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宇新【明見網1月4日訊】清末以來，在爭民主爭自由的世界性大潮的影響和衝擊下，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的知識份子和民族資產階級對民主自由的嚮往也日益迫切，民主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特別是抗戰開始後，更是形成了爭民主爭自由的全國性熱潮。在這場跌盪起伏的政治風雲中，竭力以中國民主運動旗手和主將自居的共產黨，利用各種宣傳手段，特別是由其控制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等輿論陣地，發表了大量反對專制獨裁，要求實現民主自由的激烈言論，向國民黨政府頻頻發起民主攻勢，一時間吸引了許多對國民黨不滿，嚮往民主與自由的中國人，以至他們中很多人都把共產黨當成了民主自由的化身，把中國邁向民主自由的希望完全寄託在了共產黨的身上，並因此成了它忠實的追隨者。
回顧這段歷史，後人不免困惑，以專制獨裁著稱於世的中共，當年何以竟會那麼起勁的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呢？這正是筆者想要回答的。
一
共產黨掌權後，一直不厭其煩的“教育”我們，美國是資產階級的天下，勞動人民毫無民主權力可言；西方的民主自由不適合中國國情；“民主第一”是資本主義的謬論；中國只能由共產黨一個黨來領導，決不能有反對黨……
對於這樣的陳詞濫調，大家早已耳熟能詳，已是見怪不怪了。
如果有人提出，中國應該允許反對黨存在，不能搞一黨專政，美國是偉大的民主國家，“民主第一”是正確的……按照“黨文化”的調子，你一定會說這是“資產階級右派”的觀點，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的“謬論”。如果我告訴你，它們也曾是共產黨起勁鼓吹的觀點，並曾經堂而皇之的登在作為共產黨“喉舌”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上，甚至頻頻出現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領袖的公開講話中，你一定會以為我是在騙你。
有這樣的想法一點都不奇怪，但我說的並非玩笑，而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沒有親身經歷過國民黨時代的中國人，絕大多數都不知道中共當年為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都曾說過什麼，是一副什麼樣的姿態，給人們留下的印象又是什麼。在這點上，我們得由衷的感謝《歷史的先聲》的編者，正是因為他們的努力，大量珍貴的史料才得以重見天日。讀完書中精心搜集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當年的社大量論和文章，以及中共黨魁在各種公開場合的講話，你就會吃驚的發現，原來，抗戰開始後，共產黨曾利用第二次國共合作後所取得的合法地位，那麼起勁的鼓吹和爭取過民主自由。中共當年為此發表的大量公開言論，曾經是那樣的振聾發聵，讓人讀了不能不為之激動，甚至熱血沸騰。
要爭民主當然首先得強調民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1946年5月4日，《解放日報》為慶祝五四發表了社論《民主和自由新論》，該文以充慟情的筆調對民主進行了謳歌：“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新生，才能使青年獲得肉體與精神的解放。沒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發展為人民服務的科學。沒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想，而沒有民主與科學，中國便絕對不可能由落後變為先進，絕對不可能由貧弱變為富強。”類似這般充慟情的精彩言論，在當年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上可以說是隨處可見，不勝枚舉。
1945年2月12日的《新華日報》在回答一位名叫吳中民的讀者的提問時曾這樣說過：“現在中國最迫切的問題，是實行民主；有了民主，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沒有民主，便一切都是粉飾的花樣而已。”(見《新華日報》1945年2月12日《答讀者問》)
1945年7月2日《解放日報》的一篇文章說的更絕：
“民主能發揮無窮的偉力，唯有實行民主，事情才能辦好。”
“實踐證明瞭一切，誰還能絲毫懷疑嗎?
一切力量來自人民!
一切光榮歸於民主!”
為了鼓吹民主，中共黨魁甚至親自披掛上陣，搖旗吶喊。毛澤東就曾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中國的缺點就是缺乏民主，國民政府應全面實行民主，只有實行民主才能建設好中國。
1944年6月12日他在答中外記者團時說，“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在戰後繼續團結。中國缺乏民主，是在座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為了打倒共同敵人以及為了建立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內關係，及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際關係，我們所希望於國民政府、國民黨及一切黨派的，就是從各方面實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戰中，歐洲已進入決戰階段，遠東決戰亦快要到來了，但是中國缺乏一個為推進戰爭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戰才能夠有力量，這是蘇聯、美國、英國的經驗都證明瞭的，中國幾十年以來以及抗戰七年以來的經驗，也證明這一點。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係上的，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毫無疑問，無論什麼都需要統一，都必須統一。但是，這個統一，應該建築在民主基礎上。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統一在軍事上尤為需要，但是軍事的統一，亦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在軍官與士兵之間，軍隊與人民之間，各部份軍隊互相之間，如果沒有一種民主生活、民主關係，這種軍隊是不能統一作戰的。經濟民主，就是經濟制度要不是妨礙廣大人民的生產、交換與消費的發展，而是促進其發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學術思想、報紙與藝術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進其發展。黨務民主，就是在政黨的內部關係上與各黨的相互關係上，都應該是一種民主的關係。在國際關係上，各國都應該是民主的國家，並發生民主的相互關係，我們希望外國及外國朋友以民主態度對待我們，我們也應該以民主態度對待外國及外國朋友。我重複說一句，我們很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統一。國內如此，新的國際聯盟亦將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統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設新中國與新世界。（見《解放日報》1944年6月13日）
1945年7月，毛澤東在與訪問延安的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談話時，還從如何防止“政怠宦成”與“人亡政息”的角度強調了民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黃炎培回憶說，“有一回，毛澤東問我感想怎樣?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致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選自黃炎培著《延安歸來》第二篇“延安五日記”）
其實，馬克思主義歷來強調的是階級鬥爭，而不是什麼抽像的民主，更不會贊同西方“民主第一”的觀點。可是，當年為了鼓吹民主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中共甚至置老祖宗的理論於不顧，對西方“民主第一”的觀點也公開大唱讚歌，以至咋一看上去，這麼熱中民主的共產黨倒不像是共產黨，而是西方社會的民主黨了。
翻開1943年9月15日的《新華日報》，赫然可見刊登在顯著位置的社論《民主第一》。文中說，“美副總統華萊士九月十一日在芝加哥建立和平委員會發表演說，曾強調‘民主第一’的口號。他認為不僅在政治上需要民主，而且在經濟上也需要民主；不僅在一個國家內需要民主，而且在全世界範圍內也需要民主。他說：‘民主第一的口號，表示全世界在經濟與政治兩方面，都應獲得自由’。‘能巧妙遵循這樣的民主第一的口號，並予以有力實施，則必能獲得和平。’這見解是十分正確的。在法西斯侵略陣線秋風落葉般日趨崩潰之途的今天，為了實現和平繁榮的世界，不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覆轍，強調這種‘民主第一’的口號，實在是必要的。” “然而僅僅強調這一正確口號還不夠，必須在事實上實現這口號。”
別看共產黨後來把美國民主罵的一錢不值，當年對它可是讚揚備至，推崇有加。每年7月4日是美國的國慶。1944年7月4日這一天，《新華日報》專門發表了社論《美 國 國 慶 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以示祝賀，文章結尾處甚至高呼口號：“七月四日萬歲!民主的美國萬歲!” 1945年7月4日，為慶祝美國獨立紀念日，《新華日報》發表了社論《象徵民主自由的日子》，文中激情洋溢的寫到，“年青的民主的美國，曾經產生過華盛頓、傑弗遜、林肯、威爾遜，也產生在這一次世界大戰中領導反法西斯戰爭的民主領袖羅斯福。這些偉大的公民們有一個傳統的特點，就是民主，就是為多數的人民爭取自由和民主。”
1944年7月，毛澤東在與中印緬戰區司令官兼蔣介石參謀長史迪威將軍的政治顧問與謝偉思等人談話時還盛情說過，“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美國官員應當對中國官員談論民主。總之，中國人尊重你們美國人民主的理想。”（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編《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期）
當年，共產黨的輿論宣傳還經常提醒人們，實行民主在當時的中國不僅大有必要，而且刻不容緩。
《新華日報》1939年2月25日社論《民主政治問題》說，“目前再來公然反對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來企圖根本否認民主政治對於抗戰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於是反民主政治論者就來一套新的法寶。他們說，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們的國民不好，不能實行。……-他們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他們好像忘記了中國今天是處在艱苦的抗戰中，忘記了中國今天來實現民主政治，不僅是歷史發展普通的一般的要求，而且是抗戰特殊的迫不容緩的要求。”
正因為實行民主不僅重要，而且刻不容緩，所以共產黨當年還義正詞嚴的警告它眼中反對民主的人說， “萬里長城和海洋都阻止不了世界潮流，今天已經是人民的世紀、民主的時代了，一個國家不能孤立在民主的大潮流之外，於是中國必須而且必然要實現民主了。”（《新華日報》1945年7月3日《爭民主是全國人民的事情》）“民主已經成了世界的潮流，誰要反抗這潮流，誰就要遭受滅頂之禍……”（1943年9月15日《新華日報》社論《民主第一》）“民主的潮流正在洶湧，現在是民權的時代，人民應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身體的自由是真理，實現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勝利的，所以高舉民主的大旗奮鬥著的世界和中國人民是一定要勝利的。”（《新華日報》1944年3月30日《論英美的民主精神》）
那麼怎樣才能實現民主呢？
按照中共當年所主張的，要實現民主就必須毫無保留的把屬於民的權利交還給人民。
《新華日報》1945年9月27日社論《民主的正軌：毫無保留條件地還政於民》說，“如何實現民主呢?請走上民主的正軌：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
“ 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
什麼是主權在民?依照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是人民對政府有選舉權和罷免權，對政制法律有創制和複決之權。只有人民真正得到了這四種權，才算具備了民主國的基本條件；如果這種權不在人民手中，也就是說這個條件若不存在，就不算完成了這個國家的民主建設。”
“因此，建設一個國家的民主，第一個標誌，第一個步驟，就是把上述四權交給人民，不作一絲一毫的保留；政府的負責官員，由人民來選舉，從人民中間產生；政府的大政方針、政令法律，由人民來決定，由人民來創制；政府官員的失職或政策法律行不通，是違反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就可以罷免他或撤廢它。”
1944年2月2日的《新華日報》還曾專門發表《論 選 舉 權》的社論，特別強調實行普選制的重要。該文說，“選舉權是民主國家的人民所必須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碼的政治權利。民主國家，主權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僕，代議士是人民的代表，好像是監督和管理僕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沒有選舉權，不能選舉官吏和代議士，則這個國家決不是民主國家，決不是民治國家了。……固然，在過去，甚至現在，有些民主國家的選舉制度，並不是普選制，而是限制選舉制。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潮流所趨，很明顯地，是不可阻遏地走向普選制了。特別在我們中國，中山先生老早就已主張普選制。在理論上，一切人民都將享有同等的選舉權，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人民有了選舉權，不僅是可以選舉代議士，而且是可以選舉政府官吏；不僅是可以選舉地方官吏，而且是可以選舉中央官吏。像中山先生所說：‘人民對於本縣之政治，當有普通選舉之權、創制之權、複決之權、罷免之權；而對於一國之政治，選舉權之外，其餘之同等權，則付託於國民大會之代表以行之。’這就是說，人民所享有的民權，不能不是愈到下層，愈廣泛，直接。但選舉權則雖對於中央，也是可以無限制地運用的。特別是代表人民的所謂代表機關，不論是國會也好，國民大會也好，必須由人民自己選舉代表組成，否則這種機關，便不是民意機關。
選舉權是不是能夠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運用，與被選舉權有無不合理的限制與剝奪，具有著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本來，廣義地說，選舉權就包括被選舉權在內。有選舉權的運用，就必有被選舉的對象。因而有選舉權存在，就同時，有被選舉權存在。如果被選舉權受了限制，則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了限制。具體地說，假使某些人民被剝奪了被選舉權，則有選舉權的人就不能去選舉他們，因而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著限制了。所以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舉權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平等”；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
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除了“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處褫奪公權”的人們，以及漢奸外，任何人的被選舉權都不應該被限制、被剝奪。不僅不應該以資產多寡、地位高下、權力大小為標準，而且也不該以學問優劣、知識多少為標準。唯一的標準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為人民所擁護，因而也就只有讓人民自己去選擇。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
最後，應該說及的，是要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實行普選制，使人民能在實際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則必須如中山先生所說，在選舉以前，“保障各地方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也就是“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完全自由權。”否則，所謂選舉權，仍不過是紙上的權利罷了。
實現民主的關鍵在於結束一黨專制，這也是共產黨當年在其輿論宣傳中所反覆強調的。
《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刊登的一篇文章說，“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黨治結束之後，全國人才，才能悉力從公，施展其抱負；而各黨派人士亦得彼此觀摩，相互砥礪，共求進步，發揮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說，國民黨有功民國，不可結束黨治，使之削弱。不知國民黨今日的弱點，都是在獨攬政權之下形成的。當其他黨派起來競爭時，國民黨只有更加奮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趨進步。因此結束黨治，不會使國民黨削弱，只會使它加強起來。”
1944年9月15日，共產黨代表林伯渠在重慶舉行的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上曾鄭重提出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召開各黨派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後來，共產黨又向國民黨當局書面提出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當年10月10日，周恩來在延安發表《如何解決?》的演講，進一步闡明瞭召開各方代表參加的緊急國事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具體步驟和方法。
當年，共產黨還反覆強調，實行民主的基本條件在於讓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權利。
1943年9月15日的《新華日報》在一篇社論中說，“所謂反法西斯侵略各國必須先在自己本國內徹底實現‘民主第一’的口號，當然並不是說，這些國家都必須實行同樣的民主政治。由於各個國家的歷史發展、社會狀況等具體條件的不同，他們各自所實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存在著多少差異。但無論如何，它們之間有一個基本點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權為人民所握有，為人民所運用，而且為著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務。這樣的政權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使失掉自由權利的人民重新獲得自由權利；沒有失掉自由權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權利；特別是言論、出版、機會、結社，這些作為實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權利，是必須切實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發表在1944年2月1日《新華日報》上的社論《人民基本民主權利的保障── 論張君勵先生的建議案》一文說，“協進會第二次會議裡，通過了張君勵先生提出的《人民基本權利三項之保障之建議》一案。早在一月三、四、五日，張先生就曾在成都的新中國日報發表了《人民基本權利三項之保障》一文。這次提案的內容，是和那篇文章相同的。
張先生所說的三項人民基本權利是：一人身自由；二結社集會自由，三言論出版自由。第一項自由，是為了人民不致遭受非法的秘密的拘捕、限制、審判和處決。第二項自由，是為了‘第一，可使人民以集體發抒政見；第二，各種政治結社可以互相切磋；第三，養成民間領導政治之人，使其發為負責的言論；第四，在朝黨在野黨各有互相監督之機會。’其主要建議，是人民可以組織團體、政黨可以合法存在公開活動。第三項自由，是為了人民能夠發表意見、批評，監督和改進政治及社會等等的各種設施。其主要建議是實行圖書雜誌新聞的事後檢查。張先生所提出要保障的三項人民基本權利，雖然並不包括全部民主權利，卻已經涉及了重要的三項。一個國家是否民主，必須以此三項為重要的標幟。因此，我們和張先生一樣，很重視這三項人民基本權利。（《新華日報》社論1944年2月1日《人民基本民主權利的保障── 論張君勵先生的建議案》）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會演說中強調，“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他說，“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很多，但目前全國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言論出版的自由。”師範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三冊 原題《關於憲政與團結問題》)。
為了推進民主運動，當年共產黨還反覆強調了言論出版、結社集會和人身自由各自對於民主政治的意義與價值。
以言論自由為例。《新華日報》1944年4月19日發表的《言論自由與民主》一文說，“有民主就有言論自由，沒有言論自由就不是民主。我們拿英國來作例，英國是一個民主國，所以英國即使在戰時，對言論的自由也是尊重不渝：報紙送檢是出於自動，而且只限有關國防的稿件；刊載了有害國防的消息，至多也不過事後由政府提出公訴，沒有其他任何直接干涉言論的行為。──這些事實，是一民主國對言論態度的標本。就拿現在發生糾紛的澳洲來說，報紙和人民也還有對言論限製作抗爭的權利，可見民主和言論自由，實在是分不開的。我們應當把民主國先進的好例，作為我們實現民主的榜樣。”
1944年9月1日恰逢記者節，當天的《新華日報》專門為此發表了社論《祝記者節》。這篇社論充分肯定了言論自由對於反法西斯戰爭和戰後和平的重要，大聲呼喚全國記者團結起來爭取言論自由。文中說，“為什麼羅斯福把言論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條，為什麼羅斯福把言論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條，為什麼邱吉爾把言論自由列在七項標準的第一項？正是因為他們重視言論自由，把紙彈的火力，動員並集中到揭露和打擊法西斯主義，同時也熱烈的歡迎人民批評政府政策和各種作戰努力，揭露錯誤和缺點，提供建議和辦法，才改正了種種錯誤，克服種種缺點，使民族更團結，人民更積極，士氣更提高。這樣，美國能雪珍珠港之恥，而轉入反攻；英國便有雪敦克爾克之恥，而走向勝利。英美從大西洋到太平洋，從地中海到印度洋，從歐陸到緬甸；現在所以能夠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政治上的民主，是最重要的關鍵；而言論自由，又是極重要的一環。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羅斯福和邱吉爾都把言論自由確定為戰爭目的之一。在戰時，要依靠他來打勝仗；在戰後，還要依靠她保持永久和平。……-可以說，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健全的發展的新聞事業。沒有言論自由，新聞事業本身是會枯萎的。所以，新聞界同人，隨時隨地都在團結一致，為言論自由而奮鬥到底。
中國的新聞界同人，是世界民主的新聞戰線中的一部份。地域盡管不同，任務卻是共同的。每個記者都應該是反法西斯的戰士，都要爭取和保衛言論自由。今天‘記者節’日，我們竭誠向全國記者呼籲，親密地團結起來，把筆鋒瞄準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積極爭取民主進步要求言論自由!”
二
鼓吹民主自由時是那麼的慷慨激昂，爭取民主自由時是那麼的義正詞嚴，譴責專制獨裁時又是那麼的義憤填膺……
共產黨當年在中國民主運動中的這一幕幕出彩表現，不但給許多善良天真的人留下了熱愛民主自由的深刻印象，而且讓追隨它的民眾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只有共產黨才是帶領中國真正邁向民主自由的希望，共產黨取代國民黨領導中國的那一天，也就是中國人民真正實現民主自由的那一天！
但共產黨究竟是不是真的熱愛民主自由，到底是不是真心要在中國實現民主自由，我們不僅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不僅要看它在當政前曾經說過什麼，爭取過什麼，更要看它在當政後到底做了些什麼，有沒有兌現自己說過的話。共產黨不是一向聲稱言行一致，它的綱領中的每一條文與每一句語，都是兌現的麼，那就讓我們把共產黨在1949年當權之後所做的事與這之前所說的話一一對照一番，看一看事實究竟如何，真相自然也就大白了。
如果說絕大多數沒有經歷過國民黨當政時代的中國人，對於共產黨當年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的激進言論與姿態都一無所知的話，那麼對於共產黨當政後對待民主自由的所作所為，有著親身感受的他們卻是再清楚再熟悉不過了。只要一談到這個話題，如今稍有閱歷和頭腦的中國人，恐怕眼前都會不由自主的浮現出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共所製造的那一幕幕慘劇：“土改”、“鎮反”、“胡風反革命集團案” 、“反右派” 、“廬山會議” 、“文革” 、“六四” 、鎮壓法輪功……它們以飽含血淚的事實確鑿的證明，共產黨當政後實行的是地地道道的專制獨裁，而不是它當年曾爭取過的什麼民主自由，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江澤民，共產黨的黨魁無一不是世界上惡名遠揚的獨裁暴君。這一點，除了共產黨自己和極少數深受其蒙蔽的追隨者之外，如今沒有人會存有疑義，就連毛澤東本人也曾對此供認不諱──只不過那不是在公開場合，而是在共產黨高級幹部的會議上。1958年3月22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曾大言不慚的說：“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有人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躍進”親歷記》)
國民黨當政時代，共產黨曾鄭重其事的提出，“一個國家是不是實現了民主，執政當局是不是有誠意實現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應有的權利，毫不保留地交給人民；並且對於人民實行這幾種權利，是不是毫無保留地加以尊重。”“實現民主，完成民主建設，在一切主權還不在人民手中的地區，問題是立刻使人民有權，立刻把人民的權利交還給人民，而且是毫無保留條件的實行還政於民，產生民選的政府，建立民主的體制，頒布人民決定的政令法律。”（《新華日報》1945年9月27日社論 《民主的正軌：毫無保留條件地還政於民》）
按照以上標準，共產黨當政後，理當把大陸人民應有的權利毫無保留的交還給他們，讓人民能按照自己的意願選舉政府的負責官員，決定政府的大政方針、政令法律，罷免失職的政府官員，撤廢違反人民的利益的政策法律。但事實恰恰相反，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大陸，國家的主權從來都不曾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裡，人民既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選舉政府的負責官員，決定政府的大政方針、政令法律，也不能罷免失職的政府官員，撤廢違反人民的利益的政策法律，而這一切恰恰是共產黨當年抨擊國民黨專制獨裁的一個重要方面。
以選舉權為例。從表面上看，按照中共憲法規定，18歲以上的大陸公民都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而且每隔一定的周期，共產黨的各級政權也都要進行各種名目的選舉，但了解內情的人都知道，大陸人民的這種選舉權其實是徒有虛名。首先，共產黨拒絕普選制，普通群眾根本無權直接選舉政府的各級負責官員。其次，侯選人也不是人民推選的，而是共產黨指派的，換句話說，普通人民的被選舉權完全是有名無實。再次，競選向來都是被禁止的。
不僅如此，共產黨一向還直接操縱選舉。劉少奇1949年7月4日寫給蘇共中央和斯大林的信，就曾向蘇共和斯大林詳細報告了中共是怎樣控制政協和政協選舉的。信中說，“現在政協籌備會已組成，共有籌備委員一百卅四人，其中黨員四十三人，肯定跟我們前進的進步人士四十八人，中間人士四十三人，其中中間偏右者只有十六人，在進步人士中有十五個秘密黨員。共產黨對政協籌備會可保障絕對的領導。在籌備委員會中另組織常委會委員，委員二十一人，同樣可保障我黨領導。”“籌委會已決定將來參加新的政協會議的黨派十四個，代表一百四十二人。地區代表一0二人，軍隊代表六十人，人民團體及少數民族與海外華僑代表二0六人，總共四十五個單位，五百一十個代表。代表中黨員將佔多數。”（《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一冊，p4-5，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北京）劉少奇的這一不打自招，是對共產黨選舉制度的莫大諷刺。
共產黨不但一向操縱政協的選舉，而且一向操縱了大陸的各種選舉。以人大的選舉為例，從全國人大到地方各級人大的代表名額，歷來都是由共產黨直接分配和指派的。
正如吳國光先生在《中國大陸的選舉制度及其變革》中所說的那樣，“中共通過所謂的‘規定選舉方針’、‘戴帽’、‘醞釀’、預選、‘做工作’、等額選舉、禁止競選等一系列程序設計，形成了其獨特的選舉制度和運作方式。其要意就是，在原則上承認有選舉的必要，而同時在實踐中則設法削弱直至消滅選舉的實際功能，從而把選舉空洞化、虛假化。”因此，雖然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著有一定覆蓋面的選舉，但這些選舉已形同虛設、名存實亡，幾乎毫無其本來的意義了。更要害的是，通過種種相當精緻的程序設計，形成了一套頗為獨特的選舉制度，即把政治參與變成了政治動員，把用來讓選舉人自下而上地表達意願的制度設計，變成了自上而下地、讓選舉人為領導意圖背書的形式，從而閹割了選舉的民主靈魂。這種選舉稱的上是名副其實的“假選舉”、“偽選舉”，在這種“假選舉”、“偽選舉”下，人民根本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選舉權可言！
(1/4/2007 11:25:00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