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湧【明見網2月15日訊】有朋友從廣州來電告訴我，中國美院院長在廣州開個人畫展時，批評了時下盛行的“惡搞”現象，認為這是對文化尊嚴的傷害，其中點了胡戈《一個饅頭的血案》。該院長還指出，“戲說”的背後是文化的犬儒傾向。這種犬儒傾向以貌似的率真來遊戲人生，以自謔謔人的方式來惡搞藝術。面對這種現象，藝術的創作必須堅守道德的力量，必須堅守人文關懷。對於這些觀點，我有不同意的，也有同意的。
先說不同意的。以電影為例，從《無極》到《滿城盡帶黃金甲》，這些動不動就耗資多少個億、號稱票房多少個億的商業大片無疑代表了今天的主流文化，是典型的強勢話語。他們在文化上的墮落，陷入了唯物質主義的泥潭，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娛樂至上，娛樂至死，是他們的旗幟，旗幟的背後是票房至上、商業利益至上，已完全抽空了文化的靈魂，離開了人類正常的精神空間，如果要說對文化尊嚴的傷害，那麼，這些年來對本民族文化的傷害首先來自那些聲明顯赫、佔據著文化主導地位的名流精英們，或者說來自他們內心深處的犬儒傾向。千千萬萬的弱者、普通人、邊緣者對此除了吐唾沫，向來毫無辦法，這個時候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胡戈出現了，揮舞土製的戈矛，瞬間就將籠罩著虛幻光環的商業大片解構了。於是，從網絡到媒體一片歡呼。
直到那時，孤陋寡聞如我，才第一次聽說“惡搞”一詞。我個人以為，這樣的“惡搞”實際上恰好是“善搞”，是對那些不可一世、贏家通吃的文化大鱷一次“正搞”，是還原文化的部份真相，在這個特定時代重新恢復起文化的一點尊嚴。這確實說不上“娛樂”，更不是什麼“娛惡”，至多只是對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泛娛樂化”一次小小抗議，是對日漸脫離文化軌道的“四化”（時尚化、娛樂化、遊戲化、商品化）說了一次“不”。如果“惡搞”都是這樣，在我看來，不僅不應該批評，還應該鼓勵、提倡，應該發揚光大，讓那些號稱“正搞”、“善搞”，用金錢堆積起來，用血腥、色相包裹的所謂傑作在“惡搞”面前紛紛現出原形。與其匆忙給“惡搞”戴帽子、下結論，還不如靜下心來先想一想產生“惡搞”現象的深層原因，想一想“惡搞”為什麼受到廣泛歡迎。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前所未有的“戲說”時代，把一切都娛樂化、遊戲化，我同意這背後呈現的正是文化的犬儒傾向，是許多以文化為業的人尤其是掌握優勢資源的大腕、大牌紛紛丟盔棄甲，或與專制權力苟合，或躲進犬儒主義的深宅大院中。犬儒本是個外來詞，在古老的象形文字中很難找到一個現成的完全對應的詞，很久以前，英國哲人密爾就說過一句名言：“專制使人變成犬儒”。我們現在所說的犬儒與是指玩世不恭，貌似看穿一切，骨子裡卻對紅塵的利益極為在意，只承認軀殼、肉欲，不承認精神、靈魂。也就是“只認外在的世俗與功利，否認內在的德性與價值”。一個社會到了號稱文化精英的那一部份都大面積地犬儒化時，這個社會在精神和價值層面確實就陷入了危機。在這個意義上，絕不是“惡搞”傷害了文化尊嚴，而是犬儒主義的盛行傷害了文化尊嚴。
那麼，是不是“惡搞”導致了犬儒？還是犬儒導致了包括“惡搞”想像在內的一切？這個問題是值得澄清的，眾所周知，所謂的“惡搞”往往都沒有掌握公共資源，沒有有力的平台，沒有動輒若干億的資本支持，“惡搞”一般來說出自民間、底層、邊緣、草根，不登大雅之堂的，“惡搞”本身是多元的、千姿萬態的，並不是一種形式、一個態度、一個方向，不是一塊鐵板，不同的“惡搞”有著不同的動機和傾向，不能一概而論。而且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與“惡搞”藝術中的犬儒傾向相比，那些夜夜笙歌，在主流媒體、黃金時段、全國影院鋪天蓋地，最大限度地開動宣傳機器狂轟濫炸的“善搞”藝術，它們歌頌秦始皇、歌頌歷代君王，把一個個主宰大地萬物、殺人不眨眼的古代統治者打扮成愛民親民、英明偉大的標本，實際上是向現存的權力獻媚。要堅守道德力量和人文關懷，批判犬儒傾向，我覺得首先應該抓住它們，抓住這些“只為君王唱讚歌，不為蒼生說人話”的作品，而不是把目光投向民間的“惡搞”藝術。 @
(2/15/2007 8:13:00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