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宇新【明見網1月5日訊】如果說大陸人民從來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選舉權，那他們就更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決定政府大政方針、政令法律的權力了。
按照中共憲法規定，人民代表大會是大陸的立法機構。共產黨一向喜歡把人大通過的法律法規說成是人民意志的反映，把人大的投票表決說成是人民參政議政的象徵。這倒讓我想起《新華日報》1944年3月15日發表的短評《希特勒的民意》，文中說，“希特勒是個法西斯大獨裁者，但是，他還是安排了一個國會。一切事情都是希特勒獨裁，有的時候，他開次把國會。議長是戈林，議員都是納粹黨員。開會也很簡單。希特勒去咆哮一陣，戈林去重複一陣，不待討論，也用不著討論。納粹黨魁的話，納粹黨員組成的國會，問題已經很清楚了。議員的責任，是在他們兩位唱過雙簧後喝一聲彩，‘哪’的一叫之後，什麼都通過了，國會的責任盡了。希特勒還是希特勒。但是，有一點很不同。走進國會後再走出來，已經得到了“民意”的擁護。這戲法早已戳穿，希特勒卻常常要玩玩的。大獨裁者是總要玩這套把戲的。昨天報載：慕尼黑在上周未暴動，‘革命精神熾烈’，這是真的民意了，‘納粹調集坦克出動鎮壓’。希特勒要有他自己的‘民意’，就叫戈林去說話。真的民意出現了，希特勒就派坦克去說話了。”這篇短評明裡說的是希特勒法西斯，暗裡諷刺的卻是國民黨政府。但將它與共產黨當政後的現實加以對照，兩者更是何其相似！幾十年來，共產黨借人大這個舞台上演的一幕幕鬧劇，不正是當年希特勒法西斯政治秀的當代中國版麼？！
當年，共產黨曾不厭其煩的聲稱，它不但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也不打算建立自己的一黨專政。如毛澤東在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上曾公開承諾，“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各位代表先生們，各位同志們，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見1941年11月22日《解放日報》）毛澤東當年還曾對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說過，“在共產黨裡，只想消滅別的黨，簡直和在別的黨裡，只想消滅共產黨，一樣的錯誤。這就是宗派主義的毒。我才是正宗，我以外都要不得。（1945年7月4日毛澤東與黃炎培等的談話，載黃炎培《延安歸來》）
對這個問題劉少奇的態度同樣也很明確。他說，“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蔑。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劉少奇選集》上卷第172─177頁）但讓眾人大跌眼鏡的是，沒想到共產黨當政後，實行的恰恰就是一黨專政。
從1949年奪得天下一直到今天，中共壟斷了大陸的一切權力和資源，凌駕於全體人民之上，以黨領政，以黨代政，黨政不分，黨的意志無所不在地干預、侵擾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對它只能服從，不能質疑，更不能違逆。這正是共產黨專制獨裁的根本標誌。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共產黨的許多政策都發生了變化，但一黨專政這一點卻始終未曾有絲毫改變。不但沒有改變，而且共產黨一直都在“加強黨的領導”。
當然，共產黨是決不會承認自己搞一黨專政的，按照它冠冕堂皇的說法，它實行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而不是一黨專政。
那麼“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究竟是怎麼回事？它與一黨專政又是什麼關係？
政黨政治是人類迄今為止比較完善的一種政治形式，而政黨政治的先進性則是由它的多黨制來體現的，但這種多黨制絕不是中共的“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在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之中，政黨與政黨之間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因為如果一個政黨需要被另外一個政黨“領導”著，那麼，它實際上已經沒有存在的理由了：既然你願意接受他黨的領導，追隨他黨的綱領，你就是它的一部份而不再是一個獨立的政黨了。而在共產黨統治的大陸，中共允許存在的八個“民主黨派”既不是反對黨、也不是在野黨，甚至都不能算是獨立的政治團體，而只是名義上的“參政”團體,服從於中共一黨領導，始終是它們最基本的政治使命，也是它們唯一的政治選擇。半個多世紀來，每當共產黨作決定、下指示時，各“民主黨派”總是眾口一辭、同表忠心，上演一台台“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現實喜劇。無論中共跨過鴨綠江、抗美援越、支援波爾布特，還是“陽謀”反右、10年文革和“6．4”血案，以及暗幫薩達姆、聲援米洛索維奇和打壓台灣、封殺民主黨、法論功、中發聯等，八大“民主黨派”從未敢說一個“不”，反而不遺餘力地始終維護著一個共產黨“一貫是正確”、“一貫代表人民”的政治神話。
更荒謬的是，大陸各級民主黨派的領導人選、經費支出、開會時間和議程，包括發展黨員的數量等等，都是由中共統戰部門決定的，它們“參政”的方式和程度也完全由中共決定，其成員若有機會擔任政治、行政職務，也非其所屬之“黨派”委派，而是被中共“選拔”，以其個人身份參政。為了達到確實控制民主黨派的目的，中共還派黨員打入其中，或吸收民主黨派的成員加入中共，這樣的“跨黨分子”既有公開的、也有秘密的。據中共中央的內部規定，加入“民主黨派”的中共黨員應佔“民主黨派”全體成員的35至40％，而在“民主黨派”中央和省一級核心層中則應達到45至50％。民主黨派的著名人士中，許多人都有中共的“地下黨員”身份，往往直到他們死後，其中共黨員的身份才在訃告中曝光。
可見，所謂“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其實是中共用來掩蓋一黨專政的一塊遮羞布！八大民主黨派，不過是用來裝點中共“一黨天下”門面的八個政治花瓶，襯托中共一花獨豔的八片綠葉。明明是一黨專政，卻硬說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既得了一黨專政之實，又得了多黨制之名，共產黨掩耳盜鈴的本事真夠絕的。
借用當年《新華日報》上一篇文章中的話來說，“一切騙子中最大的騙子是法西斯。要知道法西斯，不只是善於說空話來騙人，而且是善於製造代用品來騙人的!法西斯國家中也有新衣服，但新衣服是用木屑樹皮做的──是代用品!法西斯國家中也有國會，有輿論，但國會和輿論都在法西斯的統治包辦之下 ──是代用品!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貨，不是代用品。把一黨專政化一下妝，當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里。中國的人民都在睜著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來欺騙我們啊!”（《新華日報》1945年1月28日《是不是代用品呢? 》）
共產黨當年一再強調，讓人民享有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和人身自由乃是實行民主的基本前提，但一旦取代國民黨成為當政者後，它立刻就將當年的這些主張全都拋到了九霄雲外。半個多世紀來，中共始終視自由為洪水猛獸，想盡各種方法拚命加以踐踏和扼殺。
當年，共產黨為了爭取民主自由，曾用激烈的言辭抨擊國民黨踐踏和扼殺人民的自由權利。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會上演說時就曾指責說，在國民黨統治下，“人民的住宅隨時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體隨時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訊，被秘密處死，或被強迫集訓，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論出版受著極端的限制和檢查”。然而，回顧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大陸歷史，這不正是共產黨自己的所作所為麼？！在這個意義上，一部共產黨的執政史堪稱是一部踐踏和扼殺自由的醜惡史。
言論出版自由是共產黨當年強烈要求國民黨實行和保護的。按照共產黨的邏輯來推斷，國民黨下台後，阻礙實行言論出版自由的障礙已不復存在，而共產黨制定的憲法也明文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自由，人民理應可以暢所欲言了，但事實完全相反。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大陸人民不但沒有獲得比國民黨時代更多的言論出版自由，反而連在那個時代已經獲得的有限的言論出版自由也全都喪失了。半個多世紀來，有多少中國人，不正是因為說了幾句話，寫了幾行字就慘遭厄運，甚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麼。如果大陸公民真有憲法中所規定的言論出版自由，50多萬知識份子當年還會因為“攻擊黨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而被打成所謂“右派”嗎？彭德懷等人還會因為給毛澤東提意見一夜之間就了成“反黨集團”嗎？林昭、張志新、遇羅克等中國當代史上的眾多思想解放先驅，還會因為說過的話、寫過的文章而被殺頭嗎？
新聞自由是言論自由在現代社會最重要的體現，實行新聞自由曾是共產黨當年反覆宣傳的一大主張。當年，共產黨還曾信誓旦旦的要求記者 “為人民喉舌”，“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新華日報》1946年1月11日創刊八周年紀念文章），“緊握住自己這一管直筆，作真理的信徒、人民的忠僕。一方面，凡是真理要求我們說、要求我們寫的，就決不放棄、決不遲疑的給說出來、寫出來。另一方面，凡不合真實和違反民意的東西，就不管有多大的強力在後面緊迫著或在前面誘惑著，我們也必須有勇氣、有毅力把它拋棄，決不輕著一字。直者，直道而行也；有是有、無是無，白是白、黑是黑，不容有絲毫的假借，也不容有絲毫的含糊。（《新華日報》1943年9月1日社論《記者節談記者風格》）。但當政後共產黨馬上就變了臉，完全拋棄了自己當年的新聞主張，成了地地道道的踐踏和扼殺新聞自由的劊子手。
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新聞自由雖不充分，但畢竟還允許民塑報，抗戰時期，甚至還允許共產黨在“國統區”創辦和發行《新華日報》。另一方面，盡管存在著比較嚴格的新聞管制，但新聞報導什麼不報導什麼，當的年民辦報紙仍始終保有一定範圍的自主權，並不完全聽命於政府的旨意。但共產黨上台後，國民黨時代允許的這些新聞自由全都蕩然無存，民辦報紙從此銷聲匿跡，而官辦的新聞媒體則完全成了共產黨的“傳聲筒”、“留聲機”，報導什麼不報導什麼，完全得聽“黨的安排”，不能越雷池一步。按照共產黨的新聞政策和理論，新聞媒體及其從業者應當把“聽黨的話”、作“黨的馴服工具”當作自己的最高準則，記者的責任和使命不再是充當“人民的喉舌”，而是充當“黨的喉舌”，不再是為真理負責，為人民負責，為事實負責，而是唯黨是從，為政治服務。即便是符合事實、真理和民意的新聞，只要有違黨的旨意，不符合當下的政治需要，也堅決不能寫；而宣傳黨的旨意，符合當下政治需要的新聞，即便有違事實、真理和民意，也要大寫特寫。
對於這種狀況，前《人民日報》總編胡績偉在《我親歷的新聞出版自由》一文中曾做了生動的描述：“多年來，‘報喜不報憂’是鐵的紀律。任意劃定報導禁區是為了‘國家安全’。‘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和‘做黨的馴服工具’，是新聞界的指導思想。如果誰‘不聽招呼’，‘不遵守宣傳紀律’，馬上就是‘禁止發行’，或者‘停刊整頓’，當事者受到‘警告’，直至‘撤職查辦’。因而，長期以來，不只是新聞媒介，就是有關的黨政部門，都形成一種‘黨性原則’：只要中央宣傳部一個什麼審讀會、吹風會、通氣會，或者宣傳喬公室一個什麼人的電話通知，說某件事不能報導，某些人、某些事不能宣傳，上上下下就只能規規矩矩地照辦，‘聽黨的話’、作‘黨的馴服工具’，是最高準則。”
胡績偉並舉例說，“沙斯危機剛剛過去，香港五十萬人大遊行，一場新的民主運動爆發了。這本來是一國兩制規定的民主權利，是香港人民的正當要求，可是，我們主持宣傳大權的領導人，既怕香港人民的民主覺醒，更怕引起大陸人民民主要求的覺醒，因而馬上指示大陸媒體全面封鎖。管你香港人民連續遊行請願，管你全世界輿論嘩然，中國新聞媒介還是一天天按兵不動，一字不登，一聲不吭。
試想：香港五十萬人的遊行示威反對‘23條’，接連又有各界數萬港人的集會抗議，全世界人民都從報紙、廣播、電視中，看得清清楚楚，而只有中國億萬人民從我們媒體上看不見，聽不到，像世界上根本沒有發生過這件事一樣！我們天天報導香港回歸六年來，‘形勢越來越好’，突然發生了五十萬人的抗議示威大遊行，不是太令人驚訝了嗎！人們要問：是什麼事讓港人如此憤怒呢？又為什麼捂起來，不透露一點消息，怕什麼呢？我們一再揚言‘我國的新聞自由和人權記錄是最好的時期’，這一下又露餡了！”
當年，為了抹黑國民黨，共產黨不惜誇大其詞，把國民黨時代的新聞界描繪成毫無自由可言，指責國民黨“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消息不能報導，有意見不能發表，每天做應聲虫，發公式稿，替人圓謊，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間造成了‘報紙上的話靠不住’的印象，圓謊八年，把中國新聞事業的聲譽和地位作踐無余……-在前方諱敗為勝，要直到兵臨城下的時候才讓老百姓從空氣中傳來的槍炮聲音知道戰事的真相；在後方粉飾太平，歌功頌德，政治外交的大事可不必說，指摘一點兵役糧政上的缺點，也就是‘暴露黑暗’、‘沮喪信心’、‘妨礙抗戰’，結果是‘別有用心’，罪名層出不已。在爭自由民主的神聖抗戰中，檢稿、扣報、罰令停刊，唆使流氓特務毆傷報童，陰謀放火，這算是“合法”行為；而在中小城市，那麼逮捕記者、封閉報館，更是家常便飯。（1945年9月1日《新華日報》時評《為筆的解放而鬥爭》）
為了激起國人對國民黨的不滿，共產黨還把國民黨的新聞體制和政策與以德國法西斯為代表的專制主義者相提並論。1944年10月9日的《新華日報》曾發表社論《民主大家庭的家法》諷刺國民黨說，“‘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間獲得政權，自此以後，僅在短暫的時間之內，德國的報紙廣播，如果要繼續經營，不但不得發表納粹領袖不願意讓德國公眾知道的消息，而且還需要發表希特勒樂於讓德國公眾知道的消息。’掩蓋真相，捏造新聞，於是德國人民就被蒙在鼓裡，完全不知道世界其餘部份時局發展的真實消息。這是希特勒驅使德國人民走上黷武侵略的最基本的武器，而這種武器在戰前和戰爭中的今天，也還廣泛地使用在法西斯的乃至親法西斯的國家裡面。”
共產黨的宣傳部長陸定一當年曾說過：“戈培爾的原則，就是把所有報紙、雜誌、廣播、電影等完全統制起來，一致造謠，使人民目中所見，耳中所聞，全是法西斯的謠言，毫無例外。到了戈培爾手裡，報紙發生了與其原意相反的變化，謠言代替了真實的消息，人民看了這種報紙，不但不會聰明起來，而且反會越來越湖塗。看德國，不是有成千成萬人替希特勒去當炮灰麼。
所以，有兩種報紙。一種是人民大眾的報紙，告訴人民以真實的消息，啟發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聰明起來。另一種是新專制主義者的報紙，告訴人民以謠言，閉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變得愚蠢。前者，對於社會，對於國家民族，是有好處的，沒有它，所謂文明，是不能設想的。後者，則與此相反，它對於社會，對於人類，對於國家民族，是一種毒藥，是殺人不見血的鋼刀。”
“ 中國有少數人，集合新舊專制主義者的大成，他們一面辦報造謠，一面又禁止另一些報紙透露真實消息。他們很怕真正的記者，因為他們有不可告人之隱，所以喜歡鬼鬼祟祟，喜歡人不知鬼不覺，如果有人知道他幹的什麼，公開發表出來，或者說，把他所要幹的事老老實實地‘暴露’出來，那他就會大怒，跟著就會不擇手段。把外國記者放上黑名單，時時刻刻以有形無形的手段恐嚇著中國記者，叫他們‘小心!小心!’就是這種手段的舉例。”
反觀共產黨當政後的新聞體制和政策，不正是當年它所激烈抨擊諷刺的這一套麼？！如果說兩者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共產黨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把新老專制主義者對新聞自由的踐踏和扼殺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極至。
當年，共產黨曾指責國民黨肆意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並把這一權利列為要求國民黨首先實行和保護的三大自由之一，但共產黨上台後，對公民人身自由的侵犯卻遠遠超過了當年的國民黨。盡管大陸憲法明文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但事實上，在共產黨的暴政之下，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完全成了政府的家常便飯。
六四後，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被解除了總書記等黨內職務。按理講，他雖然不是總書記了，但仍然是一位公民，他的公民權利理應受到憲法和有關法律的保護，這本是一清二楚，毫無疑義的。可是從那之後到他去世，十多年間他一直被軟禁在家，受到軍警監管。
對本黨前任總書記的人身自由尚且如此踐踏，對一般公民如何就更可想而知了。
趙紫陽的秘書鮑彤，1989年六四後被判刑八年，刑滿釋放，本應恢復自由，但是從監獄出來，立即轉入軟禁。一年後，才能外出。後來因為不認錯，在海外媒體發表異見文章，於是家門口又經常被“站崗”。其他像天安門母親丁紫霖，異見作家余傑、張祖樺、和胡佳等，在所謂的敏感時期，都經常會被“站崗”，限制人身自由。至於近年來被非法剝奪人身自由的法輪功學員人數就更多了，何止成千上萬！
與言論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一樣，集會結社自由也是公民應當享有的最基本的自由權利之一。按照共產黨當年的宣傳，政府應實現和保障公民的集會結社自由，因為“人民集會結社，原本是自己的事情，他們有權根據自己的意志來決定組織的形式和選舉與任用一切負責人員，而不應該遭受外力之牽制與干涉”，而國民黨卻經常限制和干涉公民的這一自由。但共產黨掌權後卻立馬變了臉，不但不保護大陸人民的集會結社自由，反而肆意踐踏和扼殺它。如果說當年的國民黨只是對公民的集會結社自由曾加以限制和干涉的話，那麼在共產黨的獨裁統治下，大陸人民的集會結社自由可以說已經喪失的一乾二淨。
綜上所述，中共未當政時所主張和爭取的民主自由，恰恰是它當政後所背棄和踐踏的（盡管表面上共產黨一直熱中於裝出一付熱愛民主自由的面孔）；而共產黨沒當權時所猛烈抨擊和反對的種種“獨裁暴政”，又無一不是它當權後所推行和堅持的（雖然它從不敢承認這一點）；為了推翻國民黨，共產黨自己可以帶頭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但一旦它掌權後，卻決不允許別人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換句話說，在對待民主自由的問題上，共產黨當政後該做的一樣都沒做，而不該做的卻一樣不漏的都做了，而且做的很絕！
民間譏諷愛耍嘴皮子的人，常會說這個人“說的比唱的還好聽”，“滿嘴花言巧語”，用它來形容共產黨當政前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的種種動聽之詞，真是再貼切不過了！
中國還有句老話，叫作“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專指那種不講信用、出而反爾的小人，用來概括共產黨當政後背棄民主自由，實行專制獨裁的種種倒行逆施，更是再恰當不過了！
可見，共產黨當政前之所以會那麼起勁的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並不是因為它真的熱愛民主自由，更不是因為它真心要在中國實現民主自由，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別有所圖。
三
那麼，共產黨當年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的“醉翁之意”究竟又是什麼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弄清共產黨掌權後拋棄民主自由、實行專制獨裁的真實原因，從這種情況的發生究竟是偶然還是必然說起。
或許，有人會以為，共產黨拋棄民主自由是因為它當政後發現大陸人民還不具備立刻實行民主自由的素質，所以暫時還不能實行民主，讓人民獲得自由，而只能先行專制。在作者看來，這種解釋顯然難以成立。因為共產黨當年曾一再強調，在中國實行民主不僅刻不容緩，而且切實可行。
1939年2月25日，《新華日報》社論《民主政治問題》曾專門批駁有人藉口國民程度不高而拒絕民主的說辭。文中說，“目前再來公然反對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來企圖根本否認民主政治對於抗戰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於是反民主政治論者就來一套新的法寶。他們說，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們的國民不好，不能實行。他們說，我國人民素來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訓練，如果貿然實行，就要產生不好的結果。所以現在實現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
他們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
“民眾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培養，這自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要知道，民眾的參加抗戰動員，民眾自身的民主生活，是他們受到訓練和教育的最好、最迅速的方式。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訓練民眾。在這種方式下，群眾可以充分發揮其積極性和創造性，把他們自身的教育和抗戰事業，同時推向前進。”
1946年1月24日，《新華日報》又發表《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實行民選嗎 ? 》一文，對藉口中國人民文化水準太低，企圖拖延實行民主的觀點再次進行了批駁。文中說，“這是一個老問題：中國廣大人民文化水準太低，致使有些人懷疑他們是否有運用選舉權的能力；反對實行民主的人，更以此為藉口，企圖拖延民主的實行……
假若將來中國人民個個都能識字了，實行選舉時一定便利得多，這是很明白的。現在中國人民文盲太多，進行選舉時非常麻煩，這也是事實。但是，無論如何，選舉的能否進行和能否進行得好，主要關鍵在於人民有沒有發表意見和反對他人意見的權利，在於人民能不能真正無拘束的擁護某個人和反對某個人，至於選舉的技術問題並不是無法解決的。
……人民的文化水平低與不識字都不會變成不可克服的障礙。那些……企圖以此來拖延民主選舉之施行的謊言，完全沒有事實根據。”
黨魁毛澤東本人也曾對到延安考察的中印緬戰區司令官兼蔣介石參謀長史迪威將軍政治顧問謝偉思說過，“我們的經驗證明，中國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並不需要什麼長期體驗、教育或“訓政”。中國農民不是傻瓜，他們是聰明的，像別人一樣關心自己的權力和利益。你們可以在我們的地區裡看到這種不同之處──人民是生氣勃勃、富有興趣和十分友好的。他們具有人類抒發情感和精力的機會，他們已經從沉重的壓迫底下解放出來了。”（《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期）
或許，有人還會以為，共產黨拋棄民主自由是因為它覺得中國的國情不同於西方，不能實行民主，只能代之以專制？這種解釋也行不通。因為這種觀點恰恰也是共產黨當年所明確反對的1944年5月17日，《新華日報》發表文章專門批駁了藉口國情與外國不同認為中國不能實行民主的觀點。文中說，“當清朝晚年，最初有人提倡洋務運動，主張學外國人造槍炮、辦工廠的時候，曾遭受一種激烈的反對。反對者並不能否認外國的確靠了槍炮機器而比中國強，但他們說這一套都是外國人的東西，決不適用於中國。”
“現在固然再也沒有頑固派用國情特殊，來反對科學──自然科學的真理了。只有在社會現象上，頑固派還在用八十年前頑固派用過的方法來反對真理。曾聽見有一位鄉下老先生說：中國人坐汽車會發暈，這就證明汽車只是外國人的玩意。現在卻有些已學會了坐汽車的先生們說：中國人民倘過民主自由的生活，就會出亂子，所以民主只是適用於外國，不合國國情，豈不是同樣荒謬麼?
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更好一樣，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國發展起來的民主，卻沒有隻適用於某國的民主。有人說：中國雖然要民主，但中國的民主有點特別，是不給人民以自由的。這種說法的荒謬，也和說太陽曆只適用外國、中國人只能用陰曆一樣。”（《新華日報》1944年5月17日《民主即科學》）
既然上面的解釋都不能成立，當然就應該另外尋找答案。
筆者認為，共產黨當政後之所以會背棄它在國民黨時代曾鼓吹和爭取的民主自由，走上專制獨裁的不歸路，說到底乃是它的本性所致。
世界上所有共產黨都是喝著馬克思主義的狼奶出生和長大的，都是人的私心膨脹到極端的代表，這就決定了惟我獨尊、無法無天、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乃是它們共同的本性。正因為如此，共產黨最看重、最想得到與最不會放手的莫過於對國家權力的獨佔。在沒有掌握這個權力時，它會想盡各種辦法從別人手中奪取這個權力，一旦獲得這個權力後，它又會竭盡所能獨佔這個權力，決不會和任何人分享它。而中共又與一般的共產黨有所不同，它不僅是喝馬克思主義的狼奶出生和長大的，而且還深受本國帝王思想和宮廷權術的影響，因而其惟我獨尊、無法無天的本性比它的同類更突出，對權力的獨佔欲也比它的同類更強烈。所以，共產黨的本性從來都是排斥民主自由，愛好專制獨裁的。當然，共產黨也深知當今世界民主自由不可阻擋，專制獨裁不得人心，所以它行的雖是專制獨裁的“實”，卻又總是抱著民主自由的“名”不放，並且時不時還要搞點無關痛痒的所謂政治改革來裝點門面。但不管它給自己披上多麼花哨的民主自由的外衣，怎麼進行所謂的政治改革，共產黨都不可能真正放棄專制獨裁，推行民主自由，因為那樣的話，共產黨就會自行瓦解，共產黨就不再是共產黨了。幻想共產黨會實行民主自由，無疑於相信太陽有一天會從西邊升起！
那麼，既然共產黨的本性就是排斥民主自由的，為什麼在國民黨當政時它又要那麼起勁賣力的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千方百計的扮演民主運動的旗手和主將呢？要弄清這個問題，就必須回到當年特定的歷史背景中去。
國共第一次合作解體後，共產黨被迫從城市逃往鄉村，此後在國民黨大軍三番五次的圍剿下，已瀕臨絕境。如果不是因為日本入侵，共產黨不僅不會有後來的做大，也許早就被國民黨消滅了。正是由於外敵來犯，接著又發生了“西安事變”，共產黨才得以從國民黨的圍追堵截中死裡逃生，並與國民黨開始了第二次合作。
國共第二次合作後，共產黨盡管取得了合法地位，日子比以前好過多了，但依它那種惟我獨尊的本性和與生俱來的權力獨佔欲，是決不甘於也決不可能甘於長久屈居於國民黨的統治之下的，它一門心思想的始終都是如何推翻國民黨，奪取國家的最高權力，而不是掛在它嘴上的抗日。但共產黨也清楚，這個目地不是一時半會就能達到的，畢竟那會它還沒有這個實力。因此，為了實現奪取國家最高權力的目標，當務之急是先一步步做大自己的實力。怎麼做大？除了想盡辦法擴大自己的武裝和地盤，最重要的莫過於跟國民黨爭奪民眾。而在當時，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則是一個可以利用的再好不過的工具。
抗戰開始後的中國，民主自由的熱情和呼聲空前高漲，尤其是知識份子和各民主黨派，更是積極踴躍，衝鋒在前。在這種形勢下，憑藉中共已有的實力和影響，趁勢加入中國民主運動的陣營，打出民主自由的大旗，搖旗吶喊，呼風喚雨，一來可以贏得民眾的好感與追隨，壯大自己的隊伍和聲勢，從而在與國民黨的權力角逐中增添自己的砝碼；二來可以利用壯大後的隊伍和聲勢，向國民黨施加壓力，擴展自己的政治空間，更好的削弱直至顛覆國民黨的統治。正因為如此，共產黨審時度勢，及時收斂了自己的政治鋒芒，淡化了自己的政治色彩，甚至聲稱“既不要求也不計劃無產階級專政”，把自己迅速裝扮成了中國民主運動的旗手和主將。
撇開作為國家統治者的國民黨不談，從表面上看，當時的各個黨派雖然都在爭取民主自由，但彼此之間完全是同床異夢，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作為西方民主主義的忠實信徒，各民主黨派爭的不僅是自身的民主自由，而且是全體國民的民主自由，這就是他們的全部目地。而共產黨則不同，盡管它表面上似乎也在為大眾爭取民主自由，但它真正爭的其實並不是全體國民的民主自由，並不是讓“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自由，而是反對國民黨的民主自由。不過，這也還不是它最終要達到的目標，它打的算盤是先把這個民主自由爭到手後，再利用它去顛覆國民黨的政權，最終取而代之，讓自己爬上國家的最高權力寶座。共產黨為什麼常講“民主是手段不是目地”，奧妙之一就在於此。當然，上面這種差別隻是在共產黨當政後，其專制獨裁的真實面目已經暴露的比較充分，當人們回過頭來重新審視當年的這段歷史時，才漸漸被有些人認識到，而在當時則很難被一般人所覺察。畢竟，那是一個政治風雲錯綜複雜的年代，一方面，國民黨在推行民主自由上的表現是那麼的差強人意，另一方面，共產黨上演的民主政治秀又是那麼的逼真動人，普通百姓要想一下看清共產黨葫蘆裡賣的到底是什麼藥，實在太難了。
正因為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的真實目地存在著本質上的不同，所以一旦共產黨利用民主做為工具，憑藉日益做大的實力，最終打敗了國民黨，成為它朝思暮想的國家統治者後，對於共產黨而言，民主也就喪失了它原來的價值。掌權後的共產黨哪裡還需要用民主自由去對付國民黨，它手裡已經有了更好的武器──強大的國家機器。這個時候繼續鼓吹民主自由，豈不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惟我獨尊、無法無天的共產黨是絕對不會幹這種傻事的。因此，除了時不時喊幾句民主自由的口號來裝點一下專制獨裁的門面，民主自由在此時的共產黨眼中已毫無用處可言，拋之腦後當然也就是它必然的命運了。
其實，更準確的講，共產黨對待民主自由的自相矛盾，並不僅僅存在於其當政前後，在它當政前就已經存在了。按理講，當年共產黨既然那麼熱愛民主自由，那麼憎恨專制獨裁，那麼義正詞嚴的指責國民黨阻撓實行民主自由，那麼，在它自己統治的地盤，也就是所謂“紅區”、“解放區”，特別是所謂“革命聖地”延安，理應率先垂范，帶頭實行民主自由，為國民黨做出榜樣。但事實恰恰相反，別看共產黨一個勁逼著國民黨在“國統區”裡實行民主自由，但它自己在“紅區”、“解放區”內搞的卻一直是專制獨裁的那一套（共產黨建制後的專制獨裁正淵源於此）。這方面的資料近年來披露的很多，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查查，筆者在這裡就不贅述了。看過這些資料之後你就會發覺，共產黨對待民主自由其實一直都是自相矛盾的，只不過這種反差在其當政前後表現的更為鮮明，更為強烈罷了。
可見，共產黨當年之所以要那麼起勁的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純粹是為了誘騙那些在國民黨統治下熱愛和夢想民主自由的民眾，特別是中國的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讓他們心甘情願的跟隨自己為推翻國民黨賣命，而決不是因為它真的熱愛民主自由，更不是因為它真的想讓全中國人民獲得民主自由，正像共產黨當年之所以要給工人階級套上“領導階級”的耀眼光環，許諾農民“解放後過上好日子”，是為了誘騙他們為自己“拋頭顱，撒熱血”一樣。這再清楚不過的暴露了共產黨的騙子嘴臉和本性。
古往今來，騙子之所以能經常得逞，是因為他們都有一套騙術，能夠以偽裝的面目獲得他人的信任。但騙子終究是騙子，騙術再高超，也終有露出馬腳的那一天。
當年，共產黨之所以能夠顛覆遠比自己強大的國民黨，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它以民主自由為誘餌，成功的騙取了相當一部份民眾，特別是相當一部份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的信任和支持，從而逐漸坐大了自己的勢力。但共產黨掌權後，脫去偽裝，崢嶸盡現，越來越多的人在經歷了一場場政治運動的血雨腥風，飽受獨裁者的踐踏之後，終於漸漸認清了共產黨玩弄民主自由的真面目。
今天，說謊成性的共產黨仍在繼續用假民主真獨裁的把戲騙人，深受其蒙騙者也大有人在，他們依把中國實現民主自由的希望寄託在中共的改弦更張上，這無異於與虎謀皮。古人曰溫故而知新。我們之所以要回顧中共當年以民主自由誘騙民眾的這段歷史，正是為了幫助更多的人看清共產黨玩弄民主自由的騙子本性和嘴臉。
半個多世紀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不管中共再怎麼花言巧語許諾人民以民主自由，再怎麼裝模做樣的搞什麼政治改革，只要它的統治存在一天，中國人民就不可能獲得真正的民主自由。只有從中共的謊言中徹底覺醒，義無返顧的拋棄它，苦難深重的中國才會真正迎來民主自由的曙光！@
(1/5/2007 11:27:00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