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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評共產黨
和評而作
和評而行


《江澤民其人》12:法輪常轉和平請願

挪威議員主持研討中共 關注中國官員出逃

無奈的哀嘆:我身上的“黨文化”


◎玉山

【明見網6月8日訊】八十年代末從大陸來到美國留學,很獨立的我並沒有被異國他鄉的生活反差而感到不適,也不被異國風光所驚異,一切似乎是順理成章的自然,只是在採購時,總是用我那理工科的腦子在美金與人民幣之間換算,對比物價的貴賤,沒有一個所謂的生活適應階段,似乎上輩子在此生活過。因整日忙碌於研究生課程,打工掙錢,累得不亦樂乎,身心俱疲什麼也顧不得。盡管如此之累之忙,內心卻總感到缺了點兒什麼,有個什麼東西不太適應,想來想去搞不清是什麼。過了一段時間,忽然有那麼一天想起來了:我怎麼沒人管了呢?

我找到朋友問:我怎麼感到沒人管了呢?過去在大陸,我們有黨組織管,任何事都要向組織匯報,組織對我們百姓的關懷也無微不至,連搞對象都要過問對方的出身是什麼。現在沒有地方請示匯報了,好像沒著沒落似的。

我朋友說:你吃飽了撐的!幹嗎要找人管你呀?被看管慣啦?!

朋友說得有道理。是呀,我明白了自己的“不適應”是不適應美國社會的思想“自由”,我已經習慣於“被控制”了,沒有了真正的自我,“跟黨走,黨讓幹啥就幹啥”的意識根深蒂固的存在於我的思想中,一旦脫離了這個共產黨的環境,我竟然有了一種失落感,不習慣於用真正的自己的大腦去思維,找不著自己了。

當時盡管明白了一些,但因被禁固被控制多年,那種思維方式很難一下子改變。幾年後,我的一個挺聰明的朋友一表人才,卻在美國混得窮困潦倒,年輕輕的得了絕症,眼看不行了。我的腦子裡自然又想到了“黨”,我哭著給中領館打電話求救,在我的心目中“黨”是最可靠的,“黨”才能幫助我的朋友。最後我的朋友還是去世了,我難過極了,在人生中在遇到如此大事時,總會有一個自己的結論,由於多年黨文化的洗腦,我總結到:他是被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奪去了年輕的生命。

然而今天看了“九評”再反思此事,我發現自己錯了。我的朋友是一個幹部子弟,在大陸畢業於一個不錯的大學,風流倜儻,雖然沒有多少的閱歷,卻依仗父輩權勢剛畢業沒多久就官升處級,仕途亨通。優越的家庭背景和地位造就了一個紈刳子弟,他侃大山的能力大於做事的能力。而到美國後,拉關係走後門的環境不在了,只能靠自己真刀真槍地實幹了,他拿了一個洋學位後四處奔波求職於各大公司,卻是求職無門,當時美國的經濟不太景氣,中國大陸來的很多留學生畢業後面臨同樣的困難,尤其是六四後他們對中國政府的失望使得他們不想回國,都在美國採取權宜之計做一些低廉的工作維生。我的朋友哪裡願意打苦工?他家雖是幹部卻不是巨富,那時中共幹部的貪污腐化程度還沒有象現在這麼普遍,所以我的朋友窮得生存都成了問題,他到處借錢想做生意卻血本無歸,在中國的生活和美國現狀這種巨大反差下,他抑鬱不振,不久即患上了絕症,就這樣這個共產社會培養出來的眼高手低的畸形人終於命歸九泉。今天我才意識到這哪裡是什麼“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呀?只能說我的朋友是那個黨文化造成的不正常社會的殉葬品。

說來也真令人沮喪,生活在美國已十幾年的我,按理說在思想上應該是離開共產黨文化比較遠了,但是每當走在街上,遇到某個形像畏縮的人時,腦子裡總是不自主地冒出一個念頭:象個階級敵人!

唉--,這不能簡單地說我這個人不友善,我只能哀嘆我的思想被黨文化洗得太厲害了。@

(6/8/2005 8:33: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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