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

◎文迪

我的父親今年78歲了,他經常說他打算活到2008年,我希望他能活得比這長得多,我很難對父親表達出我內心的感情,我很愛他,他是我的世界的一部分,我很怕那一天的到來,我的世界將不再完整。

我父親這一輩子經歷曲折坎坷。這在中國很多我們的父輩那一代人中,卻是很普通的故事。

父親出生在山東一個偏僻的小鄉鎮,雖然祖先可能富裕過,爺爺也讀過6年私塾,但到父親成長的歲月,日子過得十分艱難,爺爺和奶奶靠起早貪黑壓麪蒸饅頭維持一家人的生活。爺爺因為讀過四書五經,一直認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父親讀書成了家裏的頭等大事。好在父親從小好學,老是天沒有亮就去城門下一個唯一有燈光的地方念書。他到現在還能背出很多那時在城墻根下背熟的“三字經”,“千字文”。父親上中學不久,山東就成為日本人占領區,國民政府讓淪陷區的中學大學西遷,十二、三歲的學生和他們的老師一起,步行數千裏,躲著日本軍隊的崗哨、巡邏隊,冒著槍林彈雨,穿越封鎖線,來到所謂的“後方流亡中學”,陜西安康中學。父親在安康中學的幾年,完全靠自己維持生活,那時和敵戰區不通郵,和家裏完全失去了聯絡,偶爾有鄉親路過,只能讓他們帶封平安信,讓父母知道他還活著,一直到日本投降,他才回到老家。

父親最自豪的是他考上了南開大學,雖然他可能是南開最窮的學生,他穿著鄉下土布衣褲,千層底的鞋。而他的同學,其中還有坐黃包車上學的天津資本家的弟子。在南開,他勤工儉學,當夜校老師,寫稿子,賣報紙,生活緊張也很快樂。父親在南開上學和在北京工作的那幾年是他這輩子最快樂的日子,可惜不長。1958年他被劃為右派,發配到黑龍江北大荒勞動改造。三年非人的折磨後,他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不是真的摘了,而是換了頂帽子,叫“摘帽右派”,當時的“摘帽右派” 中除了極少數名人被特許回北京外,全部都遣送原籍或分配到邊疆,父親被發配到大西北。我見過一張1961年父親剛到西北時的照片,清瘦冷峻,與1953年豪情萬丈的畢業照相比,簡直判若兩人。此後的二十多年,他很少留下照片,偶爾有照片,也絕無笑容,根本無法想像他會有過大學時照片上開懷大笑的樣子。

在大西北,父親作了15年的建築工人,體力上的折磨,精神上的羞辱,是我們現在所無法想像的。他挺過來了,是因為有了我們幾個無知無罪的孩子。

父親剛到西北的時候,他還在機關辦公室,機關裏每天鬥來鬥去,大字報、批判會天天有。父親和另一個人民大學畢業的同事天真地以為,到基層勞動會少一點精神的折磨,就主動要求到基層去。沒想到基層的工人更厲害,除了更加無知粗暴的侮辱,還有身體上的傷害和折磨。有個姓古的班長,長得孔武有力,是個文盲,曾經像惡魔一樣折磨過父親。多年以後,父親提到他,並沒有怨恨,只有憐憫,他說古的愚忠並沒有得到報答,他所在的單位破產了,他連退休工資也領不到,幾個孩子偷搶犯罪,有的入獄,有的流浪,他70多歲,還在揀垃圾度日。

父親1979年接到右派平反的通知,我還記得那一天父親破天荒地抽起煙來了。到北京,父親見到原單位的老領導,一個也經歷了無數風霜雪雨的女黨委書記, 問起一個壓在心頭多年的問題,當年是什麼原因使他被劃為右派,他從來沒有的到過任何明確的答復。老書記告訴他,當年他們接到上級指令,冶金部的部委是6%的右派指標,他們不得不找出6%的人劃成右派,趕出北京。他們還很有人情味地考慮到父親單身一人在北京,沒有牽掛,所有把他劃在了這6%當中了。這真是天大的笑話,父親,一個在北京冶金部工作的普通工作人員,曾經是遠在山東鄉下爺爺奶奶的全部生命的寄托,是一個小縣城的驕傲,一夜之間成了右派,成了人民的敵人,讓多少人傷心斷腸的人間悲劇,它的起因竟是如此簡單,你能相信嗎?什麼叫“莫須有”,這就是。

父親的平反通知輾轉了一年多才轉到他手裏,他去北京的時候已經是右派平反的尾聲了,風向有些變了,他只拿到200多元的經濟補償,回北京的事也不行了,原因是父親的家眷不好解決北京戶口。和當年離開的理由相似,真正的原因是他在北京沒有關系,他是個鄉下農民的兒子。老領導還勸他說,你離開北京還好了, 文革部裏鬥得更厲害,沒當右派的有的還更慘,好幾個被鬥得跳樓自殺的。

回到西北,父親的單位裏為父親舉行了平反慶祝會,團組織還象征性地恢復了他的團籍,黨委書記講話說歡迎父親入黨,沈默多年的父親忍不住講了幾句話,他說決不會要求加入共產黨了,當年如果沒有申請入黨,也不會遭這一場人生劫難。說得黨委書記一臉尷尬。我不覺得平反有什麼可慶祝的,只是從一個長長的惡夢中醒來了而已, 當時有一個電影《牧馬人》,就很像是父親的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