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啟強 【明見網5月29日訊】6、丟失的不僅僅是社會理想，還有做人的本分
可以說，社會責任、社會理想的缺失是當代中國人──尤其是年青人精神危機中最深刻的危機。
對物質財富地追求幾乎成了當今許多大學生的全部人生目標。
也不能說今天青年中已經了沒有了有志之士。世界首富比爾•蓋茨的成功塑造了無數當代青年理想和志氣──蓋茨式的迅速成功、巨大成功，成了今日有志青年的夢想──進入金融、資本市場，尋找挖第一桶金的機會、一夜暴富的機會；然後，向更高的目標奮鬥：成為中國的比爾•蓋茨。
這樣的志氣理想不可謂不大，但實現的幾率微乎其微，所以大多數當代學子都能迅速地從理想主義轉為現實主義。對此，他們直言不諱地寫出這麼一個公式：夢想＝一輛車+一套房子+一條狗+一個老婆。
有了老婆、房子車子以後幹什麼？今天的年輕人回答很乾脆：掙夠100萬，40歲退休，享受生活。
要一套房子、一輛車並沒有錯；我們已經進入了小康嘛。什麼是小康？中國那位最權威的經濟學家早就給我們有過具體的描述：“什麼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擁有兩套房，應該鼓勵中國人購買兩套房”。所以要一套房子，應該是非常艱苦樸素的了；
要一個老婆更沒有錯，比起那些有了老婆還包“二奶”，有了“二奶”還養“情人”，有了情人還帶“小蜜”的大款或大官來，要一個老婆既可愛又高尚，並且還能對社會的穩定作出貢獻──一個兩人世界或一個個三口之家，不正是一個穩定社會的基本元素嗎？所以，要一個老婆應該是最本分和最安分守己的了；
想掙一百萬也沒有錯。有物資追求，但這種追求又如此樸素，只要100萬，然後就退休。他們要100萬，只是為了過那種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作準備的，比起那些野心勃勃地尋找第一桶金、然後以此為資本再從更多人那裡去撈錢的勃勃野心，他們算是本分的了。
沒有理想，但有本分，這對做人來說也很不錯。過去，中國人窮了好幾千年，但窮得本分，不焦慮、不浮躁，不見利忘義，不投機取巧，不坑人騙人，不制假售假；而知識分子的本分則是是安貧樂道，是餓著肚子也要讀書，也要關心國家大事，也要講知識分子“以天下己任”；這與當代年輕人中流行的“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無關”形成了強烈對比。
所以我們退一步講，即使我們大學生不能盡知識分子的職責，只為自己負責；不關心國家大事，只做小事盡一個普通人的本分，也不錯。
但他們做不到。
當今中國，“本分”這個詞早在十幾年前就被“反傳統”的文化思考和“發家致富”的經濟蠱惑擠走了。所以今天的中國人，即使是只能做小事、只能掙小錢的也不本分──那些擺小攤、做小買賣的，那些做豆腐、生豆芽的，那些賣包子、炸油條的，要是能本分，中國人何至於那怕買幾塊錢的小東西，都會戰戰兢兢，沒有一點安全感？何況，大學生是天之驕子，他們有過十年寒窗的付出，憑什麼要他們盡普通人都難以做到的本分？
這些年，人人都變得不本分，是因為看到許多人掙錢很容易──不需要文化、不需要才幹、不需要勤奮，更不需要誠信。只要看準機會、敢出手，個個都能發財，只要發了財馬上就成了“成功人士”。
可以說，當今中國的道德危機、信譽危機、主要來自因機會太多而產生的全民性的不本分。
記得一次在國外旅遊，全家在海灘上休閑。賣海鮮的小販過來了，是裝在保溫桶裡的。大蝦、海蟹，就像剛從海裡撈出來就直接加工的那麼新鮮；還有熱蓬蓬的米飯和小菜。小販拿出一次性的小碗小碟，在我們面前擺上。豐盛、鮮美，給人的感覺甚至超過了大飯店裡的海鮮，可價格低廉得讓人不敢相信。小販還放上一隻塑料袋，叮嚀我們將垃圾丟在裡面。
我們慢慢地吃，卻見那小販總在四周轉悠，並不走。我們沒有理會，以為他在等生意。過了至少一小時吧，正要收拾垃圾時，那個小販趕緊過來，將垃圾收拾去了。
他是在等我們吃完，好收拾垃圾；而當時的海邊根本沒有監管的人！
這就是本分。如果這個小販不本分，他會急於去做他的買賣，才不會在乎海灘會不會被污染呢（看看我們旅遊景點的地上就知道了！）；如果這個小販發財心切，他可以向我這個拖兒帶女的外國人漫天要價（也想想國內旅遊景點的物價！）；如果他不安於這種既低微又賺不了大錢的小營生，他會昧著良心賣劣質海鮮，會挖空心思盤算怎樣盡快地賺大錢、盡早地做起大買賣……
但我看得出來，這個小販能這麼認真而從容地對待自己的職業，他一定已經做了很久；而且，還要這麼一直做下去，所以才會如此從從容容、不焦不燥……
我當時還想，中國過去不是也有許多這樣的小商販嗎？他們明明知道自己的小買賣不可能發財，可還是一代代地做下去，還是兢兢業業地把自己的小手藝、小生意做好、做精，覺得這是自己的本分。
這種本分造就了許多安分守己的小商販、小手藝人，他們憑借著自己的小買賣、小手藝，給了社會許多溫馨的服務，成為一個安寧、安全的社會必不可少的潤滑劑……
可以說，正是這種本分才是支撐一個社會長治久安最重要的元素。
所以說，失去理想，胸無大志還不是當代青年的致命傷。本來，青年知識分子不做大事幹小事，不能憂國憂民，能做好自己的事也不算錯誤，更不會天下大亂；但如果當代青年在追求那種可憐的、鼠目寸光的現實主義目標時，沒有從容的心態，沒有腳踏實地的本分，那就不僅僅是理想缺失，而是道德危機了……
7、三個農民騙了2000個大學生
回顧2004年中國教育界的重大新聞，北航教授索要10萬元才給錄取通知書的事件，肯定名列第一；2000名大學生被幾個初中文化的農民騙去搞非法傳銷的新聞，應該緊隨其後，排序第二。
一條屬於教師，一條屬於學生。前者我們有過介紹；後者發生在重慶。
這個由學生參與的非法傳銷案之所以轟動全國，是因為“幾千名傳銷人員中，90%左右的是正規高校的本科生。”
為了錢，幾千名大學生（其中不乏北京的名牌大學）毅然決然放棄學業；為了錢，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居然被幾個初中文化的騙子輕而易舉地控制了思想和行為（這讓人想起了前些年，一個女研究生被沒有文化的人販子騙到山區給農民做老婆的事件）。這與其說是這些天之驕子的智商和社會知識低下得令人失望、令人可憐，不如說是我們高等教育的大失敗！
先看看事件的基本線索：
秦永軍，38歲，是河南省項城市孫店鎮解堂村人，初中文化。他何以令2000名大學生身陷傳銷泥潭欲罷不能？
從去年9月到今年3月，短短半年間，秦永軍和他的下線誘騙全國各地2000多名大學生到重慶搞傳銷，被騙者不乏北大、清華、西安交大等名牌大學的高材生。
6月1日，總理溫家寶對此案親筆批示：“要嚴厲打擊非法傳銷活動。學校要採取措施防止學生受騙參與傳銷活動。”
此後，副總理吳儀、公安部長周永康等中央高層先後對案件作出批示。（北京《新京報》2004年6月28日）
這些大學生是如何深陷非法傳銷的的泥潭？當媒體和相關執法部門對他們進行解救時，他們又是處於一個什麼狀態？
讓人感到意外的是，那些傳銷組織者並沒有用暴力脅持大學生參加。他們僅僅靠花言巧語就使大學生產生了興趣，就義無反顧地去了；就像那個用花言巧語騙得女研究生跟她走的人販子（一個沒文化的農村婦女，告訴女研究生，她能買到很便宜的銀元）一樣。不一樣的是，人販子最終是用暴力才讓女研究生就範，被迫當了農民的老婆；而傳銷組織者始終沒有採用暴力。
他們靠什麼？
靠給大學生上課！
這些沒有文化、或文化不高的傳銷者，給見識過著名教授、聆聽過知識精英教誨的大學生上課！這真是一個笑話──一個中國式教育的笑話。
但如果我們聽到、或看到這種上課的形式和內容就笑不起來了；這不是笑話，而是一個悲劇──中國式教育的悲劇。
第一課是培訓老師的成功課，“成功學──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然後是在一間小屋裡做遊戲，要求每個人上台演講，唱歌，相互稱乎‘老總’。還有是求婚遊戲，異性間相互求婚，直到對方同意為止。‘目的是消除害羞和不自信，又很刺激’，這是一位參與過傳銷的大學生對記者說的，‘在這樣的環境中，人很快就沉浸在一種追求成功的狂熱中。此後的幾天，每天不停地學習直銷理念、制度、心態，稱‘直銷’是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給予中國年輕人的第四大機遇。其主體課程是：分配方案、影響成功的因素、‘企業文化新理念’、從業應有的心態等。講課內容非常有蠱惑性，比如‘窮人最需要的不是錢，而是野心’等。”（央視《新聞調查》《傳銷網中的大學生》2004年7月12日播出）
我們從中央電視台的電視畫面中直觀地看到了這樣的課堂：一間民房，只有臥室那麼大，裡面有三四十人，全部坐著小板凳上面。
央視的記者問：講課的人有沒有正兒八經學校的講師、教授？
傳銷大學生：沒有。全部就是圈內的人士，都認識。就是所謂的一些成功人士，做到主任，一定的級別，他們就來講。
以下是講課的同期聲──
傳銷人員：現在請大家用最棒的姿態，最真摯的掌聲，歡迎我們公司做得最棒，而且人長得最帥的張金龍。掌聲有請。
傳銷人員：掌聲不夠。
傳銷人員：各位，現在好。
……
傳銷人員：當有一天我們成為公司的一名合格的業務員之後，並且在同時可以獲得合理的利益回報，還可以在這個時候去組建一個你的銷售網絡，充分地利用市場倍增學來發揮團隊作戰的精神魅力。
還有像幼兒園的孩子做體操的動作課，沒有聲音，只有動作和手勢：
央視記者：什麼樣的手勢？
大學生（作動作）：比如說這個，很多人都對你一起做這種手勢，這個叫我心飛翔。
央視記者：表達什麼意思？
大學生：就是表達我心飛翔，他們組織內部的一種規定，我心飛翔。還有你是最棒的，這樣不停地做，你是最棒的。
記者：不說話？
大學生（作動作）：不說話就這樣做。很多人下面幾十個坐成一排，排成隊伍，跟你不停地做這樣的手勢，那感覺非常好，然後這樣做。
記者：這是什麼意思？
大學生：大鵬展翅，祝你大鵬展翅。然後步步高升，這樣步步高升。還有一個（作動作）……
記者：這是什麼意思？
大學生（作動作）：眾人劃槳開大船。還有一個這樣。讓人感覺那個好像，大家都覺得很瘋狂那種氛圍，都覺得很瘋狂。我們作為新來的同志也會不自覺地捲入進去……那種氛圍確確實實感染了很多新來的同志。
到此時，傳銷主持人便會不失時機地大聲發問：“你們想不想成功？”
大學生們高聲回答：“我們想成功”；然後一個個舉起自己的右手，有力地揮舞起各種手勢。（央視《新聞調查》《傳銷網中的大學生》2004年7月12日播出）
這些表示雄心壯志的形體動作很幼稚，但卻能讓我們的天之驕子群孰昂、熱血沸騰；那些蠱惑人心的演講十分空洞，但卻能讓大學生如醉如痴。
一名臥底警員說，“我看到他們像中了邪一樣，聽課時不開小差，不說話，幾天時間便可記完一本厚厚筆記”；
8、是大學生的素質太低，還是我們的教育太失敗？
媒體普遍認為，傳銷人員之所以能將那麼多大學生拉下水，就在於這一系列的“洗腦”功課──傳銷組織者不僅向大學生教授傳銷知識，鼓舞士氣，而且還有非常細心地做思想改造工作。
請看記者的報導：
這些並排放在地上的黑心棉，是大學生們睡覺的地方。在許多傳銷窩點裡，都能夠找到這樣的東西──那就是爛菜葉。這些都是大學生們從附近的菜市場裡撿來的，令人無法想像他們每天吃的就是這些。
記者：我聽說你們撿菜葉子吃？
大學生：是的，我都撿過。
記者：是真的嗎？
大學生：是真的。
記者：你到哪兒去撿過？
大學生：就在附近的菜市場、集貿市場裡面。每天早上天剛濛濛亮就去撿菜葉，大白菜、萵苣那些葉子，就是外面那些葉子，別人扔掉了不好賣。有些老的，有些快要爛掉的，我們就去把它撿過來，稍加整理一下，清理一下，就吃。
解說：靠撿菜葉來維持日常生活，傳銷組織者炮製了一套理論，聲稱撿菜葉可以培養艱苦、樸素的精神，是創業階段磨煉意志的好方法。而實際上是為大學生日後騙人入會打下心理基礎。
記者：為什麼要去撿菜葉？
大學生：要讓你通過撿菜葉這個事情，讓你將你自己的面子問題拋開，你能夠做到在別人的腳旁邊去把菜葉撿起來，能經受住旁邊外人的不理解，還有一些人白眼，說一些風涼話，對這些事情你不要管它，你撿就行了。（同上）
我們也有過許多類似的“思想”工作，可就是沒能讓這些大學生安安靜靜地坐在教室裡成為“四有新人”，成為德才兼備的接班人！看來，各級宣傳部門真應該向這些傳銷人員學習了！
通過這樣的教育、培訓，大學生們終於自覺自願地放棄了學業，自覺自願地用三四千元買回價值幾十元的傳銷產品，自覺自願地將同學也從大學裡召喚過來……
還有什麼事能比這個新聞更能說明中國高等教育的失敗？因為牽扯到這個醜聞中的不是個別大學和個別大學生；甚至重慶大學生非法傳銷事件也並非個別。
以這次非法傳銷案為切入點，媒體和執法部門發現了更多以大學生為目標的非法傳銷網點──
2004年6月23日，常州搗毀一個傳銷窩點，有30多名大學生被騙；
2004年5月29日，江蘇徐州市公安局對8個傳銷窩點進行突擊檢查，解救出3名大學生；
2004年5月19日，山西臨汾市工商局、公安局搗毀一個傳銷窩點，40多名傳銷人員中大多數為在校大學生；
2003年10月31日，海南海口市搗毀一傳銷窩點。該窩點的13名傳銷人員均為在校大學生；
2003年9月9日，廣西貴港市查獲一個非法傳銷窩點，涉案人員達500多人，其中90％是大學生；
2003年8月27日，廣西合浦縣端掉一個非法傳銷窩點，查獲146名非法傳銷人員，其中絕大部分是在校大學生。（《傳銷盯上大學生》央視國際2004年6月28日）
這些數字真是中國高等教育的奇恥大辱啊！
9、在傳銷人員洗腦之前，這些大學生早已被他們的老師洗過腦了
傳銷組織者是靠著“理想”和“激情”──一夜暴富的理想和不擇手段的激情──成功地控制了大學生的。
問題是，這樣的“理想”和“激情”，為何能灌輸進這些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的頭腦裡？！
國家花巨資承辦高等教育，花巨資將知識精英集中到大學裡來，就是要讓這些年青人中的幸運兒能得到最良好、最高級別的教育；那麼，為什麼那麼多知識精英長達數年的精心培育，居然沒有幾個沒有文化的農民搞的幾天突擊性的補課湊效？
記者曾經向被捕的傳銷發問，“為什麼願意拉一些大學生來？”；傳銷人員回答：大學生的“知識面，包括辨別能力，很多方面存在一些差異。包括你們提出的很多問題，在你們看來可能漏洞百出，反而很多大學生來，更容易去接受。有些甚至來了連一點反抗情緒都沒有，就接受了。”
首先，這當然不是認識問題，不是因為這些大學生不明事理、不辨是非。盡管在他們的圈子裡把傳銷說成轟轟烈烈的事業，但他們沒有一個人不知道這是“根本就沒有產品，單純靠拉人頭”的騙局，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殘酷詐騙，是靠無數“下線”養肥“金字塔”頂上那些早加入者的殘酷騙局。
一個參加傳銷的大學生向記者承認：“老實說就是賺錢。因為這個東西可以賺到錢，因為每個人向錢看的，一年可以賺一兩百萬。如果是真正的運作模式，一年可以賺幾十萬沒問題”。
看來，他們非常清楚，要賺一百萬，就必須有成百上千的受騙者給他當下線。
所以不是認識的模糊，而是因為有一年賺幾十萬、上百萬的巨大誘惑，清清楚楚的擺在他的面前。
第二個問題，是不是因為有這個巨大的誘惑，傳統的價值觀就頃刻間土崩瓦解了？
大多數媒體是這樣認識的：以為傳銷騙子個個口才超人，以利煽情，所以有很大的蒙騙性；大學生自己也這樣認識。一個重慶傳銷案的受騙大學生說，“傳統的價值觀念在那裡面，用個不到兩三天的時間，已經全部被他磨滅了。像擦黑板一樣給擦掉了，然後所有的道德體系在那裡面重新建構……”
這個受騙大學生只說對了一半，根源是在於“傳統價值觀”的磨滅；但他沒有認識到的是，這種磨滅，絕不是幾天的時間在傳銷點完成的；在被拉下水之前，他們已經過了好幾年的“洗腦”；也就是說，在傳銷教師對他們實施突擊性的“洗腦”之前，我們教育、我們的知識精英早已為他們洗過腦，早已將他們變成了與那些傳銷騙子在價值取向上無大差別的同類了。
沒有這個前提，騙子如何能說會道，也不可能讓這些高學歷的受騙者就範。
這是典型的利令智昏、見利忘義。別說作為青年知識分子的職責、本分，就連起碼的人格都不要了：向家裡騙錢，交納入會費；在明知這類傳銷只是賺人頭費後，還是將同學和親友騙來充當自己的下線。
我們不否認參與傳銷的大學生中的確有一些是迫於無錢交納學費、無錢繼續完成學業的農民子女（有個女生為湊夠入會費，向家裡要錢，父母將耕牛賣了，自己將牛馬的勞動承擔下來），但這並不是多數；再說，即使是真的為貧困所迫，也萬萬不該幹這種明知損人的勾當……
因此，當我們思考2004年大學生參與傳銷騙局的事件時，必須指出，這樣的醜聞和悲劇性事件之所以會在大學生中大面積的發生，我們的教育體制和教師們難辭其咎！
10、從出國熱、外語熱看當代大學生的媚外心態
教育體制的太多問題，靈魂工程師的太多問題，必然使當代學子的問題多多──疏於學業、考試作弊，不思上進、熱衷於人際關係，貪圖享樂，崇洋媚外……
崇洋媚外，可以說是當代大學生的靈魂深處的頑症。我們看到過北京的大學生在美國球星麥克爾•喬丹面前哭泣、下跪的情景；而在上海，當身懷六甲的英國歌星“辣妹”維多利亞2004年10月來訪時，上海電視台某欄目以3萬美金的價錢，獲得了“辣妹”半個多小時的專訪權。為何出此高價？因為她集洋歌星和洋球星（她懷著小貝克漢姆）於一身，因而是諸多電視觀眾的焦點、熱點和偶像。
這諸多觀眾，當然是以大中學生為主體了！
今天大學培養出來的人，在治學的嚴謹、專業基礎的紮實方面與過去的學生有很大差距，但他們的外語水平卻十分了得：以前本科畢業，能拿到四級已很不容易，現在，大多數的本科生都能達到英語六級，否則很沒面子。大學裡流行的說法是，拿不到六級，別想交到女朋友。
為什麼？因為早早地就想著出國，想著進外企，所以在校期間，他們一個個猛攻外語，一個個都對西方的習俗、習慣有深刻了解。他們看英文報紙，他們過西方的節日，他們甚至與中國人說話也要要盡量多地加入英語詞彙。
心向西方、苦讀外語、考托福、考GRE，聯繫美國大學、申請獎學金，熟悉美國大使館的簽證程序，可以說是多數大學學習生涯的全部。越是名校，這種現象越是突出。
2004年初，北京大學一名大四的女生突然失蹤了。這事在北大引起了軒然大波──校方登報，同學們自發出去張貼尋人啟事，將北大校園鬧得沸沸揚揚。
這位女生是一個極為用功的學生，尤其是英語很好，她的托福考試分數很高。就在失蹤前幾天，她剛剛接到了國外兩所著名大學的邀請函。不料，她卻消失了，連續幾天不見其蹤。
後來她班上的同學提供了線索：“該女生一直把出國看得很重，拿到邀請函後激動不已，情緒一直處於亢奮狀態，逢人就講，當時大家都覺得她有點異常，勸其去看心理醫生……”
她沒有去看心理醫生，而是失蹤了。
最後，該北大女生被當地的派出所找到了：當時，她神智不清，疲憊、飢餓，已經處於虛脫狀態。
這位女生精神失常了──在馬上就要實現“出國夢”的亢奮中失常的。
中央電視台的“社會記錄”欄目得知此事後，想採訪這一事件。但被校方拒絕了，是說要保護當事人。於是，該欄目採訪了北大的一些學生，請他們就此事發表自己的看法──
北大男生甲：“獨生子女承受的壓力本來就不大,突然遇到這種問題的話，發生這種事情很正常……”
北大男生乙：“感覺有點像范進中舉,我了解到的是不是,因為她可能看到這事成了,特別興奮。”
北大男生丙：“就是不同的發展方向,對一個人來說是很重要的一點,不想不一定就說明你怎麼放得開,這就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
北大男生乙：“化學院大四那個師姐出走的那個事,我跟他的看法有點不同,我覺得造成她一看到成績單,然後興奮了,造成精神恍惚的原因,可能是她覺得她的付出和得到的東西就是她的付出終於得到了回報.”
北大男生丁：“留學可以說是每一個進入北大學生的一種夢想吧。”
主持人阿邱：我一直在想，留學，在這個女孩心中會重到一種什麼樣的程度，會讓她僅僅得到邀請函，離真正出去還有很長距離的時候，就如此的興奮？沒有採訪到女孩我覺得有些遺憾，不過在一篇網上很流行的留學文章中，我似乎又找到了答案。文章的作者也是一個想出國的女孩，而且也是北大的──
主持人阿邱讀到：……我相信，在每一個拿到offer的學生心裡，簽證的分量都很重，這份重量甚至連他們自己都沒有充分感覺到。天堂與地獄的距離有時只在一線間……在我眼裡，美國大使館就是這樣一道分界線。不知曾經有多少年輕人來過這裡，試圖跨越飛躍道路上的最後一道障礙。幾個小時的等待，幾分鐘的面談，就可能改變一個人的一生。
（中央電視台2004年2月5日“社會記錄”：《北大大四女生痴迷出國夢》）
去美國是進天堂，出不去等於留在了地獄，大使館的簽證是天堂和地獄間的一道門檻。
好恐怖的比喻啊。
那位的女學生痴迷和這位女學生的比喻，的確十分形象地將今天大學生的價值取向表現得淋漓盡致。
這個節目還就同一個問題對清華大學的學生有過採訪，結果發現，清華的出國熱與北大不相上下：“清華曾經有這麼一個班，入校的時候除了一名學生，人人都發誓要出國。可到了大四，那唯一一個例外也不例外了……”
我們在節目中看到了那唯一一個清華學生的鏡頭：
清華男生：“我想我的思維在我們班上還算是比較個別，不太相同的那種，其實原本我們班只有我一個人是不想出國的，但是後來因為其他一些原因才出國。”（同上）
這的確是讓人寒心的事，政府為幫助北大、清華創世界一流，二三年的投入能超過包括海外華人在內的中國人辛辛苦苦搞了二十年的“希望工程”的積累，力度不可謂不大，為的就是多培養一些尖端人才。可這些尖端人才是為美國培養的。
難怪有人將北大、清華稱之為“留美預備學校”、“為美國培養帳房先生的地方”。
浙江大學教授鄭強曾經對這種“外向型”的教育所培養出來的出國熱、外語熱有過尖銳地批評。
他說：“日本博士,德國教授說不出英語的多得是！我們怎麼能說一個人不會說英語就是文盲呢？語言就是一個工具！你沒有那個環境,他怎麼能講這個語言呢?……如果我是教育部長,我要改革二件事：第一，取消六級考試。你一個研究生連中文一級都不及格,你英文考六級幹什麼呢?看看研究生寫的論文,自己的民族文化都沒有學好,天天考英語──打勾：托福打勾，GRE打勾，英文考出很高的分,可哪個寫的英文論文在我面前過得了關呢？過不了關！這樣培養出來的人能幹什麼？自己搞的專業一點都沒學好！……我這幾天就教訓我手下的幾位女學生,問她們在幹什麼,看不到人影，一天到晚考這樣，考那樣的,到美國去幹什麼？在國內要幹的事多著呢！你整天考英語,美國人連報個名都要收你們的錢，日本人也是如此,中國學生到日本去要交手續費，到日本留學是為日本人打工，好不容易掙點錢交了學費，讀完博士在日本的公司就職，當勞動力，掙了一筆錢後要回國了就買了家電，把錢全給了日本人。”
在談到崇洋媚外，談到愛國主義的時候，這位物理教授的激動已經近乎於憤怒了──
“中國人為什麼這些年都往外跑？重要的是要讓國民愛自己國家……如果我是杭州的市長,我絕對不是狹隘的民族自尊心──如果杭州有什麼災難,我就首先把杭州的老百姓安排在香格里拉,讓外國人在外面排隊！(掌聲！)這樣，你才會讓你的國民愛自己的國家！一個日本的農民跑到峨嵋山去玩，骨頭摔斷了，你就用中國空軍的直升飛機去救他，而在日本大學一名中國留學生在宿舍裡死了7天才被發現；名古屋大學的一對中國博士夫婦和孩子誤食有毒磨菇，孩子和母親死了,父親則是重症肝炎，在名古屋大學醫學院的門診室等了12個小時，也沒有一個日本教授來看望！而你們為什麼還要這麼友好,以為自己很大度,實際上是被人家恥笑,笑你的無知，說你們這個民族賤！我們不能這樣!……所以我經常講，我作為一位自然科學工作者，我教育我的學生，首先是學會做人，沒有這些，你學了高分子、外語都是花架子,你不是一個完整的人!”
是呵，首先是要學會做人，做一個正常的、完整的人。我們的教育恰恰在這方面十分欠缺。
11、一代學子的精神狀態與教授們的精神連接
前兩年，曾經有一篇談論當代青年精神狀態的文章在網上引起強烈反應。文章的作者也是一位青年，叫李天時，文章標題是：“不和70年代生的人交朋友”。
這位李先生說自己是一個善交往的人，他的朋友很多，那方面的都有，但“唯獨沒有70年代出生的新人類”。
他列舉了這一代人的許多問題：玩“酷”、玩“炫”；“只會聽流行的聲音，跟著時髦走”；“裝嫩玩純真，其實很弱智”；“除了寫某某寶貝什麼什麼戀人不會別的，全是脫光了衣服就上床，上完床就抽煙喝酒”；“喜歡唱病句，而且是穿女人的內衣在台上唱病句”；“冷漠、不合群、對個人利益斤斤計較”；“太自私，對他人太不負責任”……
當然，李先生的言語過於刻薄，且有一竿子掃翻一船人的嫌疑，但他對70年代出生的人缺少理想、責任的評價基本準確。
這篇文章發表於2002年底。那麼，他所批評的“70年代生的人”最小也有23歲了，也就是說，他們正是這十多年來，中、高等教育的產物（從他的描寫看，他筆下的對象應該屬於受過高等教育的）。
後來，很多年輕人加入到對這篇文章的爭論之中，並且分成了“炮轟70年代”和“捍衛70年代”兩派。兩派都發表了許多精彩的文章。其中一篇“捍衛”派的文章，在某種程度上承認了70年代生的人的問題，但卻認為，“70年代總比80年代的好”
作者將80年代生的人稱之為“新新人類”，並且陳列了他們更加嚴重的道德問題：
“八十年代的人往往帶有一種極端自私和以我為中心的想法，這一代人大部分都有良好的教育”；
“可以這麼說，他們是垮掉的一代，他們的腦海裡只有性、毒品，蹦D等等而已。而道德、良心等堂而皇之擺在紙面上的東西，是鎮不住八十年代人隱藏在靈魂最黑暗深處的東西的”；
“可以說八十年代人非常的空虛，很多犯罪也是由此引起的。他們往往憑著潛意識裡的厭惡和敵意聽不進任何人的勸告。”（《70年代總比80年代的好》網易文化頻道2003年12月4日）
看來，80年代生的青年更時尚了（所以在“新人類”前面又加了個新字）；他們的文化程度也更高了（因為大學擴展了，高等教育發展了嘛）。可是問題是，我們增加高等教育經費，擴大招生數額，要的是這樣的最終結果？
如果我們承認這兩代青年的自畫像尚有幾分真實，如果我們承認他們就是我們的教育結果，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能將這樣的肖像，與有著許多名學者、名教授，有許多政治思想工作者的大學聯繫起來？
又想起了那兩部寫大學教授生活的長篇小說《沙床》和《桃李》，並且從那些教授的生活中，看到了與上述年青人自我描述十分相似的東西，看到了兩者之間的精神連接。
此時，我又想到了一句格言：名師不一定出高徒，但庸師是必定要出敗徒的。
誰能說，這不是我們教育的最終成果？
我的小女兒是90年代出生的；將來有一天，人們也會用相同語言評說90年代生的孩子嗎？
救救孩子！
2004年12月9日於上海
（完）(5/29/2005 1:44)
(5/29/2005 9:18: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