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啟強 【明見網5月27日訊】我們在關注當代中國的精神墮落時，首先指向了知識分子群體的道德缺陷。而知識分子中，我們的關注重點又是許多教授學者的腐敗。這不是要證明教育界是當代中國道德滑坡的“重災區”，而是因為校園原本是一個最不該腐敗的淨土，因為校園比任何一個機構更能影響一個民族的整體素質和前途──那裡不僅集中了一個民族的知識精英，還孕育著一個民族的未來。
可以不誇張地說，對當代社會來說，教育的質量決定一個民族的質量；今天有什麼樣的校園，一二十年後，就有什麼樣的國民！再往大裡說：中國校園的命運和前途，將決定中華民族的命運和未來……
因此，我們談中國人的精神品質、談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墮落就不能不把視線投向中國的校園……
先從中國教育的大背景說起。
1、教育經費投入低，基礎教育負債高
2003年3月6日，財政部長項懷誠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稱，中國2002年全國財政教育事業費為2640億元。
這個數字很低：中國一年的教育投入，還比不上職務消費的兩個小項──公車消費和公款吃喝。
中國教育經費投入只佔中國經濟總值的百分之三點幾，遠遠低於聯合國建議的百分之六的標準。
與教育投入短缺相對應的是，中國基礎教育的負債總額急劇上升──
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2004年6月23日，向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報告2003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情況時說，“經審計調查17個省（區、市）50個縣的基礎教育經費，發現存在基礎教育負債嚴重。
李金華說，50個縣2001年底基礎教育負債為23.84億元，2002年底上升為31億元，增長30%；到2003年6月底，僅半年時間又增長了25.7%，達38.98億元。負債增長速度大大高於同期教育經費投入增長速度，負債總額相當於這些地方一年財政收入的80%，最高的四川省小金縣負債達到地方財政收入的6倍多。同時教育負債面也很廣，有些縣80%以上的中小學都有負債，寧夏中寧縣中小學負債面達96%。債務已經成為縣鄉政府和學校的沉重負擔。”
教育經費投入低，負債高的結果是，學校亂收費成了當今中國久治不愈的頑症。
還是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2004年6月在全國人大所作審計報告中的數據──
李金華說，“50個縣基礎教育收費規模仍呈增長趨勢。2002年收費總額23.2億元，比上年增長7.8%，學生人均負擔469元，增長4.68%。亂收費問題仍然存在，50個縣中有45個縣存在此問題，2001年以來共違規收費4.13億元，其中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違規出台政策收費2.46億元，中小學自行違規收費1.67億元。江蘇省溧水縣10所中小學違規收費達3049萬元，佔同期全部收費的39%。”
據新華社的消息，教育亂收費問題已經引起了執政黨最高層的關注，中共政治局常委吳官正責成相關部門對教育亂收費問題進行調研，並強調，對那些仍然我行我素、違反規定亂收費的行為要嚴肅查處。
據教育部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7月底，今年全國共發現教育亂收費問題2566個，清理取消違規收費項目累計361項，1095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廣州市現代教育科學研究中心張鐵明研究員說，‘一些重點學校每年收的贊助費超過千萬也不稀奇。’據一些教育專家保守測算，十年來教育亂收費總額超過2000億元……”（《21世紀經濟報導》2003年9月3日）
2000億！而我們轟轟烈烈搞了十年的“希望工程”，募集資金只有20億。
2、天怒人怨說教育
學校亂收費已經讓許多貧困或不太貧困的家庭，不堪負擔子女的教育；這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已經成為最近幾年“兩會”代表、委員關注的焦點。
以人大、政協的代表、委員的發言為證：
──從教二十多年的全國政協委員於小文，在2004年3月召開的十屆二次會議上痛心疾首地說，“教育是國家一項根本性的事業，應當最純潔、最重要。但是現在一些學校的暴利問題突出，甚至有人稱教育為一個暴利行業”；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鏈對教育的高收費表示了強烈地關注，他問，“教育收費已經成為部分家庭的沉重負擔，是因為教育成本增大了，還是滋生了一些人的腐敗？”
教育暴利與教育腐敗是一對雙胞胎，這是最近幾屆“兩會”代表、委員普遍關心的問題。
以下是新華社記者（翟偉、劉軍、奚彬）的報導：
在江蘇代表團駐地國誼賓館大堂，南京林業大學教授趙奇僧代表給記者講了一件事：去年，一位同事的孩子中考時距當地重點中學錄取線差1分，最後花了4萬元才獲得一個入學名額。“要上學嗎？拿錢來！”把教育扭曲成一種赤裸裸的商業活動，把本應由政府投入的教育投資，變相轉嫁到學生家長身上，這對大多數工薪家庭來說無疑是個沉重的負擔。
對此，揚州大學教授劉秀梵代表發表了看法。“最近新聞單位報導的有關沈陽市教育收費情況，就讓人心中不平。每年沈陽市小學新生入學和初中(民辦公助)招生，市物價局規定每名學生只收9000元，但到了各學校則變成漫天開價，有的收2萬，有的收3萬，甚至收5萬，令學生家長苦不堪言。這種情況必須下決心治一治了。”
更大的腐敗集中在高校。趙奇僧代表說，“一些地方高校擴招後，教學質量滑坡無人關注，教師崗位津貼卻大幅上升。據調查，一些高校平均每名教師僅工資、津貼等收入加起來就有六七萬元，遠遠超出當地公務員的薪金。華北地區一沿海大城市所做的統計表明，高校教師如今已被列入高收入階層。單靠國家撥款，教師無論如何也無法躋身富人行列，‘吃學生’已是公開的秘密。這種做法難道不是教育腐敗嗎？”（新華社記者翟偉、劉軍、奚彬：《要上學嗎？拿錢來！──人大代表痛斥教育領域腐敗之風》）
教育在中國已經完成了相當穩定的惡性循環：投入低─負債高─亂收費；最後是“吃教育”……
誰在“吃教育”、“吃學生”？當然是為人師表的老師和校長們；靠什麼吃？靠的是教育資源、尤其是優質教育資源的緊缺。各級學校的掌門人將市場經濟法則引入校園，利用供不應求的教育資源牟取暴利。他們將教育變成商品，明碼標價，花樣名目之多，令人眼花繚亂：“擇校費、贊助費、補課費、中考費、轉學費、水費、電費、自習費、基建費、計算機費、耳機費、資料費、取暖費，以及各種強化班、提高班、特色班、重點班、實驗班的費用等；一些基層政府則通過中小學校徵收教育事業費附加、農業稅、農業特產稅、敬老院費、保安費、集資費、危房改造費、代課教師工資、超計劃生育罰款、社會撫養費等；還有一些社會有關部門和企事業單位強行訂閱報刊雜誌，推銷保險、食品、學具等。
一些城市熱門中小學擇校費或贊助費數額之高令人瞠目結舌：哈爾濱一所重點小學的擇校費要3.5萬元，北京一所著名小學的擇校費今年已漲到7萬元。”（新華社記者趙華：《教育腐敗千夫所指》《央視國際》2003年12月08日）
這是一個絕對的賣方市場，所以他們定出天價而不給購買人討價還價的機會；家長即使願意花高價，也還得托人──收下你的錢，收下你的孩子，是學校給了你面子。
從“吃學生”中獲取的暴利，已經讓許多學校賺得盆滿砵滿。這幾年，好多學校掀起大修樓堂館所的熱潮：多功能廳、學術會議廳富麗堂皇，校長辦公室越來越氣派，學校也越來越華麗。校長們頻繁地出國考察，教師們假期免費旅遊。到了年底，各個學校發年貨、定做高檔服裝；一些重點學校的獎金一年下來可以拿到好幾萬。
對這種“吃學生”的腐敗，家長控訴了好幾年，媒體聲討了好幾年，上面似乎也有所察覺，每到新學期開學，都有禁止學校亂收費之類的文件下達，但暴利教育依然沒有改觀，這個問題依然是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兩會”上的重點話題。
據《工人日報》消息：在近日召開的重慶“兩會”上，不少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對“擇校費”提出了尖銳批評。他們說，享受義務教育是法律賦予我國青少年的合法權利，而“擇校費”已經危及國家義務教育的基石，有些區縣農村中小學生由於交不起“擇校費”而被攔在義務教育的大門外。
在這次“兩會”上，重慶市政協委員徐曉告訴記者說，作為教師，自己所了解的“教育腐敗”情況比一般人可能更多一些，用觸目驚心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
徐委員學校的所在區有一重點學校校長，調入學校不到三個月，屁股還未坐熱，就以考察為名，到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溜達”了一圈。
校長們笑得合不攏嘴，跟著笑的還有教育部門乃至各相關部門的“頭頭腦腦”。
“上山打獵見者有份”，各級教育主管部門乃至相關部門以各種理由、各種方式向重點中學收取的擇校費按比例提成已成了公開的秘密。
“學校的請客送禮、公款旅遊、鋪張浪費大多是從這筆費用中報銷。”這份提案的牽頭人台盟重慶市工委主委連英俊委員稱，這實際上是把搞腐敗的經費都算在教育成本中，分攤在學生頭上。有些教育主管部門不是想方設法消除這一差距，而是將自己的利益與“擇校費”捆綁在一起，“擇校費”成了教職工的獎金、福利補貼和改善學校設備的主要經費來源。學前班也分級收費……（見《央視國際》2004年02月06日）
“吃教育”，吃得許多地方的教育部門債台高築；“吃學生”吃得許多教師、校長、教育局長腦滿腸肥，吃得學生家長天怒人怨！
3、觸目驚心的“吃教育”
即使代表、委員們披露出來的教育問題已經招致了社會的天怒人怨，但他們所看到、所反映出來的只是冰山一角；官方的審計和統計數字更是令人震驚──“吃教育”、“吃學生”能吃到那種程度，絕對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還是李金華審計長這份報告中的數據：“一些縣的教育及財政部門‘吃’教育問題十分嚴重。如2002年以來，廣東省化州市教育局及各鎮教辦挪用學雜費等2561萬元，主要用於建辦公樓和辦公、招待費開支；市財政局挪用400萬元平衡預算。1999年以來，該市教育局還將中小學生訂閱圖書資料回扣款等1356萬元，用於私分和吃喝，其中私分1103萬元，招待費等支出253萬元。吳川市地處粵西地區，財政十分困難，但該市教育主管部門在2002年至2003年6月的一年半時間裡，‘吃’‘分’教育經費600多萬元，其中市教育局吃喝209萬元，人均近3萬元，是同期在職教師人均工資的近1.5倍；17個鎮教辦吃喝和發放補貼402萬元，人均2.9萬元。（見《審計發現少數地方挪用揮霍基礎教育經費嚴重》新華社北京2004年6月23日）
廣東化州不過是一個縣級市，既不知名也不富有，它的教育局一年多的時間所吃、所佔的教育費居然高達二千五百多萬；而廣東吳川市則是貧困地區，吳川市教育局揮霍教育經費的豪放更是觸目驚心──
經媒體的進一步查證：2002年1月1日至2003年6月30日，吳川市教育局機關餐費開支209萬多元，教育局屬下17個教育辦公室餐費開支402多萬元，總計高達611萬元之巨。不僅豪吃，這位教育局長還敢豪花：他的司機一年就報銷了17萬元之多的修車費。據核實，這些修車票據符合規定的只有1萬多元；這位局長還從下面的學校挪用56萬元、從局辦公室挪用資料費10萬元、從民辦教師基金中挪用10萬元，用這筆76萬元的巨款一次購買了兩部小車（豐田佳美），但車買下來後從來沒回到教育局……（新華網廣州6月24日電題：《600多萬元教育經費是如何被“吃”掉的──廣東吳川教育局“吃”教育問題調查》新華社記者張朝祥、徐清揚）
更讓人驚訝的是，這個如此豪吃豪用、揮金如土的教育局居然負債數億元！
這個數字出自吳川市主管文教的副市長李梅之口。
下面是這位主管副市長在接受《新快報》的記者採訪時的講話──
記者：吳川市地方政府是什麼時候得知吳川市教育局吃喝教育經費問題的？
李梅：去年底審計署廣州特派辦來到吳川對教育局進行審計。市委、市政府得知審計結果後，非常重視。4月29日，即通過人大常委會免除了教育局局長(蘇李祺)職務。
記者：吳川市審計局每年都要例行對教育局進行審計，為什麼沒有發現問題？
李梅：這個問題上面正在查，我不好說。
記者：吳川教育局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李梅：財務管理不是很完善。我們現在正積極配合上級清理和查處有關問題。原來經費報銷都是局長“一支筆”通過。現在我們要求大金額的報銷要通過集體批准。原來在外面酒店掛賬、簽單造成招待費比較高……
記者：吳川市教育經費情況如何？
李梅：負債幾個億，具體多少還沒有核准。原來可以通過向群眾集資或捐資解決教育經費，現在實行“一費制”，本地財政負擔不了。現在教育局賬面上是負債，沒有餘額。（林勁松：《豪吃600萬的吳川教育局負債數億局長被雙規》《新快報》2004年6月28日）
與高額債務相對應的是，是這位剛被免職的市教育局長的豪宅。我們是從記者配發的照片上看到了這座豪宅──一座亮麗的獨門獨戶四層小樓。
如果不是國家審計總局查實，如果不是這位膽大妄為的教育局長已經被免除職務（還沒有見到要他承擔法律責任的報導！），這些數據大概永遠都不會被中國老百姓知道的──即使是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也絕對拿不到這些數據……
4、農村孩子為“吃教育”的人買單
將債台高築、搖搖欲墜的農村基礎教育與“吃教育”的豪放聯繫起來，的確有點兒不倫不類、不可思議。
但這是真的。“吃教育”的人所吃的，恰恰是農村的貧困學生。因此，巨額教育債務的受害者是貧困地區的教育事業，是廣大農村的莘莘學子而不是主管教育的教育局。
前面談及到的廣東省化州市教育局，不僅可以每年吃掉和私分教育經費上千萬元，他們還挪用了794萬教育經費，給教育局蓋了一座建築面積5271平方米的辦公大樓。這個教育局共106人，人抓公用房超過了50平方米。而它屬下的許多學校裡，學生卻只能在四面漏風的危房中上課。這種景象是從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的一個節目中看到的。
在這個節目中，記者的鏡頭從教育局豪華、明亮、空曠的辦公室轉到了破爛不堪的鄉村學校。從畫面上看，教育局的辦公大樓富麗堂皇，而孩子們上課的教室卻破爛得讓人難以置信。這不能不讓人想起民間形容鄉村學校的順口溜：“清朝的房子，民國的椅子，新中國的孩子”
可是不，從這個畫面上看到的教室肯定不是清朝的，桌椅也不可能是民國的；能經歷一百年風雨而不倒塌的房子應該是不錯的房子，能用幾十年而不散架的桌椅也肯定是不錯的桌椅；不，這裡的凳子是用木板和磚頭搭起的，這裡的房子是以最簡易的方式湊合出來的──單薄、簡陋，搖搖欲墜，外牆還用木頭柱子斜支著……
下面是中央電視台記者的採訪──
記者（郭峰）：這個柱子是做什麼用的？
化州市新安鎮橫嶺下小學教師：這柱子是預防危險的，是保護安全的，建房以前是沒有的。這個教室被定為危房以後才打上去的，大概有三年左右了。
解說：我們了解到，這所小學……幾乎都是危房，除了幾間破損嚴重的已經無法使用外，大多數仍在使用。這裡的老師告訴我們，他們最害怕的就是刮大風下大雨的時候。
盧國平（化州市新安鎮橫嶺下小學校長）：下大雨刮大風上面的瓦面就重量加大，壓力就加大，怕有危險。這個時候我們一般都採取一定的措施，如果能把學生轉到安全的地方去，我們馬上就轉移。如果下著大雨，學生還在家裡，這兩個班的學生就可以不上學。
記者：小朋友，你們在這兒上課怕不怕？
學生：不怕。
解說：孩子們說不怕，可誰又能為他們的安全打保票呢？在另外一所小學，人們最擔心的事情已經發生了。去年9月28號，這所小學的幾間校舍突然就坍塌了。（〈焦點訪談〉：〈孩子們每天就在這樣的危房裡上課〉2004年6月23日）
我們眾多的農村孩子，就是以這種方式為那些“吃教育”的人買單的。
5、教育進入十大暴利行業，教育成奢侈品
一方面基礎教育債台高築，另一方面側是教育暴利。
這是中國教育十分矛盾的現象。
暴利？
巨大的教育管理成本，巨額的基礎教育債務，在危房中上課的學生……這種教育還會有暴利？
農村的基礎教育肯定沒有暴利；農民們連“義務教育”都買不起，哪會買你的高價教育？即使一些縣、鄉中學也收高價，但交不起學費的農民大不了讓自己的孩子輟學，也不會像城裡人那樣任學校宰割。今天，許多農村孩子讀完初中就不讀了，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負擔不起更高一級的教育費用。
新華社記者周偉、胡錦武在江西省的一個貧困縣波陽縣採訪時，一位學生家長給他們提供了一份孩子教育支出的清單。他的孩子上初中，也就是說尚處在屬於國家負擔的義務教育階段。
下面是這位家長提供的教育支出清單──
初三上學期（21年下半年）：7月19日書本費370元；7月20日補課費80元；8月11日學校上課費180元；9月4日報名費450元；10月25日交學校160元；2002年元月9日試卷費7元；2002年2月4日寒假補課費50元、試卷費5元。交費總計1302元。
初三下學期（2002年上半年）：開學報名費292元；4月10日試卷費30元、英語聽力磁帶15元、報考費160元；5月6日學校補課費200元、試卷費20元；5月14日交學校70元。交費總計787元。
（《江西一位學生家長的教育支出記錄》新華網南昌2003年9月9日電）
這個貧困縣的初三學費，一年下來是2089元，如果再加上必須支出的伙食費、住宿費及服裝、文具、參考書籍等的花費，那麼，這個義務教育每年的支出不會少於3000元人民幣；還有，如果家裡有兩個孩子上學，這筆支出還要加倍。這樣的教育消費，就算對於已經脫貧的家庭，就算對於城市的一般工薪家庭也無疑是沉重負擔。
那麼對貧困家庭，這幾千元的“義務教育”意味著什麼呢？
按2004年7月年的最新統計，中國目前年人均收入達不到637元的貧困人口，從2002年的2800多萬，增加了80萬，達到了2900萬；而就是解決了吃飯問題、但年人均收入達不到882元的相對貧困人口還有5600萬。
也就是說，今日中國吃不飽飯、或剛剛能吃飽飯的人口有8500萬。
顯而易見，要這8500萬人去購買年人均3000元的初中“義務教育”，就意味著他的全家即使不吃、不穿，也得舉債完成。
教育的高價化，使得“教育儼然成為以財富多寡來決定棄取的奢侈品。其惡果是，必然形成富人交得起學費上得起學而窮人卻上不起的局面，嚴重影響社會公平和國民素質的綜合提高。大米是每個人生存的必需品，對於發展機會而言，教育就是每個人發展的大米。如果哪個社會連大米都成了奢侈品，談論一切都是白說。”（曹林：《教育變成奢侈品：2000億亂收費讓教育陷入尷尬》《中國青年報》2003年9月4日）
能從教育中牟取暴利的，主要是城市的學校。
與這二十年中國人的結婚花銷增長了一百倍一樣，中國人的教育消費，是另一項高速增長的開支。
教育是否應該成產業的爭論尚未完成，教育產業化已經在中國實實在在地紮下了根；不過四五個年頭，但其蓬勃發展的勢頭令人咋舌。
據新公布的2003年中國十大暴利行業，中小學教育排在房地產行業之後，為2003年中國十大暴利行業之二。
下面是十大暴利行業排名：
1、房地產：上半年房價漲幅9.2%
2、中小學教育：10年亂收搜刮二千億；
3、殯葬：墓地比商品房還貴；
4、出版：批發商掠走55%利潤；
5、汽車：利潤高達30%以上；
6、眼鏡：利潤多少以“倍”計算；
7、電信與手機：手機賺錢電信就賺錢；
8、醫藥：80%藥品通過醫院賣出；
9、出國留學中介業：交易額最少達30億；
10、網絡遊戲：盈利可能超20億.
（見魏雅華：《2003中國十大暴利行業大盤點》《新快報》2004-03-18）
教育進入十大暴利行業在中國引起了巨大反響──許多人大代表就此發表了看法，並以此為題寫下了自己的提案；包括中央台在內的許多媒體也就這個排名作了專題報導和討論。
有媒體問：“如果斂財是由於國家投入不足，那麼這多收的2000多億元都是用在了教育上嗎？答案是否定的，據媒體報導，北京市的一所普通中學，僅2003年查出的一筆教育亂收費就高達700多萬元，幾名校領導私分了這筆錢。教育腐敗是最讓人痛心疾首的腐敗，它和國家投入充足與否並沒有必然的聯繫。教育腐敗一日不除，教育便難以杜絕暴利。教育是民族的未來，是各項事業的基礎。現在是全社會行動起來，阻止教育成為暴利行業的時候了。”（《解放日報》2004年1月6日）
當然，這裡所說的教育暴利只是針對中小學校而言；但如果連實行義務教育的小學初中都是暴利，高中還用說嗎？大學還用說嗎？不同的是，在沒有實行義務教育的高中、大學裡，高收費是合法的、理直氣壯的，所以沒有人關注。
另外，教育暴利更多的是指城市的教育：國家給城市學校的經費不僅比鄉村學校高，而且旱澇保收；尤其是大學，既可理直氣壯地向國家伸手，又可理直氣壯地向學生索取高價。一個蘿蔔兩頭切，豈能不切出暴利？
教育產業化，已經引起了越來越的中國人的不安。一位署名“雅科夫”的網民寫了《教育產業化──喪鐘為你而鳴》一文，文章在網上貼出來，便引起了強烈反響，包括人民網在內的上百家網站轉載了這篇文章，更多的人在這篇文章後面寫下了自己的感想。
這篇文章同樣打動了我，其中最令我感動的下面的文字──
那天我看到一幅照片，一位白髮蒼蒼的老教授獨自一人舉著木牌上街遊行抗議教育產業化。木牌上寫著：“任何學校都不能以學生為賺錢對象，沒有哪個國家把學生作為商品和財源來榨取的。”老教授堅定的目光，使我早就麻木的情感受到一絲觸動，我看到了久違的知識分子的社會良心。照片上老教授是孤獨的，然而實際上他並不孤獨！在他身後，有千千萬萬個呼籲平等教育機會，為教育產業化敲響喪鐘的人！
6、橫向比較──我們的教育與“國際接軌”了嗎？
教育“暴利”之說，恐怕很難讓辦學者接受，他們肯定會以“國際接軌”來算賬；而且，這個“國際”，必定是接到人均收入高出中國數十倍的歐美！他們會說，相比之下，中國大學的收費並不高的。
但也有人算過帳：加拿大的大學學費佔人均GDP的7.2%，中國則佔60%-70%，所以中國大學的收費標準實際上並沒有與西方的大學“接軌”。
接軌更不會接到歐美的中小學校那裡，因為西方的中小學大多是免費的，而且連學雜費、午餐費、牛奶費都一並免了！
不止一位有孩子在歐美上小學的朋友給我談到那裡的中小學教育時，都發出過相同的感嘆：“那才是真正的義務教育！”
不僅歐美，在教育問題上，我們這兒十分時髦而努力的“國際接軌”，也不會接到並不比我們富裕東歐──俄羅斯、波蘭、捷克……
和我們一樣，這幾個國家也正在進行著改制、改革的轉型。我們曾經從我們的報刊上讀到許多關於這類國家在改革中出現了貧窮、混亂、經濟下滑、通貨膨脹、怨聲載道的報導。那時，中國老百姓對中國特色的改革感到多麼幸運和驕傲啊！但是，即使在這些絕不會讓我們羨慕的國家，也沒有因為“窮”而“吃教育”！
九十年代中期，作者曾經在莫斯科生活過──那是俄羅斯最困難、最混亂時期。一次，一位朋友將國內上小學三年級的女兒接到莫斯科上學。朋友只用了兩天時間，沒有托任何關係就辦好了轉學手續。
對這種在中國人看來幾乎是神話般的效率，我當然驚訝，以為是錢的使然。就問她，學費是多少？朋友回答：“不收一分錢，還免費管一頓午餐，一份牛奶。”
這種真正的義務教育和免費午餐，是捷克、波蘭等中東歐國家的孩子們都能享受到的……
還是一個朋友的真實故事：朋友從捷克回國探親，給我講了她在布拉格為女兒上學和學校當局的一次接觸──
朋友是一位舞蹈演員，離異後獨自帶著女兒在國內生活。女兒剛剛六歲，第一天上學，班主任挨個問小同學的爸爸媽媽是做什麼的（這是許多中國老師的習慣，她們或他們對學生的摸底，不是學生的學習和性格，而是他們的家庭背景，是他們的爸爸、媽媽是幹什麼的）；輪到朋友的女兒時，她剛說了一句“我沒有爸爸……”就被同學們的笑聲打斷了。在以後的日子裡，朋友的女兒因此而被同學們欺負，以至於她常常害怕到學校去。後來，朋友領著女兒去了捷克。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母女倆以小買賣為生。因為沒錢租用鋪面，她每天早早地拖著一個小行李車，到中國商人那裡批一點小商品，然後拉到市場或地鐵口出賣。由於沒有鋪面，她的居留簽證總是很短、很麻煩，所以身份問題比謀生更讓她憂心。這種狀態下，孩子的上學就自然想都不敢想。
大半年過去了，一次有同胞勸她去試一試，說是捷克上學應該沒有在國內那麼難。於是朋友領著女兒，忐忑不安地按別人告訴她的地址去到了一所小學。
小學的建築很典雅，而且安靜得不像一個學校。朋友走進去又馬上退出來，以為走錯了地方。到外免拼了拼大門上邊的字母，是學校啊！才又進去。
朋友戰戰兢兢地見到校長；她很緊張，擔心人家問她的居留身份，擔心人家向她索要她拿不出來長期居留簽證或是介紹信之類的手續……
校長是通過小女兒的述說才知道母女倆此行的目的──女兒已經會了一些簡單的捷克語，所以常常給媽媽當翻譯。朋友稱女兒是她的“小嘴巴”。
聽懂了母女倆是為了上學而來，那位捷克的校長十分高興，他沒有問及母親的身份，沒有看她的證件；當然更沒有向她要錢，就馬上將一年級的四位老師叫來，然後校長問朋友的女兒：“你喜歡跟哪位老師上學？”
這位捷克校長要讓孩子自己挑老師！
女兒選定了一位年輕漂亮的金髮女老師後，所有的入學手續就算辦完了。
女教師將女兒領到教室，向全班30幾位同學介紹了朋友的女兒，並說，我們班來了一位新同學，大家要歡迎她、愛她。一位小女生站起來問：“老師，我可以吻一吻外國同學嗎？”
老師說可以。於是孩子們排著隊走到朋友的女兒面前，輕輕地擁抱、吻她的臉頰……
下午放學回來，女兒帶回了校長對媽媽問候：“你媽媽真好，她很關心你的學習。請代我向你媽媽表示感謝。”
校長感謝朋友重視教育，將孩子送到他那裡……
講到這兒，朋友又被當初感動過她的事感動了，我看見她的眼睛濕潤了。我同樣被她的故事深深地打動，並且為她在海外當“二等公民”的遭遇，有了一絲安慰；至少在人格尊嚴上，這個清貧的單親家庭得到了與別人一樣的尊重。
我甚至慶幸她走了出去──盡管她很艱辛；但想想，要是留在國內，一個30多歲的舞蹈演員，靠一個人養活孩子，靠一個人的工資負擔孩子的教育就不艱辛嗎？如果她要到別地城市去尋找機會，她怎麼解決孩子的初級教育？即使她去的城市不是首都北京，即使她並不奢望找到她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所找到的那麼好的學校，我們也可以想像她領著女兒在一位位校長面前會看到一些什麼樣的嘴臉；最後，就算她懇求了、花費了、托了關係而允許她女兒進入學校，她能負擔起女兒的借讀費、擇校費嗎？
7、縱向的比較──三十年代，北京大學的學費是20元
當“接軌”無法給利益集團帶來利益的時候，他們就不談“國際接軌”而只談中國國情。
談國情的時候，他們總是謙虛的、謹慎的，不再張揚，不再吹噓我們的GDP已經連續多少年、增長了多少個百分點；在這種時候，他們總會低調地告誡老百姓：不能和人家比啊，我們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有13億人口……政府要解決13億人的溫飽已經很不容易了，何況是13億人的教育！
是呵，一個要養活13億人的政府該多不容易啊！再小的問題只要乘上13億，就是一個了不起的大問題；再小的支出只要乘上13億，就是一筆天文數字的開支！
可是為什麼不將辛勤勞累的人、創造財富的人乘上13億？為什麼不將人均納稅額乘上13億？如果我們把視角變一變，13億人口這個基數，就意味著中國創造社會財富的人、向政府納稅的人，比任何一個國家都多！能有13億納稅人的養活和支撐，中國政府比起那些沒有人氣的小國政府該是多麼的幸運和底氣十足啊！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13億人口組成的巨大市場，應該是發展的機遇和條件，而絕非負擔。
這是題外話。還是回到我們的話題：我們當前的教育到底算不算高價？
還沒有富起來的中國雖然貧窮，但不為子女的教育發愁。
既然不能與基礎條件好的西方國家比，那就跟還沒有富起來的中國比。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的四十年裡，中國人經歷過無數次天災人禍、人禍天災──屢屢挨餓，缺吃少穿；但至少有一點畢竟讓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窮人懷念：那就是不必為孩子的教育發愁。只要孩子用功好學，總會得到受教育的機會。即使最貧困的農民家庭，也是孩子能考到哪一級，就上到那一級。那時候，沒有窮人因為繳不起學費而輟學、甚至自殺的！相反，我們常常看到一些貧困的農民家庭，竟然有好幾個孩子都讀到了大學，從而徹底結束了世世代代當農民的宿命……
不過，這個類比也有幾個令人尷尬之處：那幾十年的中國人，全是低收入，國家幾乎只給勞動者發放飯錢──很多時候連吃飯都是緊巴巴的──其餘的，住房啦、醫療啦、教育啦，政府理所當然應該包攬下來；再者，那幾十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要比現在低，考上大學畢竟只是極少數人的機會；再加上政治原因──因出身不好而被高等教育拒之門外；以及在“文革”期間，乾脆全國停課十年！真是空前絕後啊！別說歐美，即使貧窮落後的舊中國，被日本人的侵略搞得筋疲力盡、國破家亡的危急時刻，學校也沒有過大面積、長時間停課。這也足以證明教育在中國的神聖……
因此，我們不比前四十年，我們將視線往前移，移向二三十年代的舊中國……
那是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時代──
那時，無論政府還是老百姓都沒有富起來；
那時，政府肯定沒有錢搞大學義務教育，學校也不會有錢貼給學生，所以當時的教育成本應該是比較真實的。
就是那時，北京大學一年的學費是20元
著名的數理語言學家陳明遠先生做了一個關於學費問題的調查報告。陳老先生的這份調查報告資料翔實，影響很大，引發出許多對中國當代教育問題的思考──
1932年修訂的《國立北京大學入學考試簡章》，其中第14條明文規定：北京大學學費每年銀圓20圓，分兩期，於每學期開學前交納：第一期自9月至次年1月，交10圓；第二期自2月至6月交10圓。又，體育費每學期銀圓1圓。這就是說，北大學生每年交費共22塊銀圓。宿費全免。
30年代清華大學以及北平醫學院、工學院、法商學院等等的學費跟北大基本一樣。
國立上海商學院、國立上海醫學院等，學費都是每學期10銀圓，每年20銀圓；但此外須交宿費12圓。
1936年制訂的《國立北平（北京）師範大學學則》規定：
本大學不收學宿費，入學新生除辦理註冊手續外，須交納保證金20圓，本大學學生所交納之保證金於畢業（或病故）時發還，但自請退學或因故由學校令其退學者，已交納之保證金概不退還。
20個銀圓對30年代的平民家庭意味著什麼呢？在當時，一個銀圓的購買力到底是有多大？
作者根據1929-1930年進行的社會調查報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數據，30年代初，一個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費為454銀圓。
當時普通工人的月工資通常為16-33銀圓之間，平均約為22銀圓；每個家庭必須有兩個人同時做工方能維持生計。所以，一般勞動人民家庭若要供一個孩子上大學，只能是國立大學，如北大、清華、交大、北師大等等，或免費的師範院校。30年代北京大學、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和北師大有許多大學生來自勞動人民和小市民家庭，這已經是眾所周知的史實……
30年代，國立大學的學費佔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費的份額大約5-10%，或者相當於一個工人一兩個月的平均工資。
30年代大學畢業生的起點月薪一般為50銀圓；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銀圓。一般從事腦力勞動自食其力的知識階層，如中學教員，工程師，記者，編輯，職員等等，月薪在100-200銀圓之間。大學教授平均月薪為350銀圓；一級教授最高月薪可達500-600銀圓。這些人群組成社會的”中間階層”或者叫做白領勞動的“中產階級”，魯迅在《二心集序言》裡面就認為自己屬於“中產的知識階級分子”（見陳明遠：《大學學費:相隔六十年》）
（未完待續）
(5/27/2005 7:29: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