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少江【明見網2月11日訊】昨天，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了二零零七年的經濟統計資料。在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取得了百分之十一點四的高增長速度。中國的高增長反映了社會對增長的需要。這種需要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巨大的剩餘勞動力需要高增長來提供就業機會；二是中國財政需要高增長來緩解社會矛盾，而這些矛盾大多數是由於政府長年忽視低收入群體的福祉所形成的。
中國社會對超高經濟速度的依賴如此之強烈，以至於雖然中國政府已經知道如此超高速度的增長已經帶來了資源的大量浪費，造成了環境的繼續惡化，導致了經濟結構的進一步扭曲，也多次提出要將增長的速度降到合理的水平，但是卻始終不敢採取決定性的步驟將中國的增長速度將到一個可持續的合理水平。
要全面理解中國經濟的資料還需要等待更全面的統計資料。現在僅就昨天中國統計局長謝伏瞻在記者招待會上所公布的一些簡單的資料，對中國高速增長背後的一些現象進行初步的分析。
解讀統計資料的第一個突出結論是，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目標沒有能夠實現。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提出中國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目標是要將過高的經濟增長速度降下來，但是這一政策實行的結果是，經濟速度不僅沒有能夠降下來，反而達到了自十四年以來的最高水準。在從二零零三年以來到二零零七年的五年間，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經濟增長的速度分別為九點一、九點五、九點九、十點七、十一點四。與中國政府所期待的完全相反。我們先不談中國政府預定的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是否合理以及為什麼中國政府沒能實現原定的宏觀調控的目標，我們在此只是強調，這個目標並沒有實現。我充熙趣地等待著中國領導人在今年三月人代會上對這一問題的進一步解釋。
統計資料給人們的第二個重要印象是，經濟過熱在中國已經是一個嚴峻的現實。雖然中國政府多次重申稱中國當前只存在經濟過熱的危險而並沒有形成現實的經濟過熱，但是通貨膨脹的強勁勢頭卻是對中國政府這一“猶抱琵琶半遮面”的說法的一個直接的否定。
去年中國消費價格指數上漲了百分之四點八，其中尤其是與普通民眾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食品和居住價格的上漲最為顯著。據中國官方的統計資料，食品價格的上漲幅度為百分之十二點三。由於中國政府並沒有將制定消費價格指數的具體方法、尤其是各種不同商品在計算中的權重公之於眾，所以我們還無法判斷這一資料的合理性。但是據中國媒體在主要城市對老百姓的調查結果看，老百姓所能感覺得到的價格上漲幅度遠高於官方的資料。
即便按照中國官方的資料來解讀，中國的通貨膨脹也達到了任何市場經濟國家都認為的不健康的水平。根據經濟學常識，雖然有的國家的經濟過熱並不一定表現在顯性的通貨膨脹上；但是顯性的通貨膨脹則一定表明該國的經濟出現了過熱的現象。不僅如此，如果不及時制止通貨膨脹，由於價格指標的扭曲，會鼓勵盲目的浪費性投資，從而導致已經過熱的經濟進一步熱下去的危險。我想中國政府對這一危險是有認識的，這正是其為什麼在近來採取了強硬的行政措施和緊縮的貨幣政策雙管齊下的方法，將制止通貨膨脹作為維持社會穩定的首要任務。
筆者將在下篇評論中繼續就統計資料所揭示的中國通貨膨脹的成因、中國過去一年經濟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的變化等進行分析。
筆者在上篇評論中提到在解讀中國國家統計局二零零七年的經濟統計資料時的兩個印象：一是中國政府提出的將超高經濟增長速度降下來的的宏觀調控目標沒有能夠實現；二是中國的通貨膨脹明確無誤的表明中國經濟早已經是在過熱的區間運行，而不是如同中國政府所說的只是存在過熱的風險而已。
對這組最新的統計資料的第三個解讀是，中國的通貨膨脹其實不是什麼局部的或結構性的通貨膨脹，而的確如同貨幣學派的經濟學家們所描述的那樣，在本質上是一種貨幣現象。具體地說，就是中國政府超高的貨幣發行速度是導致當前的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
二零零七年中國實體經濟的增長與前年相比為百分之十一點四；而廣義的貨幣發行量卻增加了百分之十六點七；貨幣發行的增長高於實體增長四點三個百分點。如果我們比較一下實體經濟和貨幣發行的絕對增量，對貨幣發行作為通貨膨脹的一個重要原因就能夠有一個更清晰的理解。去年經濟實體的絕對增加值為兩萬五千二百億元左右；而貨幣發行的增加值則為五萬七千千百億元左右。換言之，貨幣發行增量為實體經濟增量的百分之二百二十九左右。
事實上，多年來中國的貨幣發行增量一直大大高於實體經濟的增量。這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一定時期具有相對的合理性，因為經濟中的許多成分正在經歷一個貨幣化的過程。問題是，經過三十年的改革，中國經濟的貨幣化過程基本完成，但是中國政府不僅沒有隨著貨幣化過程對相對貨幣增量需求的減弱而降低貨幣發行增速，反而越來越依賴通過發行貨幣來解決經濟面臨的國內、國際矛盾。
尤其明顯的是，近年來中國政府高度依賴大幅度增加貨幣發行作為增加各級政府財政收入和避免人民幣升值的手段。這樣一來，中國社會積累了超過作為交換媒介所需要的大量貨幣剩餘存量。這些多餘的貨幣多年來一直在股票、不動產、生產資料等市場之間游移，尋找釋放能量的空間。去年終於對與民生密切相關的消費品價格進行了突襲，形成了消費品價格的大幅度上漲。
去年中國統計資料所揭示的第四個重要現象是，中國社會中不同地區和社會階層收入差距的問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有擴大的趨勢。就城鄉收入差距而言，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早已經為中國學者甚至政府的官方檔所承認。就貨幣收入而言，城市居民是農村居民的三點五倍左右；如果將城市居民所享有的非貨幣福利因素也考慮在內，它們之間的收入比則高於六比一。二零零七年的統計資料表明，扣除價格因素，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低於城市居民收入增長的二點七個百分點，這明白無誤地表明相對貧困的農村和相對富裕的城市之間的收入差距正在繼續擴大。
當然，城鄉之間持續擴大的收入差距並不意味著所有的城裡人都是富人。事實上，城市中的窮人日子也是越來越難受，而富人的收入則越來越高。統計資料中有兩組資料支援這一觀點。一組資料是，去年中國的股市、房市和工業利潤都是上漲的。眾所周知，絕大多數仍然在為衣食生計發愁的低收入者是無法從這些上漲中得到好處的。能夠從中獲益的主要是在這些領域有大量投資的富人。
另一組是關於中國食品價格上漲的資料。根據經濟學原理，不同人群在其總收入中用於購買食品的比重是不同的。窮人用於食品的支出在總收入中所佔的比例相對較高，這也就是經濟學家們所說的恩格爾係數較高。去年食品價格大幅度上漲中遭受衝擊最大的正是這些低收入人群。這一點也意味著窮富之間的實際收入差別實際上正在擴大。
分析國家統計局關於二零零七年的初步統計資料，筆者所得到的第五個印象是中國的經濟增長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更加嚴重。
分析一個國家國民生產總值的最終流向，或者說分析該國生產的物品和服務的最終市場在那裡，是對經濟增長的動力進行結構性分析的一種常用方法。根據國民生產總值的定義，一個國家當年生產的所有產品的最終走向無外乎是三個：該國國民當期的消費；或者是通過投資轉變為新的生產能力用於今後的消費；或者作為淨出口輸往別的國家了。經濟學上有一個公式來描述它們之間的關係：國民生產總值=投資＋消費＋淨出口。這個公式用於分析一個國家經濟的結構和增長的動力十分有效。
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和絕大部分經濟學者都對中國失衡的經濟結構表示擔心。這種失衡的表現是多方面的。僅從投資、消費、出口這三者的關係看，中國的經濟對投資和出口依賴嚴重，而消費則始終是一個十分薄弱的環節。中國的消費始終只佔國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大大低於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三分之二左右的水平。
這樣一種經濟結構的弱點十分明顯。它表明佔人口大多數的低收入民眾在國民收入的分配上沒有得到應得的份額，是社會分配不公的一個重要標誌。同時他也表明中國的自然資源、環境損耗、資金等生產要素的價格被人為地壓低，從而刺激了不正常的高投資。在這樣的增長模式下，中國本國的大多數國民得不到相應的福利增長，珍貴的自然和環境資源被廉價地用於補貼富有的投資者和其他國家的消費者。顯然，這是一種不公正、不經濟的和難以持續的增長。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這種長期扭曲的經濟結構在去年不僅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中國去年投資、消費和淨出口的增長速度分別是：百分之二十四點八、十六點八和三十二點三。也就是說，投資的增長速度大約高於消費增長的百分之五十左右，而淨出口的增長速度大約是消費增長速度的兩倍左右。從增量上看，僅僅是淨出口一項便佔到當年新增國民生產總值的四分之一左右。中國的外匯儲備在過去的一年裡也增長了百分四十三點三。當前中國的主要出口國正面臨經濟增速嚴重減緩的威脅。在這種形勢下，嚴重依賴對外出口的增長模式便顯得格外的危險。
最後，筆者在閱讀、分析中國的經濟資料是也遇到了一些顯而易見的困難，主要是一些重要的經濟資料無法自圓其說，其實，這正是不少國際上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學者們常常預見的煩惱。在此僅舉一例。筆者前面的評論中談到了國民生產總值與投資、消費和淨出口的關係。如果將中國去年的投資、消費和換算成人民幣的淨出口總額加起來，基本上是與當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吻合的，其誤差不到百分之零點一。但是如果按照中國政府提供的增長率推算前一年（二零零六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發現推算出來的前一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的誤差竟然達到了百分之十以上。此外，如果我們將去年一年裡中國的投資、消費、淨出口的增量綜合起來，這三者的增量竟然高於當年國民生產總值增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這種現象證明中國的統計資料的合成仍然具有某種不客觀性，或者說中國的統計部門為了與中央政府的政策相一致，仍然在有意地隱瞞什麼。這樣的統計資料是很難為科學的決策提供可靠的依據的。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11/2008 9:08:00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