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行
【明見網3月30日訊】看了胡傑的《找尋林昭》紀綠片，又翻閱了一些林昭友人追憶她和悼念她的文章，封這位身盛孱弱意志無比堅強的反專政聖女，除了寄以悲痛的哀思和崇高的敬意外，同時也聯想起當年北京以及全國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現在有人談起中共治下的民主運動，往往只從七六年的“四五”運動開始，連接到七八年的“民主牆”和八九年的“六四”，而忽略了五七年的學生運動。事實上，五七年的學生運動和鳴放運動才是中共治下民主運動的“發韌”。
人們在談到鳴放運動時，也往往將重心放在民主黨派、知識份子和中共幹部的鳴放言論上，輕祝了當年學生運動的份量，其實當時的學生運動，無論是在思想啟蒙的意義或抗爭行動的堅持性上，都比成年人的運動更勝一籌。林昭的悲壯事蹟就是一個明證。
林昭的思想轉變，從狂熱的擁共擁毛轉變成為堅貞的自由戰士，正是從當時的學生運動中開始的。當沈澤宜和張元勛合作的大字報《是時候了》貼出時，林昭起初還是站在黨的立場上加以反對。正是這個當兒，她的心靈搖撼了，產生了她所講的“組織性與良心的矛盾”，由此毅然挺身而起，成為自由的捍衛者。
當年的學生運動與黨內外知識份子的鳴放不同。黨內外知識份子的鳴放，是對中共政權不滿的宣洩和建言，學生運動卻開啟了青年人思想的新探索，進而在行動上作出有組織的理性抗爭。正是這些特點，更值我們去尋思。
鐵托哥穆卡赫魯曉夫影響中國學生
影響當年學生運動的，並非來自成年人的鳴放，而是來自國際共產陣營的三大刺激：一是蘇南紛爭中南斯拉夫的鐵托思想；二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三是波匈事件。學生們的思想探索，就是從這些方面著手，形成一股新思潮，由此與成年人的鳴放言論一起，共同構成當年燦爛的異見思潮。
林希翎在北大的演講中公開提到，在很多問題上她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她又提到確有赫魯曉夫秘密報告這回事，此報告並非美國偽造，她還提到美國左翼記者劉易斯特朗揭露斯大林罪惡的《斯大林時代》一書，國內只准一級以上幹部可看，此一內幕消息，當場引起聽眾嘩然。後來北大學生王書瑤寫了一篇《從斯大林的錯誤中應得到的教訓》大字報，一針見血地指出，造成斯大林的罪惡和個人崇拜的禍害，罪魁禍首就是高度集權。
他說：“斯大林錯誤的原因是甚呢？──無論是蘇聯共產黨，還是中國共產黨都未能作出令人滿意的答覆。因為他們都不免有統治者的共同弱點，他們害怕說出問題的原因，是由於產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制，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於這種高度集中的權力，才使斯大林後期可以膽大妄為，犯出一切錯誤。”這樣清晰的見解，真是一言中的！
他又說：“如果使群眾覺得有了一個可靠的領導者，有一個可靠的黨，他百分之百的正確，只要跟他走就萬事大吉了，這就使群眾必然日益產生依賴思想，日益麻痺，必然得出貶低自己作用的論調，諸如什麼‘共產黨是自己的解放者’，什麼‘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什麼‘永遠跟著共產黨走’。於是一切功績都是共產黨賜給的，解放是、民主自由是、大鳴大放也是，但是不，絕不是這樣，人民群眾才是自己的解放者”。
由此，他提出警告：“對一個人或一個政黨，抱著毫不保留的態度而跟著走是很錯誤的，只要他今天一旦不能再代表人民，違反人民了，就應該毫不留情的拋棄掉”。這般大膽的放言，字字珠璣，擲地有聲。
亮麗的異見思潮
有人認為，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是林希翎於1957年5月23日在北大演講中首次批露的，而林希翎則是從她的戀人──胡耀邦的政治秘書曹治雄那裡看到的。這是事實。但口頭披露，尚無法讓學生們知道秘密報告的全貌。事實上，在林希翎演講之前，北大數學系學生陳奉孝和另一位同學，己從英國工人報的英文版將秘密報告翻譯過來，在同學中流傳。
北大物理系四年級學生譚天榮在他的《再談人性與階級性》一文中引用了波蘭哥穆卡的這麼一段話：“個人崇拜不能僅僅限於斯大林個人，個人崇拜曾經是流行於蘇聯的一種制度，而且它大概曾經移植到所有的共產黨以及包括波蘭在內的一些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然後譚天榮說：“在波匈事件以前，我們可以設想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袖可以這樣說嗎？然而在波蘭哥穆卡是真正的人民領袖，可以不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呢？在中國人民面前，有沒有一次波蘭式的變革，我覺得這才是間題的關鍵。”
譚天榮談到人性問題和階極性問題。但同樣談論人性和階級性的還有張錫錕的《人性呼喚》、王存心的《“利己主義”原理》、群學的《“利己主義”宣言》和周大覺的《論“階級”的發展》以及錢如平的《再論階級的發展》。
周大覺認為“隨著階級的消滅，新的階級又起來了。”他從生產資料的佔有關係、分配關係和社會地位等各方面去論述，雖然還很粗淺，但這時南斯拉夫吉拉斯的《新階級論》尚未發表，故周大覺等人的見解也可以算是一番創見。王存心的利己主義是受到霍布斯的啟發，接近自由主義的門坎。關於自由和民主，楊路幾句簡單的話也很清晰，他說，“對民主的看法──你們把民主當作手段，愛怎麼使用就怎麼使用。而我卻認為民主是神聖的權利，真正的民主自由是一個人在不妨礙別人的前提下愛怎麼生活就怎麼生活，愛說什麼就說什麼。你們是只知道有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而不承認還有一般意義上的民主原則。”這裡，他關於民主的看法，同陳獨秀晚年對民主的見解頗為相似。陳獨秀認為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就是：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人民無參政權不納稅、非議會通過政府無徵稅權、政府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自由、工人有罷工權、農民有耕種土地權、思想宗教自由，等等，這些正是蘇聯共產黨和德意法西斯所要推翻的；而俄國十月革命以來，拿空洞的無產階級民主這抽象的名詞作武器，來打擊資產階級的實際民主，才會有斯大林的統治。見（《陳獨秀的最後見解》）
當時在極短暫的近乎片刻的自由環境中所進發出來的新思想火花，不僅多姿多採，而且光芒亮麗。北大學人錢理群對此很加重視，他在一九九八年北大百年大慶時寫了《不容抹煞的思想遺產》，認為這批學生當年所提到的問題，仍是今天我們需要解決的，因此他們當年所思考的，今天仍保持著新鮮的活力，而他們在思考過程中的失誤或不足，對後來者也是一種啟示。遺忘，漠視或拒絕這份浸透了鮮血的思想遺產，不僅不該，而且有罪。
我們當然應該明白，當年這批思想探索者都很年輕，而且都被禁錮在缺乏國際資訊的環境裡，其思想的粗疏是難免的，但正因為他們年輕，他們內心的衝突格外顯著，因而更能激發起勇往直前的無畏精神。杜嘉慕寫的《組織性與良心》，正是林昭在思想轉變關頭所遇到的組織性與良心的矛盾。錢如平寫的《頭可斷、血可流、真理絕不能丟》，就是林昭在獄中堅持奮鬥的座右銘。
北大學生的民主運動
有關1957年學生民主運動實際活動情況的文獻，坊間甚少，現就手頭僅有的資料，作一番粗略的追蹤。
自從毛澤東在1956年5月2日在第7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後，中共便在知識界推動鳴放。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說要克服黨內三害，即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希望黨外人士幫助，對黨政所犯的錯誤和缺點展開批評。於是統戰部推動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自五月八日起至六月三日止一共開了十三次座談會。這就是所謂大鳴大放運動。在此種熱烈的氣氛下，北京學生也醞釀行動。
五月二日下午，北京西郊幾間大學和學院的學生活躍份子聚集在頤和園昆明湖商討活動計劃，作出五點決定：1、舉行五四晚會；2、將目前社會和學校的不良現象和改革的對策，用大字報和討論會的方式表達出來；3、計劃創辦一個刊；4、以各種組織方式團聚同學；5、展開廣泛聯絡，向全國各地大專學校傳遞民主接力棒。
五月四日，各校都有舉行“五四”晚會。北大出現兩個晚會，一個由官方學生會召開，在圖書館舉行。另一個是學生自己發起的，在民主廣場舉行。參加廣場晚會的人數有三、五百人，氣氛熱烈，參加者彼此都不叫姓名，只揮手叫一聲“賽因斯”（科學）或「“德謨克拉西”（民主）。主席報告後，全場高呼“民主萬歲”，“自由萬歲”，“五四精神萬歲”。接著，中文系四年級同學張元勛朗讀《是時候了》詩歌，訶中號召年輕人放開噪子，將心中的酸苦辣都抖出來，歌唱真理，舉起火炬，將一切黑暗在陽光中火葬。
北京農業大學的活躍份子有粟明德、關□孚等，他們利用校方原有的戲劇社，排演一出以該校屈死老教授余蘭園為藍本，影射校黨委書記施平的劇本，名為《戰鬥到明天》。因為演得很逼真，台下師生都受感動。
（《開放》）
(3/30/2005 8:52: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