信奉基督教的鄉親們跟我低聲數落很多很多聞所未聞的人間罪惡，嚇唬我說世界末日就要到了，這些有罪的人都將被上帝審判。
這還是我記憶中的家鄉麼？不是了。
禮儀消失了──在“真”消失的地方，“假”必然橫行，在“假”橫行的地方，人必然虛偽，於是，人與人之間傳統的交往原則被爾虞我詐、唯利是圖、虛情假意所替代，社會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機理；道德滑落了──人們不再認為活在這個世界上不僅對自己同時對他人也承擔著義務，一個不能從社會得到溫暖的人也不可能用溫暖的目光看社會和他人，這樣的個人必然會成為中心，在一個到處寫滿了“我”的地方，卑鄙和罪惡將應運而生；宗教情懷瓦解了──不相信鬼神當然也就不相信報應，不相信報應也就無所謂善惡，人們既不想往天堂也不害怕地獄，就像在叢林中穿行的野獸，一切都服從於存活下去的目標，包括虛偽，包括妥協，包括出賣，甚至於包括殺戮。
我常常想，假如孔子活到現在，老人家會作何感想？他同樣會像對他所處的時代那樣感嘆“禮崩樂壞”嗎？面對這樣一個不讓人稱心的世界，老人家何去何從？是無可奈何地“乘桴浮於海”遠去，還是因為“道”的遺失而在廣袤大地上哀號？如果有人安排讓老人家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並讓他寫出學習心得，他將說些什麼？如果我們有幸成為他的弟子，這位誨人不倦的老師會發給我們一篇並不使用的講義而另外發表一套頗有政治風險的說辭麼？或者……老人家和我們這些肉眼凡胎一樣只看到鼻子底下三尺的地方，屈服於生存需要，出於全家老小生計考慮，也按照社會的標準模式給我們講述蘇東巨變導致的社會主義運動遭受暫時嚴重挫折？沒有人知道。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的道德狀態，歸根結底是由社會政治、經濟制度決定的。在一個人與社會、“家”與社會沒有明確邊界的地方，家庭的傳統禮儀和所謂的規矩必然潰解；在田產不再屬於個人的狀態下，偷盜自然會成為常態──在一個曾經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地方，偷盜這種為人所不齒的行為竟然司空見慣，你還想像不來必將會發生其他更為嚴重的罪惡嗎？你能阻擋住社會的這種急遽演變嗎？
你不能，誰也不能。
二
個體記憶與歷史記憶在一定條件下會交匯成為同一條河流，我對於歷史的見解就來自這種交匯──交匯很多，我只說其中的一次交匯，即眼前這個世界對我的精神世界產生第一次衝擊的那次交匯。
事情發生在“大躍進運動”期間。關於這場運動，歷史記憶是這樣的：這是發生在1958年的中國在經濟建設中以高指標為主要標誌的運動。第一個五年計劃後期，在經濟建設上急於求成的思想開始出現，1958年1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南寧會議上批評“反冒進”，說1956年中央領導人糾正經濟工作中的急躁冒進偏向是右傾，使6億人民洩了氣。《人民日報》1958年2月2日發表社論指出：“我們國家現在正面臨著一個全國大躍進的新形勢。”同年3月3日，《中共中央關於開展反浪費反保守的指示》正式提出“社會主義生產大躍進和文化大躍進運動已經出現”，要求修改2月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國民經濟計劃，農業總產值的增長速度由6.1％調高到16.2％，工業總產值的增長速度由10％調高到33％。至此，經濟建設離開了實事求是、穩步前進的軌道，一場全國性的“大躍進運動”被發動起來了。
“大躍進運動”的主要標誌是在經濟建設各個領域提出不切實際的高指標。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估計當年糧食產量從1957年的1850億公斤增加到3000-3500億公斤。基於這種過高的估計，會議要求各省、自治區黨委把工作重心從農業轉到工業方面，並正式決定和公開宣布1958年的鋼產量要從1957年535萬噸增加到1070萬噸，全國隨即出現全民大煉鋼鐵運動，實現鋼產量1070萬噸成為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農村不顧秋收大忙，抽調5000萬勞動力煉鋼，城市機關、團體、學校以至街道居民都支起爐灶大煉鋼鐵，在這個過程中，違背科學、違背社會發展規律的高指標、瞎指揮和浮誇風在權力作用下盛行起來，老百姓被盲目驅使，成了沒有權力主導就不會種莊稼的莊稼人、不會生產產品的工人。
1958年11月-1959年7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覺察到大躍進運動中出現“左”傾錯誤，在著手糾正“共產風”的同時，強調要反對浮誇冒進，對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指標作了較大的縮減。但是，由於毛澤東個人的需要，在1959年8月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終止了正確的方針政策，竟然決定決定開展反右傾鬥爭後，一度有所收縮的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再次泛濫開來。
直到1960年冬天，中共中央才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正是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給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帶來重要影響、甚至改變許多人人生方向的“大躍進運動”在壽終正寢。
用上述粗疏抽象的方式無法複製生動鮮活的歷史記憶，因此，我們還需要一些具體的事實材料來做補充，我只說對我認識世界產生作用的部分，即嚴重的浮誇風和它對我的家鄉的影響。
我先從宏觀角度引述一些數據，這些數據都是從當時媒體報導中得來的──
1958年7月份，從農業戰線傳來喜訊，湖北省長風農業生產合作社，早稻畝產達到15361斤；農業部公布夏糧產量同比增長69%，總產量比美國還多出40億斤；1958年10月1日《天津日報》報導，天津市東郊區新立村水稻試驗田畝產達到12萬斤，毛澤東主席神採奕奕地前來視察，從此新立村在全國名聲大噪，參觀者絡繹不絕；10月8日和10日兩天，《天津日報》又分別報導天津市雙林農場“試驗田”畝產稻穀126339斤，放了一顆“衛星”，再次轟動全國；隨後，保定市徐水縣一畝地產山藥120萬斤、小麥12萬斤、皮棉5000斤、全縣糧食平均畝產達到2000斤的高產“衛星”，毛澤東主席再次於1958年8月4日到徐水縣視察，對徐水縣取得的成績大加讚許，徐水縣和天津市新立村一樣一夜之間全國聞名，成為“大躍進運動”中一顆耀眼的明星，各地黨政領導幹部也紛紛前來學習取經。
我年幼，不知道家鄉縣、鄉領導是否到天津市或者保定市參觀取經，但是此類事情在今天不難想像，因為所有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歷史時空之中，人做什麼事情在很多情況下是社會的選擇而非自己的選擇，所以我有理由認為縣、鄉領導同樣受到了天津市、保定市那些用謊言樹立起來的典型的欺騙或者說影響。
留在我記憶之中的一件日常事件，也從另一方面佐證了那個偏僻遙遠、民風淳樸的小山村同樣的確受到了謊言的侵擾。
有一天早晨，村子裡突然人聲鼎沸，伴隨著雞鳴狗叫，就像來了狼一樣。母親從外面跑進來，對爺爺說：“打狗了！”我從來沒有見過母親如此慌張驚恐，馬上嚇得“哇”一聲哭起來，母親把我攏在懷裡勸哄，我抽噎著看爺爺。爺爺似乎並不驚奇，仍舊像以往那樣表情沉鬱，緩緩地說：“打就打吧！”這差不多是一種決絕的態度了。
爺爺為什麼決絕？原來，我們家有一條大黃狗，忠誠老實，就像家庭成員一樣，爺爺尤其喜愛它，經常把自己捨不得吃的東西拿給它。最初聽說要打狗，爺爺本能反應是把大黃狗藏在什麼地方，讓它躲過這一劫，風潮過去再說。但是全家人在一起咳聲嘆氣了整整一個晚上，最終還是認為這不是辦法──那時候我的家鄉還有狼，經常到村子裡偷吃豬雞之類老百姓豢養的東西，所以幾乎所有人家都養狗，我們家的大黃狗更是人人皆知，你能把它藏到哪裡去？躲得過初一躲得過十五麼？再說，父親是村幹部，本身還負有帶頭的責任，怎麼能打別人家的狗反倒把自己家的狗藏起來呢？所以，事情就在爺爺和全家人極度焦躁與沮喪中放了下來，沒想到三天以後劫難就來了。
爺爺說“打就打吧”的時候，大黃狗就踞蹲在炕沿底下，用富於人性的目光看看這個看看那個，好像很想弄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它能不能做一點兒什麼？人都無可奈何，一個畜生又能夠做什麼呢？爺爺下炕，蹲下身子，摩挲著大黃狗，大黃狗受到撫愛，歡快地搖著尾巴，嘴裡呢喃有聲，儼然在與人進行沒有任何阻礙的交流……就在這個時候，院門被撞開，一伙拿著鎬頭和木棍的民兵闖了進來──這些平時關係很好的鄉親，由於被賦予了執行國家意志的職能而變得粗野起來──大黃狗不以為禍端將至，甚至都沒有叫喚一下，等著來人向爺爺說明情況。
爺爺緊閉住眼睛，揮了揮手，然後坐回到炕上，倚靠著被垛，把雙手揣在棉袍袖筒裡，緊緊閉上了眼睛。一個拿繩子的人準確地把繩子套在大黃狗脖子上，拖到了院子裡，隨後就傳來鐵鎬和棍棒□哩啪啦毆打的聲音，傳來大黃狗一陣陣撕心裂肺般的哀鳴……我在母親懷裡沒命地哭嚎，母親拚命摟抱住我，我感覺她的身體在顫抖。沒過多久，院子裡就沉寂下來了，大黃狗被拖走了。
為什麼要打狗？我後來才知道，這種沒有人質疑沒有人反對的暴行僅僅是為了漚肥，為了增加紅薯產量，為了放一顆白薯畝產達到多少多少斤的衛星！
隨後發生的事情是：村子中央架起十幾口大鍋，日夜不停地把被打死的狗烹煮成肉湯，似乎還有共產黨、共青團、突擊隊之類組織的旗幟在獵獵飄舞，成年人有的在砍伐村中央生長了幾百年的大樹，有的用斧頭把樹幹劈開，有的把木柴插到大鍋底下，一閃一閃的火光中，人影幢幢，穿梭忙碌，空氣中瀰漫著令人作嘔的血腥味兒和神秘恐怖的氣息，我躲在很多孩子中間，大張著嘴，連大氣也不敢出，緊張地看著這個莫名其妙的大人世界。狗肉被烹煮成湯以後，分別盛到大缸裡等待晾涼，涼了以後由青年突擊隊排隊用水桶擔到村西頭最肥沃的地裡，澆到紅薯秧子下面，然後由匍匐在地上的婦女用手掩埋好，就像掩埋下一顆顆巨大的希望的種子。
這件事是不是大張旗鼓上了縣報或者省報，縣、鄉領導是不是因此得到了很大的榮譽，我不得而知，但是在那樣一種狂熱的社會氣氛中，我敢肯定打狗和把狗肉湯作為肥料嬌慣到白薯下面，一定是得到鼓勵和讚賞的行為。
一種行為當然要導致一種結果，打狗煮湯的結果怎樣呢？結果是：被架起來的白薯秧子長到樹那麼高，而秧子底下的白薯就像小孩子的雞雞一樣大小。
這就是全村一百多條狗命換回來的東西，這就是全村人家忍受失去幾乎相當於家庭成員的痛苦換回來的東西，用社會學術語說，這就是私人生活空間被公權力強行擠佔以後換回來的所謂“公共利益”。而這一切都是在“大躍進運動”的政治謊言和畝產達到多少的謊言覆蓋下發生的，從顯現的意義上說，它是我們社會的一種常態。所謂“常態”，就是無人質疑，無人指責，仿佛一切都是應當發生的──國家意志自然可以消解任何質疑、任何指責，這是謊言之所以大規模存在的保證，沒有人能夠動搖這個保證，山溝裡的老百姓更不能。
失去大黃狗，爺爺總是低垂著眼睛靜坐在炕上，眉宇間仿佛凝聚了千古憂愁，成天不說一句話，隔一段時間就發出長長一個“唉”字……這件事如此清晰地留在我的記憶裡，其實全部是感性的東西，它所深含的歷史意義是後來才被補充進去的。也正因為如此，所有我上面列舉的數字就都不是抽象的了，我知道那是國家編造的謊言，這種謊言侵襲著我們的日常生活，讓我們失去本性，失去天真，失去真誠。
經歷了這件事，一個孩子的稚嫩心靈也感覺到世界發生了變化，它再也不是那個讓我著迷的世界了，我對它充滿了恐懼，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時候要發生什麼事情，對於弱小個體來說，尤其如此。
(9/2/2008 4:42:00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