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行 【明見網3月30日訊】“百花學社”與大字報浪潮
五四過後，北大的譚天榮、王國鄉、龍英華、楊路、張景中、陳奉孝等六人發起籌組“百花學社”，陳奉孝被選為秘書長，譚天榮的宿舍北大廿五齋簡直成了“百花學社”的辦公室。劉奇弟、張錫錕、顧文選、賀永增、敖乃松、肇恆標、李燕生等，都是“百花學社”的骨幹，一般同學參加的不少。據農大粟明德後來逃到香港時的報導說，人數發展到近兩千人，在北京十三間院校裡都設有秘密分社。五月十九日是“百花學社”正式成立的日子，因此整個學生運動便以“五一九”命名，稱為“五一九學生運動”。
當天清晨，第一張大字報在大飯廳的牆壁上出現。跟著，哲學系同學貼出一張建議開闢爭鳴園地的大字報。當時學校黨委表示不會禁貼大字報。於是第二天清晨整個大飯廳和附近宿舍的牆上滿是形形色色的大字報。截至二十二日晚，己貼出五百多份，分為“民主牆”、“自由園地”、“民主論壇”、“廣場”等幾個版塊。“北大詩社”負貴人張元勛貼出由他和沈澤宜合寫的《是時候了》大字報，引起很大爭論，有人認為是毒草，有人認為應該授予他們“北大詩人桂冠”。劉奇弟貼出以他自己在肅反中的遭遇為背景的小說《白毛女伸冤》。劉奇弟湖南人，鐵路工人子弟，物理系四年級（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學生，與譚天榮同班。他於五五年替胡風鳴不平，在肅反中被打成反革命，遭到批鬥，被綁在北大窗戶的稜上。譚天榮是共青團員，當時也曾負責看押過他。
譚天榮衝著“毒草”的指責，貼出他的《第一株毒草》，指責官方報刊編輯，包括《人民日報》編輯，對馬克思主義的無知。譚天榮是念物理的，對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讚不絕口，覺得在邏輯上恩格斯勝過馬克思，故自命為“黑-恩學派”（黑指黑格爾）。譚天榮在整個運動中依次寫過四株毒草，第一株最短，其餘第二株，第三株、第四株稍長，內容豐富些。他在第一株毒草中建議北大學生自己創辦一個綜合性學術刊物，後來就辦成《廣場》。
《廣場》雜誌及其夭折
在大字報風暴中，曾出現油印刊物．如《五月》、《春雷》、《紅樓報》、《除三害》、《助整風》、《觀察家》、《爭鳴》、《百花壇》等等。但《廣場》是一份有規模的正式刊物，因此投入很多人力和物力。
《廣場》編委會有十五人，主編張元勛，副主輻沈澤宜，實際籌劃工作由陳奉孝負全權責任，另有劉奇弟、龍英華協助陳奉孝。為了籌款，他們四處奔走。同學們都熱情支持，將省下的零用錢捐出來。有的人捐衣服、飯票、水筆。一位化學系同學將自己一箱衣服全賣了，將所得的錢全數捐給《廣場》。校長馬寅初也大力支持，開了一張五百元人民幣的支票給《廣場》，卻被黨委書記江隆基知道，威嚇他，說後果嚴重，馬老迫於無奈，只得向《廣場》編委道歉，收回支票。社會人士方面也有同情學生的，給予相當支持。
這時稿件像雪片飛來，編委們忙得透不過氣來。但傷腦筋的是買不到紙張，因為所有紙張全歸國營公司經營，不准賣白報紙給一個沒有註冊的刊物。後來同學們想出辦法，分頭零買，總算解決了。但印刷的難題擺在面前。於是與北大印刷廠工友聯繫，他們願意幫忙在工余後幫忙偷印，後被廠方發覺，廠黨委書記馬適安日夜駐守廠房，計不得逞。最後用四百元人民
幣買了一架小印刷機，自己動手。
第一期《廣場》出皈了，它的發刊詞這樣寫道：“人與人的關係要重新調整，一些過去習以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東西要重新進行肯定和否定，對於現代的一些論點與觀點要重新進行估定計、評價和探索──。總之，這裡整風運動為主流的大變革是一次偉大的社會主義思想意識的改造運動，或思想意識的大革命，對一切都要勇敢地再認識。
“大鳴大放成為這次運動的精神實質。毫無顧慮地發言，為真理而作好爭論，以及為證明一些新生的主張、觀點、天才的創造，都將如雨後春筍般地誕生！”
這一期主要的文章有：沈澤宜、張元勛合寫的《是時候了》、譚天榮的《一株毒草》、劉奇弟的《白毛女伸冤》、嚴仲強的《自由主義者宣言》、林希翎的演講詞、陳奉孝的一篇社論，顧文選的《我的遭遇》，另外還有幾篇報導。
搶購者熱烈，七千份差不多在一天之內賣完完。本來準備印第二次版，但校黨委立即加以干涉，強行將印刷機搶走，說這是非法印刷，但合法能印嗎，《廣場》就此夭折。
北京和全國各地的學生運動
北京其它大學的學生也有大字報活動，但沒有北大這麼有規模。
清華大學一位署名一個清華人的學生貼出一份《我控訴、我抗議》的大字報，直呼毛澤東為皇帝，他說：“皇上喲，秦始皇與你相比，也只是個無名小卒了，無怪乎你說‘秦皇漢武，略輸文採’，你在鎮壓人民這方面，是勝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多少倍了。”清華大學學生孫寶琮將他的一篇雜文《神、鬼、人》油印散發．神指毛澤東，鬼指共產黨，希望棄神權還人權。
北京師範大學學生組織“x光社”、“苦藥社”，自辦油印刊物《底層之聲》。
北京俄語學院的學生得到內部消息說，俄語人才過剩，畢業後不能分配出去，於是群情轟動。他們除了在牆報《破冰船》上大發議論外，更組織請願團向國務院請願，要求見周恩來，結果只見到總理辦公室主任齊眼銘。
全國各地大專院校甚至中學，也有鳴放運動。北大學生不停寄通訊《接力棒》給全國各校，向它們提供訊息。
南京大學地質系學生雷戟貼《二十條大綱》大字報，揭露特權，反對特權。
武漢大學舉辦民主論壇，集會討論胡風問題。中文系學生吳開斌組織演講團，向成千上萬工人和市民發表演說。
四川大學女學生馮元春也有同樣行動。她兩次向成都學生、市民和郊區農民演講，聽眾達數萬人。
廣東中山大學大字報始於四月間，主要由歷史系學生汪劍鳴、程萬里、蔡全照、盧永達四人帶頭，對該系黨支部副書記黃俞進行鬥爭，動員全校同學舉行環校示威遊行。歷史系同學周中堅發表向哥穆卡致敬的大字報。另外，同學們還替肅反時被錯鬥而自殺的劉雪明伸冤，開追悼會。中大還發生一件趣事，省長陶鑄為了“親民”，到該校飯堂與同學同食。一位女同學向他敬上一碟菜，上面擺了一條螞蝗。陶鑄一看，以為是廚師失職，但女同學對陶鑄說：“據農民經驗，螞蝗吃進肚裡會復活，且繁殖迅速，比毒藥還可怕；請問黨的鳴放政策是不是像我請省長同志吃螞蝗一樣？”這樣的“玩笑”開得真辟鞭辟入裡，很有預見。
陝西師範學院的鳴放最激烈，竟動起粗來。學生們衝進黨委書記辦公室，用木板將門釘死，又佔領了團委書記辦公室，接管了學校廣播室，將生物系黨總支部書記半夜從被窩裡拖出打了一頓。簡直像造反。
運動參與者的受難和犧牲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同一天，毛澤東在黨內發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指示。鳴放結束了，毛澤東的引蛇出洞目的已經達到，現在要開始倒算了，一場可怕的反右鬥爭在全國展開。
“五一九”學生運動，從五月十九日起到六月八日止，總共只有二十天，它比“六四”還短。但這短短二十天所留下來的激情事蹟和異見思想，相當豐富，它們確是中國曆史的寶貴遺產，值得搜集、發掘、記載和尋思。
然而，這二十天的自由鳴放，代價實在太慘重了。
《人民日報》於六月二十一日公開宣布“百花學社”是反動組織，所有學生運動中的主要分子和積極分子都被定為右派分子，鎮壓的鐵錘立即打了過來。林希翔被判徒刑十五年。譚天榮被判十一年勞教，然後又在家鄉勞動，總共勞動了二十二年。陳奉孝入獄十五年，勞教七年，合共也是二十二年。張元勛判刑八年，文革時又要勞改，至七九年才平反。沈澤宜被遣回家鄉做苦工。劉奇弟被判刑十五年，在獄中的“狗洞子”小號裡凍死。張錫錕被勞教後於七六年槍決。還有許許多多人被打成右派，因為音訊隔絕，現在還不知下落。
林昭在運動中因為替《廣場》寫過稿，被打成右派，留校在資料室監督改造，後來與張元春、顧雁辦《星火》，與黃政\朱泓等計劃組織“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被判二十年徒刑，因為她在獄中堅持抗爭，終被槍決。
這批北大學生，個個才華超群，睿智敏思，英年有為，僅僅因為在這二十天“欽賜”的言論自由中昂首探索，提出創新見解，便要承受二十年左右的苦役折磨，甚至付出寶貴的生命。多麼惡毒呵，集權主義者的暴政。
暴政與自由是絕對對立的。共產黨的暴政，決不允許人民有自由，尤其是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和抗爭自由。它使用百倍殘酷的手段去對付異見分子，就是要將異見消滅在異見者有為時期或有生之年，迫使任何一個異見者部無所作為。如果異見者還有一絲作為的話，它就不惜將其肉體消滅。
一九五七年學生民主運動的經驗是可貴的，而運動中受難者和犧牲者的經歷，更值得我們銘記在心。不要忘記歷史，特別是專政者想要抹煞的歷史，否則，這類歷史的罪惡仍會不斷重演。
（《開放》）
(3/30/2005 8:50:00 AM)
