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廣【明見網9月16日訊】五十年前，1957年，我是山東大學物理系的學生，我成了反右運動的積極份子，不但批判會上發言踴躍，而且寫文章，批判我的兩位同學兼好友的“反黨”言行。他們後來都被打成“右派”，趕到農村22年，吃盡苦頭。
（一）同班同學被打右派後的遭遇
當年分配工作，我們班除了兩位右派，其它同學不論成績優劣全都留大城市，到了高校、科研單位，很多去了北京、上海。只他們兩人被趕到農村中學，這兩位同學王文誠和沉榮鑫，分別是我們的班長、團支部書記，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
後來他們的遭遇異常悲慘。
其它同學工資一年後轉正都是50多元。沉榮鑫1957年被留校查看，只發18元的生活費。1958年，分配到山東臨沂二中，每月工資25元（比當時一般工人都低），1963年摘帽後改為39元，一直到1979年右派改正，才發50元工資。較之我們落後了整22年。
王文誠被打右派後，分到浙江三門中學。遭遇和沉榮鑫很相似。工資在1957年是27.8元，62年43元，79年才改成50元。
因為是右派，所以在57年以後的政治運動中，他們都是專政的對象，“只准規規距距，不准亂說亂動。”22年之中在精神上所受到的摧殘非三言兩語可以描述。
（二）所謂的“反黨”學生
兩位“右派”同學都是我大學時的好朋友，經常在一起聊天。剛入學，王文誠學會了跳舞，就來當我的老師。他是安徽人，特別喜愛黃梅戲，經常哼唱，在他的影響下，我們班上的很多同學也都能唱幾句“天仙配”。當時我們班同學之間，本來是一個和睦、融洽的集體，大家坦誠相見，對問題常有爭論，但不傷和氣。
1957 年春天，黨中央號召“幫助黨整風”，讓大家提意見，各人從不同角度說出自已的看法。團支部書記沉榮鑫，為了發動同學鳴放，給黨提意見，在動員會上說了句 “黨又不是神仙，也是有錯誤的”，為了鼓勵大家提意見，他還說：“當年地主當家，他認識不到自己的錯誤，但別人卻看得很清楚”以後反右時斷章取義，說他把 “共產黨比作地主”，講“黨不是神仙”，是反黨，他成了“右派”。
57年鳴放時，王文誠同學說大學政治課的馬列主義內容中有些是教條，反右中批他講“馬列主義是教條”，後來79年右派改正，他的這個講話仍被認為是錯誤的，留在改正結論中作為“尾巴”，直到1988年，才去掉了這個“尾巴”。
在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中，把在“鳴放”時的一些言論拿出來批判，定為反黨言行，一些同學被內定為“右派”，作為批判對象。而另外一些在鳴放階段不那麼激進的同學，被動員去批判右派，有些人成了依靠的對象，我自己就是屬於後面這種人。盡管我當時不是黨員，入團也剛一年。
（三）我為什麼積極投入反右
1957年我為什麼成了批判同學“反黨”言行的積極份子？
1949年中共建國，我還是個初中學生。我家庭出身“反動”，父親和大哥是所謂的“反動軍官”，他們49年去了台灣。就是這樣的一個出身，為什麼到了1957年我竟成了反右的擁護者呢？我想到有以下幾點原因：
回顧歷史，1949年後中共發動的“思想改造運動”是很成功的。教科書、政治學習、媒體的宣傳、還有文藝作品，在在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中起了關鍵作用。當時意識形態灌輸，是在中共壟斷各種資源的前提下進行的，那時候在中國看不到相反的觀點，聽不到不同的聲音，我進入大學就樹立了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 的觀念。
建國後，中共當局的統戰政策也很成功，在五十年代初，當局對“反動家庭”出身的子女，實行的統戰政策，比如1949年我的“反動軍官”父親去了台灣，家中生活困難，上學成了難題，而我從高三開始，一直到1957年大學畢業都享受助學金，沒有受到歧視，我的生活和學費都有保障。我自然產生了感恩思想，那些貧農和工人的子女對當局有感恩思想的更是大有人在。
當時只要說誰“反黨”，很多人就會群起而攻之。我自己就是這樣一種人。
（四）我的反省過程
1957年我批判“右派”同學，實際上是把朋友推下火坑。但當時我卻認為自己和“右派”同學只是觀點上的差別，沒有想到他們是“階級敵人”，是黑五類，也不曾想到後來會在政治、經濟上折磨他們，會把他們壓到社會底層，接受專政22年，把他們打成賤民。
我認識“反右”錯誤是在自己遭到了批判後。
反右後第三年，1960年，在反右傾運動中我在劫難逃，自己成了批判對象，批判的主要問題是不服從黨的領導，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當時批判會由黨支部組織，物理系黨員、團員都是批判者。連續的批鬥會，我只有接受批判的義務，沒有反駁的權利。心中非常的委屈，這時我才開始想起被我批判過的“右派”同學，感到57年對他們很不公正。
1964年“四清”中我再次遭批判，大字報貼滿牆，我的名字前掛上了“漏網右派”“反革命”，因為這些罪名，“文革”中兩次坐牢，多次關牛棚。
（五）我要在行動中彌補我的過失
在關押中，我終於有了時間冷靜地思考過去，反省自己，我感到自己應該為57年在反右中的言行懺悔，要用行動彌補過失。
1967年1月我從看守所回到學校，看到一些我的“右派”老師，被關押在學校中的“勞改隊”，我寫了一份大字報，為他們鳴冤叫屈，貼在了學校的大門口。第二年的“清隊”，這份大字報被定為“鼓動右派翻天”，我又被關進牛棚，受到嚴刑拷打。
後來我被以“現反”罪判刑七年，監獄中我進一步回顧反省，終於認識了一些大是大非。刑滿釋放，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同時發出兩封信，一封給家中報平安，一封給被我批判過的王文誠同學，向他表示道歉，這也是我在監獄中懺悔的結果，這封信是在監獄中打好了草稿的。
1982年我平反返回山東大學，直到現在還和兩位“右派”同學保持聯繫。1997年我們同學畢業40周年，在山東大學又重新聚首，使我有機會與他當面表示歉意。
今天回想起來，我當年成了反右積極份子，關鍵是自己缺少獨立思考，沒有認真地解讀歷史，沒有實地考察社會，不了解發達國家的現狀，對人類普世的價值觀缺少認知，對共產黨也缺少深刻的認識。我希望自己的經歷能給現在的青年人提供借鑑。@
2007年9月15日於山東大學
(9/16/2007 8:46: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