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啟強【明見網5月28日訊】本章的上篇談論的是中國教育的大背景、是體制；或者說這個大背景是體制的使然。毫無疑問，這個大背景下的中國教育必然問題多多。
但如果我們因此就認為大學僅僅是錢和權的天下，以為教授們只是消極地、被動地充當錢和權的工具，只是可憐巴巴地被錢權榨取，那就大錯特錯了。
如前所述，錢對大學的腐蝕與權對大學的滲透，使得知識分子的精神獨立和學術自由在當今大學消失殆盡，知識分子的最高價值──獨立性和創造性已經與他們的教學和學術研究普遍分離。
體制扼殺了知識分子在教學、科研上的獨立性和創造性，但在牟取個人利益方面，今日的大學體制卻給了教授學者們難得的機遇；在為自己牟取利益方面，我們學者教授所具有的創造性和進取精神，令人驚嘆！
1、體制的問題並不能掩蓋個體的道德缺陷
由於問題出在體制上，我們在遭遇和談論中國教育的種種問題時，在遭遇和談論那許多與這些問題緊密相關的知識分子時，我們常常會不經意地說一聲，“都是體製造成的！”
因為是體製造成的，我們沒有責怪人──哪怕這些以教書育人為己任的靈魂工程師已經墮落到甚至比以追逐利益為目的的商人都不如的程度（商人尚有誠信、尚要取之有道、取之有名！），我們也還是寬宏大量地說，“哪個領域不是這樣的，為什麼單單對教師這麼苛刻？”；或是，我們會從歷史的高度、制度的高度，甚至從民族文化心理的高度去尋找原因，去追究責任！
我們從來沒有從個人的精神道德層面追究知識分子的責任，從來沒有對個人有過深刻的檢討和拷問。
前些年“靈魂的拷問”一詞在知識分子中十分時尚，但那是針對別人、或最多是針對這個某個群體而言。一位曾經以此著書立說的學者，就被另一位學者追問道：“你怎麼就不拷問拷問你自己的靈魂？！”
是的，我們的體制有問題，我們的傳統文化有問題，我們的民族文化心理也有問題；但正因為有這許多問題，知識分子的社會存在才顯得更加重要，知識分子能不能恪盡職守才成了一個民族生死攸關的大事；而不是相反，讓體制問題成為知識分子墮落的借口。
是的，中國很窮，而猛然與西方的物質生活接軌，肯定會帶來因物慾受到壓抑而產生的痛苦；
是的，中國的社會分配有問題，所以採取同樣有問題的手段去奪回自己該得而沒得到的那一部分就成了各行各業的中國人各顯神通時的道德依據，所以才有了我們剛才聽到的：“哪個領域不是這樣？為什麼單單知識分子就不可以？”
是的，在一個不能依法行事從而不能公平、公正的環境裡，每個人都可以用不公正的手段去糾正那種不公正──商人們可以用不公正的手段去對抗不公平的市場競爭；工人農民也可以用不正當的方式去追討回被非法剝奪的血汗錢（可悲的是，即使用不正當的方式他們也很難追回本來屬於他們的那一份）。
然而，即使所有的階層都因制度的不公正而放棄了自己的道德操，知識分子也無權隨波逐流！因為知識分子是社會良知的擔待者，是社會道德底線的守衛者，如果他們以犧牲自己良知、道德和社會職守為代價去對匡正社會不公，不僅不可能減緩社會的不公正，還會因他們的加入而使整個社會的道德防線的徹底崩潰，從而將整個民族拖向毀滅。
在蘇聯時代，當1937到1939年的政治清洗危及到每一個公民的安全時，由於膽怯或由於自保，一些人變節自首、告密出賣自己的親友，有人甚至站在權力一邊落井下石、為虎作倀；然而，當這種本應該由制度承擔的醜惡蔓延到個別知識分子和個別作家身上時，蘇聯的知識分子對此沉痛地寫道：“要知道，這是作家！作家啊！他們是人民的良知。象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等等”。
因此，無論從制度、歷史的高度，還是就個人、道德的微觀層面，我們都不能對中國教育大背景下的小動作掉以輕心、無動於衷──那就是，盡管中國教育在體制上存在著嚴重問題，但這個體制下個人的問題，更應該是我們有勇氣面對、有勇氣揭露的；否則，這些人的問題，會無限放大了體制的問題，並且對整個民族的精神道德，起到巨大的腐蝕作用……
在談論當代教育體制下教育精英們的大範圍墮落之前，我們先從縱橫兩個方向作作比較，看看時代的黑暗是否必然造就教師們的人格缺陷？
2、國家貧窮落後，教育界群星璀燦
我們是了解舊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尤其是教育界的知識分子──蔡元培、蔣夢齡、樑啟超、王國維、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陶行之、傅斯年、梅貽琦、劉半農、朱子清、辜鴻銘、馬寅初、樑漱溟、聞一多、陳寅恪……光是看看這些名字就讓人怦然心動──同一個時代居然有如此眾多的出類拔萃之輩，這的確令人驚訝；而這個時代離我們僅僅幾十年！
僅僅幾十年前呵，中國還有如此眾多的優秀知識分子，中國還有如此令人炫目的精神財富！而且，這個名單可以一直開下去──從北京的大學到各地方大學，從著名知識分子一直到那些默默無聞的鄉村小學的校長、教師……
那時，辦教育、當教師、為人師表是何等神聖的職業和稱號！盡管那時的一些有錢人或土財主也會將教師稱之為教書匠（而且還要在前面加上一個“窮”字，叫窮教書匠），但即使再窮──那怕長衫上打上了補丁，他們還是備受社會尊敬。舊時縣官上任，最先拜見的不是財主、紳士或者商會會長，而是當地的小學校長。
孔子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這就是中國人極為珍視的師道尊嚴。過去，中國人的祖先堂上都供有“天地君親師”的香位牌，可見教師這個職業在中國人心中的位置；不過，教師的地位不是權力冊封的，而是知識分子憑著自己的學識道德博得。向別人傳授知識是一件莊嚴而尊貴的事，但你得從自己做起。
尊重和自重，愛戴和自愛──做教師做學問得先從做人做起；教別人，先得潔身自好、獨善其身……
舊時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高是因為知識分子自身的優秀，上述那個很不完全的名單就是證明，這一點無須贅言。需要多說幾句的，是這些優秀知識分子所處的時代背景──那時中國的教育體制並不比今天先進！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教育的大環境同樣經受著權力的滲透，前面說過的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就是因為沒有按官方意圖治校而被關進監獄，蔣介石甚至揚言要槍斃他。諸如此類，可見當時教育的政治環境並不寬鬆。
實際上，劉文典案並非個案。就在那個時期，蔣介石提出“黨化教育”，要以“以黨治國”、“以黨義治國”；而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也在1927年8月實實在在地制定了《學校實行黨化教育草案》，指出：“我們所謂黨化教育就是在國民黨指導下，把教育變成革命化和民眾化，換句話說，我們的教育方針要建立在國民黨的根本政策上”。為了推行“黨義”，國民黨中央又制訂了《各級學校黨義教師檢定委員會組織條例》、《檢定各級學校黨義教師條例》，從組織上規範黨義教師任教資格。教科書方面，南京政府教育部於1929年公布《教科圖書審查規程》，其中開列的3項政治標準是：（1）適合黨義；（2）適合國情；（3）適合時代性。1938年，該部又頒行《青年訓練大綱》和《中等以上學校導師制綱要》，強調對大、中學生進行“信仰訓練”，要“時時刻刻心領袖之心，行領袖之行”；文件還規定把“黨義”列為大學必修課，內容包括：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孫文學說、民權初步、實業計劃、國民黨史及國民黨歷屆宣言……等等。
（《中國現代教育史》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轉引自張博樹《中國現代“黨化教育”的制度化過程》）
但舊時的中國知識分子並沒有被權力扭曲，沒有為爭當校長（當時的大學還是以國立為主，能不能當校長當然要國家說了算）、爭當教育官員而突出政治、或創造性地落實權力對教育的指令；相反，在權力的滲透面前，當時的許多著名的校長、或最有希望當校長的教授都拍案而起，進行公開的抵制──
胡適公開指責這類黨化教育教材為“黨八股”，呼籲“學術自由”和“教育獨立”；而馬寅初、潘光旦、許德珩、張伸府、任鴻雋等著名學者教授也因為反對“黨化教育”和在校園內強制性地推行“三民主義教育”而遭受到國民黨政府的監視和迫害……
以上是舊時教育所處的政治環境；從經濟上講，那時國家的經濟實力和人民物質生活生平也遠遠低於今日的中國。雖說舊時的大學教授也有過較高收入的時期，但對大多數教師而言，這仍然是一個清貧的職業。在戰亂或災荒年間，就是著名教授也難以養家糊口。朱子清拒領救濟糧之所以成為美談，肯定是家裡等著那麵粉充飢，要是他衣食無憂，拒絕一點麵粉算得了什麼氣節？！
在中國，整整兩代知識分子成長，以及他們為民族復興所作出的卓越貢獻，無不與與這些知識精英的名字聯繫在一起──或者在他們執教的校園接受過科學和民主的洗禮，或者是在他們的著作或巨大精神力量的影響下而成為中國的脊樑的。
3、沙皇專制下的俄國教育家們
說起體制環境的惡劣與知識分子的優秀的反差，我們不能不想到我們的近鄰俄國──這個以苦難和優秀知識分子聞名的國度。
從沙俄時代開始，他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學校，他們師生就經受著專制力量的巨大壓制。沙皇尼古拉一世時代，國家收入的一半用於軍隊和警察開支，而教育經費的支出不及百分之一。在殘酷地鎮壓了十二月黨人的起義之後，尼古拉一世針對著有許多青年參與了起義一事，加強了對教育的監控：徹底取消了大學的自治權；增加宗教課和學生的軍事訓練；減少大學招生、增加學費……
尼古拉的教育大臣烏瓦洛夫公開宣稱：“防止出身微賤的青年混入，對於他們，高等教育是無用的，是一種不需要的奢侈，徒然使他們走出他們原來的生活圈子，對於他們自己和對於國家也都是無益的。”（《蘇聯通史》第二卷P171）
尼古拉一世還利用以憲兵和秘密政治警察組成的特務機構“第三廳”，強化對大學師生的監控。
“第三廳”藉著無數的密探，監視學生的思想趨向，“注意那些對宗教或政府肆意議論的人，並搜索是否有秘密團體出現。”（同上P170）
俄國思想家赫爾岑在他的回憶錄裡，曾經描寫過“第三廳”在他就讀的大學裡大肆進行特務活動的事：他系裡的同學，有的神秘失蹤，有的在夜裡直接被警察從宿舍裡抓走的。赫爾岑說，抓走的“全是很出色的青年”。
除了經費上的制約和政治上的控制，尼古拉一世還採取了蒙昧主義對學生進行洗腦：任命一些不學無術的將軍擔任學校的哲學教授。到1850年，他的教育大臣希林斯基•希赫馬托夫乾脆“完全禁止在大學中講授哲學。”，因為他認為社會科學是有害的，而“自然科學是沒有危險的。”（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P29）
緊缺的教育經費，專制的政治制度，遭受著權力干預的教育體制，這是舊時代中俄兩國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十分相似的時代背景；另一個相同的是，中俄兩國的知識精英都能堅持不懈地將民主和科學引入校園，為傳播科學和民主精神而與權勢鬥、與世俗的愚昧鬥。
貧窮、黑暗的沙皇俄國同樣如此：正是因為有了一大批知識精英，才為這個貧窮而落後的國度造就了世界上最優秀的大學和最優秀的知識分子──被俄國人譽為“科學之父”的教育家M．B．羅蒙羅諾索夫，被俄國人稱為“教師的教師”的教育家烏申斯基，還有教育家、歷史學家、基輔大學首任校長姆•阿•馬克西莫維奇，以及以其著作《教育詩》影響了無數中俄知識分子的教育家馬卡連柯……
其中莫斯科大學和它的締造者M．B．羅蒙羅諾索夫就是俄羅斯教育和教育界知識分子的典範。
平民出身的知名教育家、科學家羅蒙羅諾索夫一直對民族科學文化的發展寄希望於大學的健康發展──
他主張大學設在俄國科學文化的中心莫斯科，而不設在當時的首都所在地聖•彼得堡，以擺脫沙皇宮廷的直接控制；
他主張每一個平民階層的子弟都有權利接受高等教育，還提出准許農奴階層的人入學，從而打破了俄國貴族階級對高等教育的壟斷；
為擺脫權力對教育的干預，羅蒙羅諾索夫堅持不懈地與貴族官僚鬥爭，勇敢地提出不設當時西歐各大學都必須設置的神學系，並要求教會當局不干涉教學，大學教授的學術著作不受教會和政府當局的檢查：
他教育學生，“不謀榮華，不求富貴，為造福後代，有利社會”；他鼓勵莫斯科大學的學生要同當時流行的醉生夢死、為非作歹和欺壓窮人的社會惡習作鬥爭……
普希金稱“羅蒙諾索夫自己就是俄國第一所大學。”
正是有了許多像羅蒙羅諾索夫這樣的知識精英的言傳身教，莫斯科大學200多年來為俄羅斯培養了大批傑出人才和科學家。
僅在十月革命以前，傑出畢業生中就有一大批聞名遐邇的科學家，如解剖學與外科解剖實驗學創始人尼•伊•皮羅戈夫，俄國生理學派創始人伊•米•謝切諾夫，俄國臨床學最大學派創始人謝•彼•包特金，數學家、彼得堡學派創始入巴•裡•切比雪夫，天文學家費•亞•布列季欣，動物學家和進化論的先驅之一尼•亞•謝韋爾優夫，物理學和農業生物學家米•格•巴甫洛夫，現代空氣動力學創始人尼•葉•茹科夫斯基等。
在人文學科方面，從莫斯科大學走出來的學者、作家更是群星璀燦：文藝批評家別林斯基，俄國科學教育學的奠基人、教育家康•德•烏申斯基，歷史學家、俄國國家學派奠基人謝•索洛維約夫，思想家、作家赫爾岑；以及一大批享有崇高聲譽的世界著名文學家：詩體喜劇《聰明誤》的作者格裡鮑耶陀夫，長篇小說《當代英雄》作者、詩人萊蒙托夫，長篇小說《奧勃洛摩夫》和《懸崖》作者岡察洛夫，散文家、長篇小說《羅亭》、《父與子》作者屠格涅夫，戲劇《肥缺》、《沒有陪嫁的女人》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世界短篇小說巨匠契訶夫等……
這又是一份同樣光彩照人、同樣令人怦然心動的名單；而且我們同樣可以說，這個名單一直可以開下去，從落後的高加索山區一直到西伯利亞的雪海深處，俄國無數知識分子在貧困、落後的窮鄉僻壤，像電影《鄉村女教師》中的瓦爾瓦拉那樣，全身心地將自己奉獻給了教育事業。他們別無所求，為學生嘔心瀝血，默默無聞地獻出自己的一生……
是的，在物質條件極端艱苦，權力對精神的鉗制無孔不入的條件下，中俄兩國知識分子──尤其是教育界的知識分子，並沒有在貧困和專制的壓力下放棄知識分子的職責；更不沒有因為社會的黑暗和世道的不公平而斯文掃地，自甘墮落──見利忘義、唯利是圖，利用這個神聖的職業去撈取好處、或從自己的學生身上搜刮錢財？
因此，我們不能為了安撫自己的良心而完全把責任推到體制身上；我們必須有勇氣正視我們自身的問題，正視當代知識分子的墮落已經到了何等程度！
4、“剽教授”們──來自報刊的精彩回放
進入新世紀，在一片“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呼聲中，中國教育界最搶眼的事件卻是對學術腐敗的揭露和討伐。
下面是幾個典型的、見之報端的事件：
最大膽的剽竊案。
這個被海外媒體稱為“最大膽的抄襲案”的主角是合肥工業大學人工智能研究所人工智能應用研究室主任楊敬安教授。
楊教授是4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的負責人，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第八屆學科評審組成員。
楊教授的醜聞是被一位以色列博士的揭露才敗露的。這位洋博士反映，楊敬安一篇公開發表的論文，是逐字逐句地抄襲了他在美國馬裡蘭大學當訪問學者時發表的一篇論文。
對洋博士的檢舉，楊教授很不以為然。他理直氣壯地回應說，這個以色列博士是他在馬裡蘭大學當訪問學者時指導過的學生。學生髮表論文，不署上老師的名字是他的不對。言下之意，我抄的是我指導出來的論文，有什麼錯？
進一步查證發現，楊敬安確實曾經在馬裡蘭大學實驗室當過訪問學者，但是以色列博士的這篇論文，發表在楊敬安去美國之前；而且以色列的博士根本就不認識他。
再進一步追究，發現楊敬安在國內外的學刊、學報上發表的多篇論文，也嚴重抄襲了他人的學術論文。他還在這些抄襲的文章上標注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的字樣。
楊教授之所以算是最大膽的抄襲者，是因為“常見的抄襲是把英文的論文翻譯成中文發表，他是直接把英文論文抄成英文論文。一般抄襲的時候會做點改動掩飾一下，他則連改都懶得改，從第一個字母開始就往下抄，而且不是copy/paste，而是自己打一遍，好多單詞都打錯了。他把插圖、照片也都複印過去，複印質量還不是很好，也不找一台好一點的複印機”（方舟子：《以“科學”和“愛國”的名義》）
2002年初，《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監督委員會》發表通報：對楊敬安抄襲他人學術論文的行為進行了查處──
“經核實，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認為楊的行為嚴重違了背科學道德，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造成了惡劣影響，決定取消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申請資格，取消其學科評審組成員資格，撤銷其正在執行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限期追回撥付的項目資助款。”(《科學時報》2002年1月17日)
級別最高的抄襲剽竊者。
南京的東南大學校長、博士生導師、中國工程院院士顧冠群，被揭露涉嫌抄襲。有抄襲嫌疑的那篇論文，是他的博士生李仕峰與他共同署名。論文所出的研究課題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院士本人就是項目負責人。
事發之後，校方立即作出反應：說該博士生李仕峰的論文，屬冒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成果，私自署上了顧冠群院士為第二作者，因此，完全屬於“李仕峰的個人行為”；同時，博士生李仕峰也寫出檢查，稱“一切後果由本人承擔”。
但很快，又有另外三篇署有顧冠群院士名字的論文被揭發涉嫌抄襲，其中一篇是顧院士與他以前帶過的另一名博士生共同署名。
事態擴大了，媒體指名道姓地將此事披露出來，並且不依不饒地追究起院士是不是真的不知道自己發表過這些論文？
校方的回答依然是，“這三篇論文，同樣是沒有征得顧院士同意署的名，沒有交給顧院士看，顧院士不知情。沈軍的論文署名同樣沒有徵求顧院士的同意。”
於是《南方周末》的記者發問：“據我們調查，東南大學博士生髮表論文，報銷版面費時，導師一般要憑‘雜誌錄用通知單’在報銷單上籤名的，由此可判斷導師是否知情。李仕峰二篇論文均交了版面費，導師怎麼會不知情？”
即使對事件的追究已經到如此地步，校方還是不願承認真相，不忍心讓自己的首長承擔責任。
看看前面楊敬安的理直氣壯，再聽聽東南大學校方在媒體面前的多次辯護，中國知識分子在經受道德拷問時，有多麼強的承受力啊！
不過，就當代的中國大學來說，校方與其說是學府，不如說是當局，所以我們可以退一步說，至少在東南大學，表現出來的僅僅是權力的醜惡，而不算是知識分子的無恥吧。
最著名大學的剽竊事件。
北大教授王銘銘是一位多產的著名學者，曾經創下過13個月內出版了11本書的記錄。他的一部32萬字的專著《想像的異邦》，竟有10萬字來自他自己翻譯一部作品。
王銘銘的剽竊行為是被中文系博士生曉聲以《北大博導剽竊，叫人如何不失望》為題，在《社會科學報》登載後，在學術界引起轟動的。
王銘銘教授不僅多產，而且博學，他在自己著作《想像的異邦》的末尾，開列了120多種中外學者的論著，以證明他的閱讀之廣博、更證明他這部著作學術基礎之厚實。但他獨獨沒有將他12年前翻譯、12年後抄襲了10萬字那部著作的書名列出來，僅此一個證據，就能證明他抄襲的主觀故意。
事後，北大免去了王銘銘所擔任的所有學術職務。
中國最年輕的博士生導師剽竊事件。
這位上海某著名大學的教授，是全國最年輕的博士生導師，30剛出頭就有了許多非同一般的頭銜：他所在大學技術化學物理研究所所長；國家某某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國家教委某某開放實驗室主任；還有，上海某某（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
真是佔盡了學界和商界的風光，一直到他在博士畢業論文裡剽竊他人成果的醜聞被公開揭露，這位中國最年輕的知識精英才被撤消了博士學位、所長、教授，直至開除公職。
據調查，他將國外科學家送他閱讀的尚未公開發表的論文內容據為己有，再加上其它科學家的專著內容，拼湊成自己的博士論文；同時他的很多論文也屬抄襲、剽竊之作。讓人大跌眼鏡的是，這位中國科技界的新星，親手做了一本根本沒有寫的書的封面拿去評獎，居然獲了學術獎。
這個事件還引發了這位博士的導師（他所在大學的原校長)的學術道德問題，最終導致被除去院士之名。
5、“沒有哪一個大學校長敢拍胸脯說我這個學校沒有抄襲、剽竊……”
以上事件，僅僅是學界抄襲、剽竊的冰山一角，這些事例之所以成為事件和話題，是因為這些人樹大招風，他們的道德文章有很多人關注。可那許多為學位而寫的畢業論文，那許多為評職稱、爭待遇而發表、出版的文章、著作，有多少被人關注而被揭露出來？
國內著名的學術打假帶頭人、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楊玉聖在談及弄虛作假的學術醜聞時說，“北京有一所非常好的大學，以文科為主的，它的外號叫‘抄襲大本營’；南方也有一所非常好的大學，它的外號叫‘複印大學’”。
楊玉聖教授曾經在報刊上公布過涉嫌抄襲剽竊醜聞的大學，其中名校之多，令人震驚。
以下是楊教授的原文──
拿抄襲剽竊這一最為人所不齒的學術醜聞來說，單是在媒體上已經公開披露過的著名學術機構，至少可以舉出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復旦大學、上海大學、華東理工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華中師範大學、湖北大學、四川大學、河北大學、西南師範大學、西北師範大學、東北師範大學、中山大學、暨南大學、天津師範大學、合肥工業大學等。而且，這個令人汗顏、不光彩的名單很可能今後還會繼續擴大下去。在這個花名冊中，固然有一些牌子一般的高校，但叫人尷尬的是，其中大多數更是名牌學府，如既有國家正在重點投資建設的“世界一流大學”（如北京大學），也有國家傾斜投資建設的“世界高水平大學”（如復旦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面對這個花名冊中的“國家隊”性質的名牌學府業已暴露出來的嚴重學風問題，我們怎麼還好意思聲稱去“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中華讀書報》2001年5月23日）
真是世界之最啊！應該對楊教授說，別將這個名單開下去了，別告訴我們哪些大學存在學術腐敗，只請告訴我們，哪所大學沒有這類醜聞！
楊教授十分感慨地說：“90年代以來，此類醜聞不絕，大有風火燎原，越演越烈之勢，從內容上看，除高校教材、辭書暴露出越來越嚴重的問題外，學術論文、專著、博士學位論文都有份。從抄襲者的情況看，不僅一般中青年人抄，老年人也抄，不僅無名之輩抄，業已成名的人也抄。不僅有學生抄老師的，也有老師抄學生的。最不可解的是被眾多專家學者指認、並寫文公布的抄襲者，除個別倒霉蛋外，大都官照舊當，職稱照提，教授照做，博導照當。”（楊玉聖：《把學術規範落到實處》《中國教育報》2001年8月9日）
南開大學副校長、教授陳洪，在電視台的談話節目中，曾經痛心地說過，“在中國，沒有哪一個大學校長敢拍胸脯說我這個學校沒有這種問題（指抄襲、剽竊），我想誰也不敢打保證、拍這個胸脯……”（天津電視台2002年3月3日“青年大世界”節目）
6、中國特色的學術獎項和評委
無論抄襲剽竊的現象多麼普遍、惡劣，仍然算不上知識分子腐敗中最無恥、最下作的手段；畢竟這在國外也發生過的，而在中國，抄襲的話題也有了一兩千年的歷史；更無恥的是，一些教授、學者在評獎、評職稱過程所採用的下流手段。
以下是中國青年報記者沙林披露出來的三個個案──
西北師範大學歷史系某教授撰寫《竹木春秋》一書。出版後，有好幾位專家公開發表了七八篇文章，批評此書存在大量的硬傷和大量的抄襲；還把該書大肆抄襲未發表的有關研究生畢業論文的事實也揭露出來。這些書評文章都發表在評獎之前，並廣為學界所知。但就是這本有嚴重問題的圖書竟與《隴文化叢書》一起獲得中國最高規格的圖書國家大獎──2000年“中國圖書獎”，令學人大嘩。
武漢大學經濟學院某教授，為了爭取博士生導師資格，偽稱寫了一本《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到商務印書館騙得一紙出版證明，之後還在各報社騙發了6篇書評。他靠這些材料最終評上了教授和博導。後來商務的領導見到武大的人問，你們那個誰的稿子怎麼還沒送來？武大人說，不是書都出了嗎……這才露了餡。該人的教授和博導帽子全被擄了，帶著一家人去了國外。
上海華東理工大學某教授來得更奇，他不僅偽稱寫了一本書，而且還用電腦模擬了封面等，用這本虛擬的書竟然獲得學術獎。
評獎和立項(爭取研究課題立項)中的腐敗令廣大學人痛恨。尤其是評獎，各種順口溜在人們口中傳，如：“評獎就是評委分贓，你給我，我評你，剩下十之二三，再拿來裝門面……”（沙林：《學術腐敗形形色色──到底是誰玷污了象牙塔》《中國青年報》2001/07/18）
在商場上，制假售假的商家不少，但敢把假貨拿到展覽會上去參賽評獎的卻很少聽說。
這些年，中國假酒泛濫，酒類的評獎活動也泛濫，卻從沒有聽說過哪一種假酒得了獎！可知識界的假冒偽劣產品──抄襲剽竊之作，胡亂拼湊之作，品味低下之作──不僅充斥文化市場，而且還能堂而皇之地獲獎。
抄襲剽竊之作可以獲獎，首先是抄襲者不以抄襲剽竊為恥，敢於理直氣壯地把他的假冒偽劣產品拿去參評、參賽；其次是他一定精於中國式的評獎之道，能有把握將多數評委擺平、搞定；至於那兩位只有一個書名、只有自己做出的一張假封面而根本就不存在的書也獲了圖書大獎，也評上了博導的教授，就只能歸功於中國特色的獎項和中國特色的評委會了！
那位靠自己製作的一個圖書封面而獲得學術獎的某教授，正是我們前面已經介紹過的“佔盡了學界和商界風光”的全國最年輕的博士生導師胡黎明。
為名為利到了不惜使用流氓手段的人，還能得到學術權威的青睞獎勵，得到了實業家的欣賞重用！中國人愛說“英雄所見略同”，在這裡成了“昏庸所愛相似”了。
是呵，那些平庸的、或心術不正的領導人，總是喜歡重用和提拔與他們內心世界相似的人……這也是我們身邊那些個騙子、流氓屢屢得手的原因之一吧！
抄襲剽竊就像火車站賣假票的票販子，而懶到連抄襲、剽竊的勞動都不願付出的教授們，就像販賣假票的票販子，賣到最後，連假票都懶得造了，只是偽稱自己有票，先把錢騙到手再說。
一個人──一個為人師表的人，急功近利到如此程度，膽大妄為到如此程度！真不知道該用什麼言詞來形容這樣的行徑──是犯罪，還是流氓？
但他們沒有犯罪，從來沒有聽說哪個學者教授因為弄虛作假、投機鑽營、招搖撞騙而犯了罪。知識分子不會犯罪，犯罪的只是那些制假售假的小商販、倒賣火車票的票販子。
對票販子，無論他倒賣的是假票還是真票，都有被抓捕、被繩之以法的風險。而在我們知識圈內，連根本就沒有造出來的假貨，還會有報刊為其發表書評，還會有權威的評委對其表示欣賞、直至給予獎勵。即使敗露了，最多是取消獎項、或是取消什麼什麼資格而已……
相比之下，在知識界造假售假或耍流氓手段騙名騙利，比起在市場上造假售假，投機取巧的風險成本低得多，獲利卻十分豐厚──發表了幾篇抄襲來的文章，就可以評上副教授，每年穩拿四五萬元的津貼；而要是抄襲剽竊的書出版了、獲獎了而最終評上博導，那就是暴利了──博導，起碼是正教授，套行政級別該是司局級，當然津貼更高，出國的機會更多、分得高級住房的機率更大，獲得國家級獎項和國家級科研項目帶頭人的資格更足；如果爭取到研究課題立項，那就有了數十萬、數百萬的課題經費。
一般來說，這些課題經費是無償的，是無需對其是否有產出回報承擔責任的。只要有幾篇論文，有一些試驗數據就可以交差了；而論文是可以抄襲，數據是可以編造的……
7、從學術腐敗到精神墮落已經不是個別現象
將這些醜行繼續羅列下去，無論對筆者的寫作，還是對讀者的閱讀，都是令人厭惡的。但我們又必須有勇氣注視，有勇氣承認這些醜惡不僅非常可悲的在知識界存在著，而且決非個別！
近年來，學術腐敗的大面積蔓延，已經引起了全國“兩會”代表、委員的高度重視。
下面是新華社記者沈路濤、鄒聲文，對“兩會”的代表、委員痛斥學術腐敗的報導：
──全國人大代表、淮南工業學院教授趙師慶說，“現在學風敗壞的形式花樣百出，無所不用：公開抄襲別人的論文，剽竊他人的成果，偽造實驗數據，在學術成績中大量‘注水’，請‘托兒’吹捧自己，甚至用錢去買學術職稱”；
──全國人大代表、中科院光機所所長王家騏對“敗學症”的年輕化趨勢十分憂慮：“在少數研究生中間也出現了科學道德的問題。有一位研究生與導師共同完成了研究課題，卻將發表的論文署上自己和愛人的名字”；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協主席周光召院士，不久前也對科技界當前普遍存在的急於求成、浮誇不實、甚至弄虛作假、包裝炒作、抄襲行騙等違反科學道德的行為，進行了直言不諱的批評；
──全國人大代表王家騏認為，“現在學生作弊司空見慣，這是學術缺乏誠實的開始。這種現象亟待改變”；
──許多代表、委員認為，道德是一味“溫方”，對學術不端行為沒有強製作用。要真正根治“敗學症”，還需“剛柔相濟”，對學風敗壞的事情，發現一起就嚴懲一起。為此，他們呼籲有關部門加緊制定、完善防治“敗學症”的具體規則和法規，以更好地配合學術道德建設的進行。
──張存浩委員說：“歐美一些國家制訂了防治學風敗壞的法規，學術造假者面臨著可能被送上法庭的命運。”（新華社記者：沈路濤、鄒聲文《兩會代表為“敗學症”把脈尋方》）
北大教授王岳川先生，曾經非常深刻地痛陳當代大學的精神墮落。
他認為當代大學“出現了一些新的學風問題和生存方式的變化。諸如：心態浮躁，功名心強；門戶之見，重學術背後的利益關係；近親繁殖，論資排輩；學術空疏，不願意做精深的研究，熱衷於在各地不斷地組織各種會議，以此形成自己的學術關係網絡圈層……在各種會議中不斷出風頭、拉人選、爭奪權力，在不同的評比上獲取顯赫名聲……熱衷於經濟、大賺其財，誇誇其談、下海撈錢……”
（王岳川：《大學知識分子精神價值失重與學風問題散議》）
如果我們承認王岳川教授描繪的是一幅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群體惟妙惟肖的畫像，那麼我們這個社會的精神結構，的確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
我們不能調過頭去，假裝什麼都沒有看見，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8、孩子成了教師的搖錢樹
我們已經描繪出許多學校亂收費、吃教育、吃學生的細節，這些醜惡現象大都是以學校的名義進行的，有時還有冠冕堂皇的理由──經費短缺、為了學校的建設、取之於學生，用之於學生等等……
還有一些教師乾脆就是以個體的名義赤裸裸地站出來，直接搜刮學生的錢財。
前面已經講過，小學開學了，老師先要挨個問一問同學們的家長是幹什麼的，這是教師在進行資源調查，然後摸排出有用的數據。用家長的話來說就是要在班裡找到有不同使用價值的孩子──“汽車娃娃”、“煤氣娃娃”、“醫院娃娃”、“萬事通娃娃”……
老師利用這些功能各異的娃娃，既可辦成無法用錢辦到的事，也可辦成用錢辦得到的事，但可以不花錢或少花錢。
筆者單位的一位汽車司機給我說，兒子放學回來，十分興奮，好像在學校裡掙得了什麼榮譽似的。兒子說，班主任請他爸爸幫灌煤氣，說是他家有車。其實這些年只要花錢，買什麼笨重東西總可以讓人送上門的，無需有沒有車。但老師的事對孩子無疑是天大的事，而孩子的事又是家長的頭等大事。於是他拉上老師家的煤氣罐自己花錢到煤氣站灌氣，再拉回去扛上六樓送到老師家裡。錢自然不好意思收的。兒子好高興啊，終於也找到了一次為老師辦事的機會。
實際上，這位司機家長的這點“進貢”，根本不可能從老師那裡得到實質性的好處，最多也就是讓他的孩子少受一點氣，不當二等、三等公民就是了。
老師與一些有錢、有權家長的交易要複雜得多；而老師的回報也不一般：老師利用手中的考試打分權、推薦保送生的決定權，評“三好”讓學生升學時享受到的加分權；甚至，安排教室座位之權都會引家長來“勾兌”。這些權力沒有一樣不給老師帶來好處；還有諸如購買“教輔”書籍、強制性保險、商品推銷之類的斂財名目……教師個人私下以這些名目通過孩子向其父母“索貢”。
當然，這些仍然是一些小錢、小便宜。與日益高漲的物質慾望相比，這些小錢、小便宜絕對無濟於事。於是，一些小學、初中的老師便利用補課，作為致富的途徑。
在應試教育的大背景下，孩子的考試分數多少？“小升初”、“初升高”能不能進入重點？就成了家長對孩子初級教育的全部期望。
初中考不上重點，就很難上重點高中，而上不了重點高中，就很難考上大學。因此，從小學三四年級開始，家長就一次次地在為孩子的命運拼搏。老師對自己的孩子盡心不盡心，照顧不照顧，對孩子的命運可謂生死攸關，那麼，花小錢也好，花大錢也好，家長都別無選擇。
憑著對孩子們前途命運的操控大權，一些老師課堂上不認真授課，讓學生參加自己辦的業餘收費補習班：到老師家裡補課，每小時收費二三十元，每周兩次，每次2-4小時；補課的規模有時七八名學生，多的居然有一二十人，差不多將一小半學生的課搬到家裡去上了；而不花錢補課的學生，考試分數自然就下來了，於是家長焦急、老師給臉色。這種情況下，學生和家長的神經再結實恐怕也吃不住勁了，不得不加入補課的行列！
補課還帶動了家庭快餐業的發展──當然是老師的家庭──每人每頓五元錢，孩子們吃得十分熱鬧，師生雙方皆大歡喜。據說，這類補課，讓許多老師“先富起來”了。
不過，說句公平話，中小學老師掙的補課費屬於辛苦錢，老師們畢竟犧牲了業餘時間、付出了勞動，畢竟讓家人也跟著在雙休日裡受擠、受累，燒水、做飯；而有的教師則完全是不勞而獲，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赤裸裸地、直截了當地向家長索討錢財。師德墮落到這種地步，實在讓人心寒。
9、1000元錢加四條高檔香煙才能評上“三好生”
以下是一個教師斂財的真實故事，如果不是記者全程跟蹤拍照，我們很難相信為人師表的教師，能利令智昏到這種程度！
事情不是發生在法制觀念和行政監管較為薄弱的偏僻地區，而是堂堂首都北京；時間是2004年4月──
本報訊（記者樑璐）海澱區清華育才學校高一學生趙鷹（化名）是“區三好學生”候選人。前日晚上，趙鷹的老師告訴他，評選活動有些意外，需要家長前來“溝通”。昨日上午，一位姓韓的老師在電話中告訴趙鷹的家長趙先生，要送1000元錢和四條香煙才能“搞定”。趙先生非常氣憤，於是向本報投訴。昨日下午，記者攝錄了趙先生送1500元錢給韓老師的全部過程。
老師電話裡向家長轉告“行情”
趙先生對記者說，他的外甥是清華育才學校高一（1）班的學生，品學兼優。這次學校評選“區三好學生”，經過班集體推薦，新來的班主任把他作為候選人推薦到了學校。
趙先生說，前天晚上他的外甥打來電話稱，評選三好學生的事情有些麻煩，一名負責此次評選活動的韓姓老師通過他的班主任轉告趙鷹，要求家長必須和韓老師聯繫一下，否則入選很麻煩。外甥在電話中的聲音很沮喪，快哭了。
昨日上午10時，趙先生撥通了韓老師的辦公室電話。韓老師在電話裡告訴趙先生，趙鷹的學習成績等各方面都不錯，但是還有一名比他更優秀的候選人，競爭激烈。如果趙鷹要入選，得想一些辦法。趙先生稱不知道用什麼辦法，要韓老師說明確些。
韓老師換了一部電話壓低聲音告訴趙先生，需要送1000元現金和4條高檔香煙，通過他活動一些關係，否則很麻煩。“送錢時間要快，明天就要過期了，希望不要失去一個好機會。評選到區三好學生可以在高考時加10分，對入黨也有好處……”韓老師在電話中說了很多當選“區三好學生”的好處。
趙先生在電話中與韓老師約好，準備下午送錢過去。
“收了你的錢，一定把這事辦好”
昨日下午2時40分左右，趙先生與記者一道來到清華育才學校，在校門口，趙先生撥通了韓老師的電話號碼。10分鐘後，一個身穿黑色西裝、身高1.72米左右、身材較瘦、戴著近視眼鏡的男子從校園走了出來。他與趙先生握手，並自我介紹說是韓老師，高一（2）班的班主任老師。韓老師再次介紹了一下入選區三好學生的好處和緊迫性。
趙先生聽完後說：“由於時間緊迫，香煙沒有及時買，但是多準備了500元錢。”
韓老師說：“行！沒問題。既然收了你的錢，一定會把這件事辦好，請你放心。”
趙先生在校門口掏出1500元現金，當韓老師的面數了一遍。此時有幾個學生從學校裡走了出來，韓老師說：“這些都是我的學生，讓他們看見不太好，快點。”韓老師邊說邊移動位置，用身體擋住了學生的視線。
韓收下錢放進口袋，臨走時交代：“這件事不要跟孩子說。”
趙先生點頭同意：“我也不想給孩子留下陰影。”兩人交易的過程不到10分鐘。
記者從門衛保安和趙鷹處再次證實，剛才收錢的是韓老師，名叫韓震劇（音），他還負責學校團委工作。
“我就是想曝教育腐敗的光”
針對記者的幾個問題：為什麼要送錢給韓老師？為什麼要找新聞媒體曝光？曝光後對其外甥讀書有影響怎麼辦？
趙先生回答道：“我不是為了孩子評上三好學生才送禮的，如果是真心送禮，也不會找記者。我就是要曝他們的光！曝教育腐敗的光。這樣的教學風氣，這樣人品的老師，對學生成長能有什麼利？”（北京《新京報》2004年4月1日）
在記者的文字和照片上，韓老師的醜態暴露無遺。這位教師之所以能夠毫無愧色地向學生家長索要錢物，一定是向來如此、大家如此。由此可見趙先生肯定不是第一個被韓老師索要錢物的家長，而韓老師也不會是惟一一個向學生家長索要錢物的教師，只是他不幸遇到了像趙先生這樣較真兒的家長；
另外，這位老師所謂的“競爭激烈”，當然不是指學生的成績和品行的競爭，那是關係的競爭，說穿了是金錢的競爭──競爭誰的家長送了錢，競爭誰的家長送錢多；在這種情況下，送不起錢的貧困家庭孩子還能與“三好”有緣嗎？還能在升學競爭中得到“加分”的照顧嗎？！
應試教育之所以久盛不衰，大約與其能給教師帶來好處不無關係。這種好處一直能帶到大學。一位大學生講過，他們學校有一位年輕教師，“每期期末考試喜歡抓學生的補考，然後叫學生私下給他錢，他就讓學生過去。”
教師無德無行的行徑，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反應。2004年，沈陽市曾經在全市範圍內搞了一次行風評比，結果在55萬市民對全市30個重點部門和行業的投票評比中，教育部門列倒數第一。
師德敗壞不僅僅是造成了貧困家庭教育消費的沉重負擔，其惡果更在於對學生心靈的毒害，讓他們小小年紀就懂得送禮、賄賂。內蒙古人大代表孔令宏曾在“兩會”上就這個問題發言。他說，每年教師節，“一些困難家庭的孩子為了能給老師送禮，提前一個多月就省下早點錢準備買禮物。一些教師師德之差，令人深惡痛絕！”
這種師德敗壞讓中國人深為憂慮，許多人紛紛喊出了魯迅在幾十年前喊過的那句話──“救救孩子！”
我們前面提到過的那位署名“雅科夫•伊萬諾維奇•布爾什維科夫”的網民，在網上痛心疾首地就教師墮落對孩子幼小心靈的毒害表示了憤怒的聲討。
他寫到：“中小學校本應是庇護和培育人類生命種子的地方，卻為了錢、為了與錢和名密切相關的升學率或學校座次罔顧道德，既對孩子的心靈胡塗亂抹又使許多孩子受到嚴重傷害，讓他們過早接觸了社會關係中最令人寒心的一面和社會生活中最陰暗的一面，而且這種體驗直接來自有責任幫助孩子形成健康的判斷力並對社會不良現象保持警惕的學校和教師。正處於成長階段的中小學生心智尚未成熟，有這樣的體驗，很難保持心理的健康和明朗，很難不把污濁當作世界的底色。不幸的是，不是少數學生有這類體驗。更不幸的是，凡事勾兌、拉關係、行賄受賄、有權就用個夠（哪怕班幹部那點小小的權）這類腐敗性的行為方式已經像傳染病一樣出現在中小學生中。”
從行文風格看，這位網民應該是中國人，他取“布爾什維科夫”之名，大約是對金錢的無恥痛恨之極而懷念起布爾什維克時代了。
（未完待續）
(5/28/2005 5:48: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